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客觀起見，作一點說明：史可法說，終弘光一朝不加一兵、一旅未西，嚴格講亦非事實。實際上，曾有一支明軍主力正式向西北挺進，並抵於黃河南岸的歸德。這支軍隊，便是四鎮之一興平伯高傑所部。
高傑其人，原係李自成舊將，後歸降。國變中及弘光伊始，他形象很壞，參與馬士英擁立朱由崧的行動、在揚州荼毒百姓、又與靖南侯黃得功大打出手。他是地道的一介武夫，粗暴勇狠，天生草莽氣質。但此人內在品質其實相當純正，我讀他的故事，不期想起魯智深。當時魯提轄經趙員外介紹，到五台山出家，眾僧見其兇惡，皆不欲留，獨智真長老曰：此人根性至正，將來“證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57]。這句話，也完全可以用於高傑。史可法督師江北後，苦口婆心做諸將工作，最終被感化的隻有高傑。以後的高傑，脫胎換骨，判若兩人，直到去世，他的表現稱得上義薄雲天。
在史可法影響下，高傑很快與其他諸鎮從思想和行為上劃清界限，躍出汙泥，獨濯青蓮，凡大是大非都能站到正確立場。他是弘光大帥中唯一胸懷恢復大誌且能付諸行動的人。七月，朝廷打破對清政策之沉默不久，他就托監軍萬元吉請示：高傑聞兩寇相持，欲乘機復開、歸（開封、歸德），伺便入秦，奪其巢穴。[58]
可見挺進開、歸的軍事計劃，在他心中存之已久。八月二十四日，史可法代他再次請示：高傑言進取開歸，直搗關洛，其誌甚銳。[59]
其間，高傑曾致信清肅王豪格，寫得光明磊落、滿紙血性：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予心。大仇未報，山川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傑猥以菲劣，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奠先帝，則傑之血忠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額祝復我大仇者。[60]
高傑的轉變，有如周處第二，令人稱奇。他從驅趕大軍蜂擁南下，一心一意找個安逸富庶之地安頓家小、苟且偷生，到拔地而起、仗劍而行、傾巢北進——且是在無任何後援的情況下毅然前往——其大悔大悟，令人肅然。
“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炮無故自裂，傑曰：‘此偶然耳。’遂於十月十四日登舟。”[61]“明年正月，傑至睢州。”睢州即今河南睢縣，在歸德（今商丘）以西約四十公裏。駐於此地的明總兵許定國，與高傑有舊隙，高傑自歸德出發前曾與之修好，“貽定國千金、幣百匹”[62]，由是不備。乙酉一月十二日，許定國設計殺害了高傑，然後降清。
“可法聞之大哭，知中原之不能復圖也。”[63]南京隻有一個高傑。斯人既亡，厥無其繼。高傑的出現，其實是個意外。是史可法感召力與高傑品性相互激發、耦合的結果，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高傑並未真正投入作戰，但畢竟明軍一支勁旅已經到達前線。就此而言，不加一兵、一旅未西的說法，似應修正。
然而有個疑問：高傑北進究竟有無旨意？疑問的提出，是因為從基本材料看，在“恢復”問題上，南京當局始終扮演阻撓、刁難角色。這並不表現為言語上的明確禁止（與責任和道義相拗），卻實質性地從物質和行動上給以掣肘。比如派餉一事，史可法唇焦舌敝、再三索討，遲遲不予兌現。為此，素來任勞任怨的史可法，終於少見地發了牢騷：近聞諸臣條奏，但知催兵，不知計餉。天下寧有不食之兵、不飼之馬？可以進取者，目前但有餉銀可應，臣即躬率橐鞬為諸鎮前驅。[64]
這是八月的事情，到十一月份，據其下屬應廷吉說，“額餉雖設，所入不敷所出”[65]。雖發下一些錢糧，卻根本不夠用。史可法隻好另籌，包括屯田甚至親自求人捐獻。例如有朱姓巨富，“公慮經費不足，輒造其廬，請助餉萬金以塞眾口。”[66]
高傑大軍北行，肯定需要足夠的軍費，但我們卻未發現朝廷曾針對這一行動予以撥給的記載。其來源，可能是高傑駐紮江北數月來自征所得（建四藩時，有諸鎮可開市徵稅的許可），或者通過其他途徑。應廷吉說，史可法動員朱姓巨富捐餉未果，後來高傑也找上門，他可不那麽客氣，採取了打土豪方式，“追贓數十萬，減至四萬”[67]，似乎弄到一些，但也沒盡如其願。
除軍費須自籌補充，進軍的指令，我們推測也與南京無涉，而是史可法以督師名義自行下達。這雖屬推測，卻有側麵的旁證——左良玉兵變後，馬士英盡調江北兵力對付左軍，連史可法直接指揮的區區幾千人也不放過（參閱前文所引史可法《請早定廟算疏》）；可見，依南京主政者的本意，絕不樂於見到一兵一卒遠離近畿。高傑所部，在四鎮中戰鬥力首屈一指，對馬士英來說，將這樣一支主力部隊派出遠征，可能性完全為零。
因此，假使分析得不錯，高傑西進大概是在自籌軍費基礎上，經史可法個人毅然拍板而來的行動。如此說來，史可法堅稱朝廷不加一兵、一旅未西，某種意義上仍是事實。
十一
這個朝廷，國都失陷，疆土分裂，君主自盡。然而，它什麽也沒有做。
這個朝廷，擁有最多的兵力、最富的區域、最先進的生產力，論有資格打仗與打得起仗，無人能及。然而，從頭到尾它沒打過一場仗。
客觀起見，作一點說明：史可法說，終弘光一朝不加一兵、一旅未西，嚴格講亦非事實。實際上，曾有一支明軍主力正式向西北挺進，並抵於黃河南岸的歸德。這支軍隊，便是四鎮之一興平伯高傑所部。
高傑其人，原係李自成舊將，後歸降。國變中及弘光伊始，他形象很壞，參與馬士英擁立朱由崧的行動、在揚州荼毒百姓、又與靖南侯黃得功大打出手。他是地道的一介武夫，粗暴勇狠，天生草莽氣質。但此人內在品質其實相當純正，我讀他的故事，不期想起魯智深。當時魯提轄經趙員外介紹，到五台山出家，眾僧見其兇惡，皆不欲留，獨智真長老曰：此人根性至正，將來“證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57]。這句話，也完全可以用於高傑。史可法督師江北後，苦口婆心做諸將工作，最終被感化的隻有高傑。以後的高傑，脫胎換骨，判若兩人，直到去世，他的表現稱得上義薄雲天。
在史可法影響下，高傑很快與其他諸鎮從思想和行為上劃清界限，躍出汙泥，獨濯青蓮，凡大是大非都能站到正確立場。他是弘光大帥中唯一胸懷恢復大誌且能付諸行動的人。七月，朝廷打破對清政策之沉默不久，他就托監軍萬元吉請示：高傑聞兩寇相持，欲乘機復開、歸（開封、歸德），伺便入秦，奪其巢穴。[58]
可見挺進開、歸的軍事計劃，在他心中存之已久。八月二十四日，史可法代他再次請示：高傑言進取開歸，直搗關洛，其誌甚銳。[59]
其間，高傑曾致信清肅王豪格，寫得光明磊落、滿紙血性：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予心。大仇未報，山川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傑猥以菲劣，不揣綿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奠先帝，則傑之血忠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額祝復我大仇者。[60]
高傑的轉變，有如周處第二，令人稱奇。他從驅趕大軍蜂擁南下，一心一意找個安逸富庶之地安頓家小、苟且偷生，到拔地而起、仗劍而行、傾巢北進——且是在無任何後援的情況下毅然前往——其大悔大悟，令人肅然。
“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炮無故自裂，傑曰：‘此偶然耳。’遂於十月十四日登舟。”[61]“明年正月，傑至睢州。”睢州即今河南睢縣，在歸德（今商丘）以西約四十公裏。駐於此地的明總兵許定國，與高傑有舊隙，高傑自歸德出發前曾與之修好，“貽定國千金、幣百匹”[62]，由是不備。乙酉一月十二日，許定國設計殺害了高傑，然後降清。
“可法聞之大哭，知中原之不能復圖也。”[63]南京隻有一個高傑。斯人既亡，厥無其繼。高傑的出現，其實是個意外。是史可法感召力與高傑品性相互激發、耦合的結果，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高傑並未真正投入作戰，但畢竟明軍一支勁旅已經到達前線。就此而言，不加一兵、一旅未西的說法，似應修正。
然而有個疑問：高傑北進究竟有無旨意？疑問的提出，是因為從基本材料看，在“恢復”問題上，南京當局始終扮演阻撓、刁難角色。這並不表現為言語上的明確禁止（與責任和道義相拗），卻實質性地從物質和行動上給以掣肘。比如派餉一事，史可法唇焦舌敝、再三索討，遲遲不予兌現。為此，素來任勞任怨的史可法，終於少見地發了牢騷：近聞諸臣條奏，但知催兵，不知計餉。天下寧有不食之兵、不飼之馬？可以進取者，目前但有餉銀可應，臣即躬率橐鞬為諸鎮前驅。[64]
這是八月的事情，到十一月份，據其下屬應廷吉說，“額餉雖設，所入不敷所出”[65]。雖發下一些錢糧，卻根本不夠用。史可法隻好另籌，包括屯田甚至親自求人捐獻。例如有朱姓巨富，“公慮經費不足，輒造其廬，請助餉萬金以塞眾口。”[66]
高傑大軍北行，肯定需要足夠的軍費，但我們卻未發現朝廷曾針對這一行動予以撥給的記載。其來源，可能是高傑駐紮江北數月來自征所得（建四藩時，有諸鎮可開市徵稅的許可），或者通過其他途徑。應廷吉說，史可法動員朱姓巨富捐餉未果，後來高傑也找上門，他可不那麽客氣，採取了打土豪方式，“追贓數十萬，減至四萬”[67]，似乎弄到一些，但也沒盡如其願。
除軍費須自籌補充，進軍的指令，我們推測也與南京無涉，而是史可法以督師名義自行下達。這雖屬推測，卻有側麵的旁證——左良玉兵變後，馬士英盡調江北兵力對付左軍，連史可法直接指揮的區區幾千人也不放過（參閱前文所引史可法《請早定廟算疏》）；可見，依南京主政者的本意，絕不樂於見到一兵一卒遠離近畿。高傑所部，在四鎮中戰鬥力首屈一指，對馬士英來說，將這樣一支主力部隊派出遠征，可能性完全為零。
因此，假使分析得不錯，高傑西進大概是在自籌軍費基礎上，經史可法個人毅然拍板而來的行動。如此說來，史可法堅稱朝廷不加一兵、一旅未西，某種意義上仍是事實。
十一
這個朝廷，國都失陷，疆土分裂，君主自盡。然而，它什麽也沒有做。
這個朝廷，擁有最多的兵力、最富的區域、最先進的生產力，論有資格打仗與打得起仗，無人能及。然而，從頭到尾它沒打過一場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