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76頁。
[78]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81頁。
[79]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94頁。
[80]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0頁。
[81]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2頁。
[82]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3頁。
[83]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4頁。
[84]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5頁。
[85]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5頁。
[86] 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華書局，1974，第7941頁。
[87] 徐鼒《小腆紀傳》卷五十三列傳四十六儒林一，中華書局，1958，第571頁。
[88] 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65頁。
[89] 徐鼒《小腆紀傳》卷四十六列傳三十九義師一，中華書局，1958，第480頁。
[90]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壯悔堂文集》卷三，商務印書館，1937，第53頁。
[91] 趙爾巽等《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八遺逸二，中華書局，1977，第13851頁。
[92]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七十九，中華書局，1974，第7143頁。
[93] 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黃山書社，1990，第177頁。
[94] 徐鼒《小腆紀傳》卷十四列傳七吳適，中華書局，1958，第160頁。
[95] 徐鼒《小腆紀傳》卷十九列傳十二周鑣，中華書局，1958，第207頁。
[96] 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22頁。
[97] 夏允彝《倖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308頁。
[98]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27頁。
[99] 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22頁。
[100] 夏允彝《倖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308頁。
[101] 據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85頁。
[102] 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10頁。
[103] 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華書局，1974，第7943頁。
[104] 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3頁。
[105] 郭沫若《夏完淳》，《夏完淳集箋校》附錄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73頁。
[106] 夏完淳《續倖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322頁。
[107] 夏允彝《倖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293頁。
[108] 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14頁。
[109] 黃宗羲《汰存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頁。
[110] 黃宗羲《汰存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頁。
降附·名節
降附名單中不少人，歷來“遇事敢言”、“有直聲”，清議甚佳，乃至是東林、復社名士。在盛行以名節論是非的明末政壇，這令人大跌眼鏡，構成十足的反諷。觀察這個“名節”係統，我們除了從中看到中國特有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形態，也看到了歷史的陰影。
一
明末投降問題，既引人注目，又淆亂迷離。
當時，楊士聰寫了一本小冊子《甲申核真略》。他在“凡論”裏說：稱核真者，以坊刻之訛，故加核也。坊刻類以南身記北事，耳以傳耳，轉相舛錯，甚至風馬牛不相及者，其不真也固宜。[1]
他所講的“坊刻”，指甲申國變後推出的一批書。明代印刷術既已發達，而明人的時事意識、政治意識、新聞意識、市場意識更是前所未有。驚世之變後，出版家反應迅疾，第一時間付諸行動。他們知道什麽書好銷，也知道怎樣內容合乎讀者口味，於是，以親歷、見聞的名目，或編或撰，大量推出紀實作品。以我看來，這其實是中國的第一次紀實作品出版熱。不過也跟今天相仿，名曰“紀實”，裏麵卻有不少屬於掛羊頭賣狗肉，打著親歷、見聞的旗號，實際隻是道聽途說，即便捕風捉影、張冠李戴、無中生有一類情形，亦復不少。一個主要原因，即如楊士聰所說，“以南身記北事”。好些編者、作者，事變發生時，根本身在南方。既然並不在場，況且又是短時間匆就，哪怕沒有捏造之心，對實際事實疏於核實終歸難免。舉個例子，後被阮大鋮借題殺掉的周鑣，便是“以南身記北事”的一位。他一個人就編輯了兩本這樣的書，一名《燕中紀事》，一名《國變錄》，被失睦的親戚告發為“私刻”。[2]這兩本書，我們現在不能看到，難斷其質量；不過以其遠離北京，仍敢採用《燕中紀事》《國變錄》這樣追求現場感的書名，確令人不得不抱一點懷疑。
[78] 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281頁。
[79]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494頁。
[80]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0頁。
[81]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2頁。
[82]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3頁。
[83]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4頁。
[84]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5頁。
[85]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記》，《歷代日記叢鈔》第八冊，學苑出版社，2005，第505頁。
[86] 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華書局，1974，第7941頁。
[87] 徐鼒《小腆紀傳》卷五十三列傳四十六儒林一，中華書局，1958，第571頁。
[88] 黃宗羲《思舊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65頁。
[89] 徐鼒《小腆紀傳》卷四十六列傳三十九義師一，中華書局，1958，第480頁。
[90]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壯悔堂文集》卷三，商務印書館，1937，第53頁。
[91] 趙爾巽等《清史稿》，列傳二百八十八遺逸二，中華書局，1977，第13851頁。
[92] 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七十九，中華書局，1974，第7143頁。
[93] 馬其昶《桐城耆舊傳》，黃山書社，1990，第177頁。
[94] 徐鼒《小腆紀傳》卷十四列傳七吳適，中華書局，1958，第160頁。
[95] 徐鼒《小腆紀傳》卷十九列傳十二周鑣，中華書局，1958，第207頁。
[96] 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22頁。
[97] 夏允彝《倖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308頁。
[98]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中華書局，2006，第327頁。
[99] 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22頁。
[100] 夏允彝《倖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308頁。
[101] 據李清《南渡錄》，《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第385頁。
[102] 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10頁。
[103] 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華書局，1974，第7943頁。
[104] 計六奇《明季南略》，中華書局，2008，第203頁。
[105] 郭沫若《夏完淳》，《夏完淳集箋校》附錄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73頁。
[106] 夏完淳《續倖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322頁。
[107] 夏允彝《倖存錄》，《明季稗史初編》，上海書店，1988，第293頁。
[108] 李清《三垣筆記》，中華書局，1997，第114頁。
[109] 黃宗羲《汰存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頁。
[110] 黃宗羲《汰存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頁。
降附·名節
降附名單中不少人，歷來“遇事敢言”、“有直聲”，清議甚佳，乃至是東林、復社名士。在盛行以名節論是非的明末政壇，這令人大跌眼鏡，構成十足的反諷。觀察這個“名節”係統，我們除了從中看到中國特有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形態，也看到了歷史的陰影。
一
明末投降問題，既引人注目，又淆亂迷離。
當時，楊士聰寫了一本小冊子《甲申核真略》。他在“凡論”裏說：稱核真者，以坊刻之訛，故加核也。坊刻類以南身記北事，耳以傳耳，轉相舛錯，甚至風馬牛不相及者，其不真也固宜。[1]
他所講的“坊刻”，指甲申國變後推出的一批書。明代印刷術既已發達，而明人的時事意識、政治意識、新聞意識、市場意識更是前所未有。驚世之變後，出版家反應迅疾，第一時間付諸行動。他們知道什麽書好銷，也知道怎樣內容合乎讀者口味，於是，以親歷、見聞的名目，或編或撰，大量推出紀實作品。以我看來，這其實是中國的第一次紀實作品出版熱。不過也跟今天相仿，名曰“紀實”，裏麵卻有不少屬於掛羊頭賣狗肉，打著親歷、見聞的旗號，實際隻是道聽途說，即便捕風捉影、張冠李戴、無中生有一類情形，亦復不少。一個主要原因，即如楊士聰所說，“以南身記北事”。好些編者、作者，事變發生時，根本身在南方。既然並不在場，況且又是短時間匆就，哪怕沒有捏造之心，對實際事實疏於核實終歸難免。舉個例子，後被阮大鋮借題殺掉的周鑣，便是“以南身記北事”的一位。他一個人就編輯了兩本這樣的書，一名《燕中紀事》，一名《國變錄》，被失睦的親戚告發為“私刻”。[2]這兩本書，我們現在不能看到，難斷其質量；不過以其遠離北京，仍敢採用《燕中紀事》《國變錄》這樣追求現場感的書名，確令人不得不抱一點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