對於“紀實熱”中的失實和作偽，楊士聰概括了三種主要情況。一種無意，一種故意，一種刻意：綜前後諸刻而論之，有三變焉。其始國難初興，新聞互競，得一說則書之不暇擇者，故一刻出，多有所遺，有所誤，有所顛倒，此出於無意，一變也。既而南奔偽官，身為負途之豕，私撰偽書，意圖混飾，或桃僵李代，或淵推膝加，且謬謂北人未免南來，一任冤填，罔顧實跡，此出於立意，又一變也。十七年之鐵案既翻，占風望氣者實煩有徒，歸美中璫，力排善類，甚至矯誣先帝，他為收葬之言，掊擊東林，明立逢時之案，捉風捕影，含沙射人，此陰險之極，出於刻意，又一大變也。[3]
他的概括，算是比較全麵了。情況確如他所說，當時，有關北京的真相，有多種原因可以導致歪曲與變形。不過，楊士聰沒有提及他為何要如此強烈地批評和抱怨“不真”、“風馬牛不相及”、“耳以傳耳，轉相舛錯”。他有難言之隱。
崇禎十六年，楊士聰任職左諭德，甲申之變他正在京城，和其他數百名京官一道，被李自成逮捕、羈押，當眾官遭受酷刑時，他卻因與闖軍部將王敦武交好，受到保護。後來，李自成潰走，滿清入城，他又通過已經降清的門人方大猷幫助，脫身南逃。但有報導說，他投順了李闖，得授官職“偽戶政府少堂。徐凝生《國難紀》雲：‘親見門粘欽授官銜。’”[4]
關於楊士聰曾經投降，似為孤說，姑置不論；然而他先後從“寇”“虜”兩邊都得到好處，總是事實。假如再加上未能盡“主辱臣死”的義務，那麽，這個從北京全身而退的明朝中級官員，道德層麵上便有三個難言之隱。南來後，這陰影一直籠罩著他。他仍希望為朝廷做事，史可法也曾請旨以他為江北監軍，然而“不果”，隻好落寞過江，輾轉遷徙，年五十二而終。吳偉業為作墓誌銘，論之：“悒悒不得誌以死”，“忠矣而不遂其名”。[5]
無疑地，《甲申核真略》在他實為“發憤”之作。以當時輿論，明朝諸臣在闖軍帳下受刑辱而不能死，即為可恥，像楊士聰這樣，居然能夠毫髮無傷地從北京逃出來，更必然大虧名節。針對這種氛圍，楊士聰憤然寫道：自南中欲錮北來諸臣，遂倡為刑辱之說，計將一網打盡。坊刻豎儒，未喻厥旨，乃謬引刑不上大夫之說，橫生巧詆，何比擬之非倫也。餘偶未罹賊刑，茲於受刑諸臣，悉為明著於篇，以質公論。[6]
從這段話可見，“北來諸臣”怎樣變成了過街老鼠。這種道德義憤不留絲毫餘地，北京每個倖免於難的官員一概有罪，而為眾口唾罵、千夫所指。楊士聰以為其中存有極大不公，今天我們也以為如此；他指控南方出版物在報導、記述和反映甲申之變上，存在以道德劫持事實或出於政治鬥爭需要歪曲事實的情況，我們也同意這一看法。不過，他的反駁與澄清不僅徒勞，甚至天真可笑。在當時，別的不說，單單他“偶未罹賊刑”這一點，就絕不可能得到諒解。麵對這種情節，每個人所展開的想像都將是：此人必已降賊。
更極端的例子，是光時亨。他在崇禎末年任刑科給事中，以城破前“力阻南遷”聞名於史。多種史籍述稱，城破後光時亨降於李自成，如《甲申傳信錄》、《弘光實錄鈔》等等，總之持其說者甚眾，大約正如楊士聰所說“耳以傳耳，轉相舛錯”，互抄互襲，以致最初所出已不可考。幾年前我寫《龍床》，從諸家唯見此說，未嚐疑之；嗣後，偶然讀到馬其昶《桐城耆舊傳》中的《光給事傳弟五十一》，這才知道光時亨降闖也許子虛烏有。據該書述，城陷之時，光時亨正與禦史王章巡城，混亂中王章被殺，光時亨從城牆墮落，摔壞左腿，爬到一間尼庵，半夜自經，被尼姑發現解救。又與禦史金鉉一齊投河，金鉉身亡，光時亨則被人救起。之後“潛行南還”，在宿遷被劉澤清派士兵捉拿，送到南京。阮大鋮因舊怨，將其列入附逆案中，乙酉四月與周鍾、項煜等同日被殺。到唐王朱聿鍵時，其子光廷瑞替父伸冤，給事中方士亮具疏求平反，得到黃道周支持，“得旨昭雪”，恢復原官銜，又授光廷瑞以內閣中書之職。[7]
馬其昶稱其所本為《桐城軼事》，以及左光先的《野史辨誣》，前者“記被誣下獄及昭雪事甚詳”。這兩件材料，我都不曾眼見。比之於光時亨曾降李闖的眾口一詞，馬其昶一家之言有些單弱，我們未必立刻加以採信。但這種在同一件事上南轅北轍、截然相反的敘述，提醒我們充分注意明末歷史的複雜性。
二
如楊士聰所說，在南方，“北來諸臣”背負了沉重壓力，身陷白眼之中。這處境，固然源自一種極端化的倫理道德話語（後麵我們再具體討論），但也要看到，北京陷落後發生的許多事，對明末的精英階層構成很大打擊，使他們倍感顏麵掃地，難對世人。
《甲申朝事小紀》開列了投降李闖的明朝官員詳細名單，具其姓名及所授官職。那是一份相當長的名單，我逐個數下來，總計一百四十五人。其中分三種情形：迎降擁戴者、接受大順委任者、得錄用而未授職者。[8]《平寇誌》也寫到大致相同的情形和數目，隻是未曾具體列出每人姓名。[9]
他的概括，算是比較全麵了。情況確如他所說，當時，有關北京的真相，有多種原因可以導致歪曲與變形。不過，楊士聰沒有提及他為何要如此強烈地批評和抱怨“不真”、“風馬牛不相及”、“耳以傳耳，轉相舛錯”。他有難言之隱。
崇禎十六年，楊士聰任職左諭德，甲申之變他正在京城，和其他數百名京官一道，被李自成逮捕、羈押，當眾官遭受酷刑時，他卻因與闖軍部將王敦武交好，受到保護。後來，李自成潰走，滿清入城，他又通過已經降清的門人方大猷幫助，脫身南逃。但有報導說，他投順了李闖，得授官職“偽戶政府少堂。徐凝生《國難紀》雲：‘親見門粘欽授官銜。’”[4]
關於楊士聰曾經投降，似為孤說，姑置不論；然而他先後從“寇”“虜”兩邊都得到好處，總是事實。假如再加上未能盡“主辱臣死”的義務，那麽，這個從北京全身而退的明朝中級官員，道德層麵上便有三個難言之隱。南來後，這陰影一直籠罩著他。他仍希望為朝廷做事，史可法也曾請旨以他為江北監軍，然而“不果”，隻好落寞過江，輾轉遷徙，年五十二而終。吳偉業為作墓誌銘，論之：“悒悒不得誌以死”，“忠矣而不遂其名”。[5]
無疑地，《甲申核真略》在他實為“發憤”之作。以當時輿論，明朝諸臣在闖軍帳下受刑辱而不能死，即為可恥，像楊士聰這樣，居然能夠毫髮無傷地從北京逃出來，更必然大虧名節。針對這種氛圍，楊士聰憤然寫道：自南中欲錮北來諸臣，遂倡為刑辱之說，計將一網打盡。坊刻豎儒，未喻厥旨，乃謬引刑不上大夫之說，橫生巧詆，何比擬之非倫也。餘偶未罹賊刑，茲於受刑諸臣，悉為明著於篇，以質公論。[6]
從這段話可見，“北來諸臣”怎樣變成了過街老鼠。這種道德義憤不留絲毫餘地，北京每個倖免於難的官員一概有罪，而為眾口唾罵、千夫所指。楊士聰以為其中存有極大不公，今天我們也以為如此；他指控南方出版物在報導、記述和反映甲申之變上，存在以道德劫持事實或出於政治鬥爭需要歪曲事實的情況，我們也同意這一看法。不過，他的反駁與澄清不僅徒勞，甚至天真可笑。在當時，別的不說，單單他“偶未罹賊刑”這一點，就絕不可能得到諒解。麵對這種情節，每個人所展開的想像都將是：此人必已降賊。
更極端的例子，是光時亨。他在崇禎末年任刑科給事中，以城破前“力阻南遷”聞名於史。多種史籍述稱，城破後光時亨降於李自成，如《甲申傳信錄》、《弘光實錄鈔》等等，總之持其說者甚眾，大約正如楊士聰所說“耳以傳耳，轉相舛錯”，互抄互襲，以致最初所出已不可考。幾年前我寫《龍床》，從諸家唯見此說，未嚐疑之；嗣後，偶然讀到馬其昶《桐城耆舊傳》中的《光給事傳弟五十一》，這才知道光時亨降闖也許子虛烏有。據該書述，城陷之時，光時亨正與禦史王章巡城，混亂中王章被殺，光時亨從城牆墮落，摔壞左腿，爬到一間尼庵，半夜自經，被尼姑發現解救。又與禦史金鉉一齊投河，金鉉身亡，光時亨則被人救起。之後“潛行南還”，在宿遷被劉澤清派士兵捉拿，送到南京。阮大鋮因舊怨，將其列入附逆案中，乙酉四月與周鍾、項煜等同日被殺。到唐王朱聿鍵時，其子光廷瑞替父伸冤，給事中方士亮具疏求平反，得到黃道周支持，“得旨昭雪”，恢復原官銜，又授光廷瑞以內閣中書之職。[7]
馬其昶稱其所本為《桐城軼事》，以及左光先的《野史辨誣》，前者“記被誣下獄及昭雪事甚詳”。這兩件材料，我都不曾眼見。比之於光時亨曾降李闖的眾口一詞，馬其昶一家之言有些單弱，我們未必立刻加以採信。但這種在同一件事上南轅北轍、截然相反的敘述，提醒我們充分注意明末歷史的複雜性。
二
如楊士聰所說，在南方，“北來諸臣”背負了沉重壓力，身陷白眼之中。這處境，固然源自一種極端化的倫理道德話語（後麵我們再具體討論），但也要看到，北京陷落後發生的許多事，對明末的精英階層構成很大打擊，使他們倍感顏麵掃地，難對世人。
《甲申朝事小紀》開列了投降李闖的明朝官員詳細名單，具其姓名及所授官職。那是一份相當長的名單，我逐個數下來，總計一百四十五人。其中分三種情形：迎降擁戴者、接受大順委任者、得錄用而未授職者。[8]《平寇誌》也寫到大致相同的情形和數目，隻是未曾具體列出每人姓名。[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