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代人一見“乞和”、“割地”，往往痛心疾首，以為大慝。但在古代，這並非想像的那樣嚴重。古代不存在嚴格的國際法體係，盟誓、條約有一定約束力，可是真的加以無視和撕毀卻也不算什麽，沒有聯合國、海牙國際法庭之類居中仲裁、估衡罪責，爭端最終還是由實力來解決，我們看春秋戰國間，那種不斷盟會又不斷毀棄的鬧劇，正不知有多少。十七世紀中葉，起碼在中國，依舊如此；今日予之，卻不妨於條件發生變化的明天，重新奪回來。
六月二十九日召對，令人印象深刻處，不在於討論了對滿清的賠償與割地問題，而在於對西進問題完全不提。假如明朝一麵著手與滿清媾和，暫屈大丈夫之所當屈，一麵順勢而動，整頓兵甲、驅師西進，我們對局勢的解讀，尚能於消極中捕捉一絲向積極轉化的因素，對未來則尚有想像的餘地。那一缺失或消失，不單證實了來自滿清的判斷，也向歷史證實，這朝廷確已自棄希望。
九
出使北京的使團，倒是很快組成了。七月初五，宣布使團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左懋第領銜，馬紹愉、陳洪範為副使。臨行，左懋第辭闕，痛陳：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復之氣。望陛下時時以天下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恥為心……撫江上之黎氓，而即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臣更望皇上命諸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為事，勿以臣此行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為可恃。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守，而後能拱護南都於萬全。[43]
分明已抱訣別之意，字字泣血，歷歷可見。明朝實不乏這樣的忠正之臣，可惜，他們都不能挽狂瀾於既倒。那種整體的隳壞，正如《左傳》所言：“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44]
明朝似乎覺得，向北京派出使團，便萬事大吉，重新變得無所事事，此後我們隻看到一些零星記載，如七月十七日將出使名義從“款北”改為“酬北”（“款”有藐視之意）[45]，八月初四補充決定“優恤”吳三桂之父吳襄、贈其“薊國公”[46]，九月初二“史可法請進兵恢復，詔以‘北使方行，大兵繼之未便’。”[47]之外再無動靜，哪怕屢有塘報報告“和議未成”[48]，包括十二月中旬使團成員陳洪範隻身南歸、從而確知和談失敗[49]，南京也都沒有任何應對。
《左忠貞公文集》書影。
左懋第，山東萊陽人，崇禎七年進士，時任右僉都禦史兼應（天）徽（州）巡撫。朝議組建使團赴北京與清和談，無人應命，左懋第主動進奏，要求北上。後遭滿清扣押，不屈被害，獲譽“明末文天祥”。
李自成像，作者佚名。
此繪像體現了當代英雄主義畫風，從人物姿態、表情、目光、麵容等看，應為“文革”時期作品，其手法與特徵曾廣泛見於當時工農兵形象宣傳畫。以之與明人史著中李自成相對照，歷史反差感極強。
雖然朝廷狀態如此，史可法卻沒有放棄。他權當先前建議已獲默許（確實也沒有遭到否定），而自行準備。從所見材料看，南京主事者從未對他的準備工作給予任何實質的支持，但他一直都在積極籌備，縱然隻是孤旅一支，縱然隻是象徵性地表示明朝採取了行動，也要將它變成事實。八月十八日，他向朝廷報告“將北伐”，“命申紀律”[50]，九月初二，請求正式進軍，但被以等待和談結果為由，下令暫緩。
以後，史可法曾多次敦促。九月二十六日，奏言：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後遂為胡土。我爭之非易，虛延日月，貽誤封疆，罪在於臣。[51]
眼見一河之隔，滿清大張旗鼓展開接管，自己卻隻能幹瞪眼。十一月十二日，他憤而寫道：痛自三月以來至於今日，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數月，一兵未加。[52]
“一兵未加”四個字，道盡悲哀。《史忠正公集》還載有《自劾師久無功疏》，用強烈自責的方式，揭露朝事之空洞虛無：臣本無才，謬膺討賊，亦謂猛拌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先帝之恩，光贊中興之治。豈知人情未協，時勢日艱，自舊歲五月出師，左拮右據，前疐後跋……臣是以仰天拊心，泣涕出血，精神日暓，憂鬱日沈，疾病日加，深嘆於寸絲之莫酬，而萬死之莫贖也。[53]
此疏上於何日，未得其詳，而據疏中“今受命十月，一旅未西”來看，時在乙酉三月（1645年4月）。這時，清兵已渡過黃河，“破蒙山，逼歸、徐，江南震恐”[54]。麵此局勢，史可法撫思所來，內心豈不創巨痛深。《史忠正公集》所載最後一道奏疏，作於左良玉軍變後，其雲：頃報北兵……臣提兵赴泗，正思聯絡鳳泗，控守淮南，不意復有上遊之警（指左軍之變），調臣赴廬皖上遊。臣伏思上遊之事，發難無名，沿江重兵，自足相抵，其勢未必即東下，而北兵南來，則歷歷有據，聲勢震盪，遠近惶駭。萬一長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帶，無一堅城，其誰為禦之？不知士英何以受蔽至此！[55]
這道奏章發出不久，揚州告破，史可法罹難。縱觀前後全過程，明朝可謂未用史可法一言，而史可法則是眼睜睜看著國家怎樣一步一步毫無作為地走向滅亡。《南疆逸史》為之概述：“可法受事數月，疏非數十上，皆中興大故，言極痛憤，草成輒嗚咽不自勝，幕下士比為飲泣。”[56]
六月二十九日召對，令人印象深刻處，不在於討論了對滿清的賠償與割地問題，而在於對西進問題完全不提。假如明朝一麵著手與滿清媾和，暫屈大丈夫之所當屈，一麵順勢而動，整頓兵甲、驅師西進，我們對局勢的解讀，尚能於消極中捕捉一絲向積極轉化的因素，對未來則尚有想像的餘地。那一缺失或消失，不單證實了來自滿清的判斷，也向歷史證實，這朝廷確已自棄希望。
九
出使北京的使團，倒是很快組成了。七月初五，宣布使團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左懋第領銜，馬紹愉、陳洪範為副使。臨行，左懋第辭闕，痛陳：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復之氣。望陛下時時以天下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恥為心……撫江上之黎氓，而即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臣更望皇上命諸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為事，勿以臣此行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為可恃。必能渡河而戰，而後能扼河而守，而後能拱護南都於萬全。[43]
分明已抱訣別之意，字字泣血，歷歷可見。明朝實不乏這樣的忠正之臣，可惜，他們都不能挽狂瀾於既倒。那種整體的隳壞，正如《左傳》所言：“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44]
明朝似乎覺得，向北京派出使團，便萬事大吉，重新變得無所事事，此後我們隻看到一些零星記載，如七月十七日將出使名義從“款北”改為“酬北”（“款”有藐視之意）[45]，八月初四補充決定“優恤”吳三桂之父吳襄、贈其“薊國公”[46]，九月初二“史可法請進兵恢復，詔以‘北使方行，大兵繼之未便’。”[47]之外再無動靜，哪怕屢有塘報報告“和議未成”[48]，包括十二月中旬使團成員陳洪範隻身南歸、從而確知和談失敗[49]，南京也都沒有任何應對。
《左忠貞公文集》書影。
左懋第，山東萊陽人，崇禎七年進士，時任右僉都禦史兼應（天）徽（州）巡撫。朝議組建使團赴北京與清和談，無人應命，左懋第主動進奏，要求北上。後遭滿清扣押，不屈被害，獲譽“明末文天祥”。
李自成像，作者佚名。
此繪像體現了當代英雄主義畫風，從人物姿態、表情、目光、麵容等看，應為“文革”時期作品，其手法與特徵曾廣泛見於當時工農兵形象宣傳畫。以之與明人史著中李自成相對照，歷史反差感極強。
雖然朝廷狀態如此，史可法卻沒有放棄。他權當先前建議已獲默許（確實也沒有遭到否定），而自行準備。從所見材料看，南京主事者從未對他的準備工作給予任何實質的支持，但他一直都在積極籌備，縱然隻是孤旅一支，縱然隻是象徵性地表示明朝採取了行動，也要將它變成事實。八月十八日，他向朝廷報告“將北伐”，“命申紀律”[50]，九月初二，請求正式進軍，但被以等待和談結果為由，下令暫緩。
以後，史可法曾多次敦促。九月二十六日，奏言：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後遂為胡土。我爭之非易，虛延日月，貽誤封疆，罪在於臣。[51]
眼見一河之隔，滿清大張旗鼓展開接管，自己卻隻能幹瞪眼。十一月十二日，他憤而寫道：痛自三月以來至於今日，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數月，一兵未加。[52]
“一兵未加”四個字，道盡悲哀。《史忠正公集》還載有《自劾師久無功疏》，用強烈自責的方式，揭露朝事之空洞虛無：臣本無才，謬膺討賊，亦謂猛拌一死，力殄逆氛，庶仰酬先帝之恩，光贊中興之治。豈知人情未協，時勢日艱，自舊歲五月出師，左拮右據，前疐後跋……臣是以仰天拊心，泣涕出血，精神日暓，憂鬱日沈，疾病日加，深嘆於寸絲之莫酬，而萬死之莫贖也。[53]
此疏上於何日，未得其詳，而據疏中“今受命十月，一旅未西”來看，時在乙酉三月（1645年4月）。這時，清兵已渡過黃河，“破蒙山，逼歸、徐，江南震恐”[54]。麵此局勢，史可法撫思所來，內心豈不創巨痛深。《史忠正公集》所載最後一道奏疏，作於左良玉軍變後，其雲：頃報北兵……臣提兵赴泗，正思聯絡鳳泗，控守淮南，不意復有上遊之警（指左軍之變），調臣赴廬皖上遊。臣伏思上遊之事，發難無名，沿江重兵，自足相抵，其勢未必即東下，而北兵南來，則歷歷有據，聲勢震盪，遠近惶駭。萬一長淮不守，直抵江上，沿江一帶，無一堅城，其誰為禦之？不知士英何以受蔽至此！[55]
這道奏章發出不久，揚州告破，史可法罹難。縱觀前後全過程，明朝可謂未用史可法一言，而史可法則是眼睜睜看著國家怎樣一步一步毫無作為地走向滅亡。《南疆逸史》為之概述：“可法受事數月，疏非數十上，皆中興大故，言極痛憤，草成輒嗚咽不自勝，幕下士比為飲泣。”[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