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段將國家與武力以及文與武的辯證關係、歷史認識的變化、宋明理學與孔子本人的差異、史可法正確在何處等一幹問題，講得格外清楚。讀一遍，我們對中國的相關歷史，基本可知其廓蓋。
尤應注意“則豈孔孟之道果僅可用諸平世歟”這一句，歷史的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用於和平下或比較秩序化的現實，“孔孟之道”在古時算是不錯的選擇，然一逢亂世，這體係就有點像紙糊的燈籠，中看不中用。總之，很難找到萬全之策，這似乎是沒有辦法的事。“孔孟之道”擅長守成，能保社會平衡和穩定，但不具侵略性、進取性或攻擊性，是平平安安過日子的辦法。基督教倫理天生讚美衝突，不滿足現世，很有侵略性、進取性或攻擊性，總想方設法破壞舊的、追求新的，哪怕失去安寧。不同文化塑造了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生活。“孔孟之道”下古代中國人自有其實惠，這一點既應看到，若跟同時代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甚至也許可以知足；它並非完全不搞階級壓迫、也不曾做到一律公平，但它相對講道理，主張各有所退讓、忍讓，主張和為貴，遇到矛盾不贊成用強，講調和、講中庸……這些，都是它的長處，也是它所以令中國大多數時間較其他古代世界安詳、豐裕的原因。但“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它的好處，便是它的不好處。不喜歡用強，慢慢地就變成無強可用；老講調和、中庸，潑辣、野性、健勁的力量，慢慢地就不見蹤影。
用進廢退，這既是自然界的原理，也是人世的常情。對儒家中國來說，文、武難以保持平衡狀態，向“文”一側偏得太多，“文”的經驗很厚重，“武”的能力日益孱弱，愈到後來愈嚴重。漢之後，除唐代一段時間，遇到與外族pk，基本上大漢民族都一潰千裏。我們講的，並非在“積貧積弱”的近現代與歐美列強及日本之間的pk，卻是作為明顯富強得多的文明與蒙昧不開的“蠻夷”之間的pk。後一情形，晉代以來起碼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被鮮卑、匈奴等“五胡”驅趕到長江以南；第二次，先被金人驅趕到長江以南，再被蒙古人在長江以南亡國；第三次，便是被滿清征服全境。其實，嚴格地說還包括唐末。唐末跟明末很有幾分神似；黃巢也將國都打下，並在那裏稱帝，之後也是異族武力——名叫沙陀，乃突厥人的一支，它的首領先是李克用，然後是朱溫——代替中國皇帝把叛亂者擊敗、趕跑，進而又奪了漢人天下。這樣看來，儒家被確立為文化正統後，生死存亡關頭，漢族中國全部以強輸弱。
這顯然要算一種結構性的缺陷。總之，以中國歷史來看，強能淩弱總被證明並不成立，相反，弱能勝強反倒屢試不爽。這一點，或許將給目下某些強國論的鼓吹者潑些冷水，因為除了近現代，歷史上中國幾次“挨打”，都並不因為“落後”，相反恰恰是以富強之國的身份。
且以1644年而論，甲申國變後，大明、大清雙方無論國力、軍力都並不般配——前者盡有膏腴之地，江浙一帶更是中國財賦之所出，談到軍力，單單江淮至荊楚一線，明軍即達百萬以上；反觀清人，既來自開發不足、物產不豐的關外，其真正兵力不過十餘萬人（滿清征南，投降的明軍起到很大作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便主要是後者的“傑作”），況且戰線如此之長，按通常軍事理論，單單補給一項就大為不利。然而結果如何？清兵南下，直如破竹，明朝則一觸即潰。
是否有以下的可能：明軍雖然人數占優，實際戰鬥力卻極差，不像清軍少則少矣，卻個個是精兵強將？我們從兩者交戰的不相匹敵，極易作此揣測。然而，歷史卻並不迎合揣測，哪怕看上去“合情合理”。就此，我們有翔實、直接的材料，來說明明軍的戰鬥力。這個材料，見於祁彪佳日記。
朱由崧剛剛監國，祁彪佳就受命巡撫蘇鬆（蘇州、鬆江一帶）。到了那裏，他開始抓一件大事，即整頓軍隊：予以地方多事，不可無兵，乃將各營兵並為標下左、右、中、前、後五營……標中之兵，力必在六百斤以上，其九百斤者，則拔為衝鋒官。[69]
他要求，每個士兵必須有舉起三百公斤的力氣，這樣才達標；假如能舉四百五十公斤，就提拔為衝鋒官。這個標準相當高，體格膂力遠超過普通人（未知今天的士兵能否達到），一旦投入戰鬥應得謂之強勁。那麽，祁彪佳是否不過說說而已？不是的。他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督行其軍事整頓計劃，日記留有多處相關記述。如七月初九，視察“義勇營”[70]；七月十五日，手下將領向他匯報“以力及額者（即達到前述之標準者）入標中營，餘歸左右二營”[71]；七月二十日，到“教場”考核練兵效果[72]；八月二十六日，在“禮賢館”“試驗衝鋒官技勇”，“有腹壓六百斤石又能立六人於上者”[73]；九月十二日，同樣是在“禮賢館”，“召標中新募兵過堂”，“內有未冠者五六人，皆力舉七八百斤”，“又試諸衝鋒官技力”[74]。可見標準被嚴格執行了，既未苟且，更非說說而已。當然，較諸明軍其他部隊，也許祁彪佳算是“高標準，嚴要求”，但比一般要求不會高出太多，否則很難推行。
尤應注意“則豈孔孟之道果僅可用諸平世歟”這一句，歷史的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用於和平下或比較秩序化的現實，“孔孟之道”在古時算是不錯的選擇，然一逢亂世，這體係就有點像紙糊的燈籠，中看不中用。總之，很難找到萬全之策，這似乎是沒有辦法的事。“孔孟之道”擅長守成，能保社會平衡和穩定，但不具侵略性、進取性或攻擊性，是平平安安過日子的辦法。基督教倫理天生讚美衝突，不滿足現世，很有侵略性、進取性或攻擊性，總想方設法破壞舊的、追求新的，哪怕失去安寧。不同文化塑造了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生活。“孔孟之道”下古代中國人自有其實惠，這一點既應看到，若跟同時代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甚至也許可以知足；它並非完全不搞階級壓迫、也不曾做到一律公平，但它相對講道理，主張各有所退讓、忍讓，主張和為貴，遇到矛盾不贊成用強，講調和、講中庸……這些，都是它的長處，也是它所以令中國大多數時間較其他古代世界安詳、豐裕的原因。但“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它的好處，便是它的不好處。不喜歡用強，慢慢地就變成無強可用；老講調和、中庸，潑辣、野性、健勁的力量，慢慢地就不見蹤影。
用進廢退，這既是自然界的原理，也是人世的常情。對儒家中國來說，文、武難以保持平衡狀態，向“文”一側偏得太多，“文”的經驗很厚重，“武”的能力日益孱弱，愈到後來愈嚴重。漢之後，除唐代一段時間，遇到與外族pk，基本上大漢民族都一潰千裏。我們講的，並非在“積貧積弱”的近現代與歐美列強及日本之間的pk，卻是作為明顯富強得多的文明與蒙昧不開的“蠻夷”之間的pk。後一情形，晉代以來起碼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被鮮卑、匈奴等“五胡”驅趕到長江以南；第二次，先被金人驅趕到長江以南，再被蒙古人在長江以南亡國；第三次，便是被滿清征服全境。其實，嚴格地說還包括唐末。唐末跟明末很有幾分神似；黃巢也將國都打下，並在那裏稱帝，之後也是異族武力——名叫沙陀，乃突厥人的一支，它的首領先是李克用，然後是朱溫——代替中國皇帝把叛亂者擊敗、趕跑，進而又奪了漢人天下。這樣看來，儒家被確立為文化正統後，生死存亡關頭，漢族中國全部以強輸弱。
這顯然要算一種結構性的缺陷。總之，以中國歷史來看，強能淩弱總被證明並不成立，相反，弱能勝強反倒屢試不爽。這一點，或許將給目下某些強國論的鼓吹者潑些冷水，因為除了近現代，歷史上中國幾次“挨打”，都並不因為“落後”，相反恰恰是以富強之國的身份。
且以1644年而論，甲申國變後，大明、大清雙方無論國力、軍力都並不般配——前者盡有膏腴之地，江浙一帶更是中國財賦之所出，談到軍力，單單江淮至荊楚一線，明軍即達百萬以上；反觀清人，既來自開發不足、物產不豐的關外，其真正兵力不過十餘萬人（滿清征南，投降的明軍起到很大作用，“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便主要是後者的“傑作”），況且戰線如此之長，按通常軍事理論，單單補給一項就大為不利。然而結果如何？清兵南下，直如破竹，明朝則一觸即潰。
是否有以下的可能：明軍雖然人數占優，實際戰鬥力卻極差，不像清軍少則少矣，卻個個是精兵強將？我們從兩者交戰的不相匹敵，極易作此揣測。然而，歷史卻並不迎合揣測，哪怕看上去“合情合理”。就此，我們有翔實、直接的材料，來說明明軍的戰鬥力。這個材料，見於祁彪佳日記。
朱由崧剛剛監國，祁彪佳就受命巡撫蘇鬆（蘇州、鬆江一帶）。到了那裏，他開始抓一件大事，即整頓軍隊：予以地方多事，不可無兵，乃將各營兵並為標下左、右、中、前、後五營……標中之兵，力必在六百斤以上，其九百斤者，則拔為衝鋒官。[69]
他要求，每個士兵必須有舉起三百公斤的力氣，這樣才達標；假如能舉四百五十公斤，就提拔為衝鋒官。這個標準相當高，體格膂力遠超過普通人（未知今天的士兵能否達到），一旦投入戰鬥應得謂之強勁。那麽，祁彪佳是否不過說說而已？不是的。他用了幾個月的時間督行其軍事整頓計劃，日記留有多處相關記述。如七月初九，視察“義勇營”[70]；七月十五日，手下將領向他匯報“以力及額者（即達到前述之標準者）入標中營，餘歸左右二營”[71]；七月二十日，到“教場”考核練兵效果[72]；八月二十六日，在“禮賢館”“試驗衝鋒官技勇”，“有腹壓六百斤石又能立六人於上者”[73]；九月十二日，同樣是在“禮賢館”，“召標中新募兵過堂”，“內有未冠者五六人，皆力舉七八百斤”，“又試諸衝鋒官技力”[74]。可見標準被嚴格執行了，既未苟且，更非說說而已。當然，較諸明軍其他部隊，也許祁彪佳算是“高標準，嚴要求”，但比一般要求不會高出太多，否則很難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