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說的是，劉澤清冒用高傑名義，聯名上疏參劾劉宗周等，萬元吉了解後，打算讓高傑自奏一疏，聲明名義被劉澤清冒用，而祁彪佳認為這麽做不妥，萬元吉由是打消此念。
據《明季南略》，大約半個月中，劉澤清先後三次上疏，要求嚴懲劉宗周。第一次與高傑聯名，第二次與劉良佐同時上疏，第三次以“四鎮”的集體名義：七月廿一丙午，劉澤清、高傑劾奏劉宗周勸上親征以動搖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三十日乙卯，劉良佐、劉澤清各疏參劉宗周勸主上親征為有逆謀。八月初二日丁巳，高傑等公疏請加宗周以重僇，謂疏自稱“草莽孤臣”為不臣。既上，澤清以稿示傑，傑驚曰：“吾輩武人，乃預朝中事乎？”疏列黃得功名，得功又疏辯實不預聞。[60]
不僅冒用了高傑名義，還冒用了黃得功名義，隻有劉良佐未見表示異議。最惡劣的當屬第三次，盜用“四鎮”集體名義來構成強大軍事壓力，逼迫朱由崧製裁劉宗周。
事實上，劉澤清還曾於八月二十日第四次上疏。這一次，攻擊對象除了劉宗周，還有內閣大學士薑曰廣。原因是，劉宗周《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呈達後，握有票擬權的薑曰廣代朱由崧作出如下批示：覽卿奏，毋狥偏安，必規進取，親統六師恢復舊物，朕意原是如此。至嚴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孝之良心，慎新爵、核舊官，俱說的是。朕拜昌言，用策後效。仍著宣付史館。該部知道。[61]
雖無實質性處理，然而，將劉宗周奏疏存入史館，等於所言將鑑於史冊。
因此，劉澤清大恨，連同薑曰廣一道猛攻，《甲乙事案》形容：“其詞兇悍甚。”[62]這種兇悍有充分的理由。雖然高傑、黃得功不肯與之聯手，內閣大學士、兵部尚書馬士英卻是他的奧援。黃得功揭發劉澤清盜用其名義的奏疏，被馬士英悄悄扣下。麵對劉澤清的連番彈劾，劉宗周指出：本朝受命三百年來，未有武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而欲殺憲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輒操廟堂短長、使士大夫盡出其門者。有之，皆自劉澤清始。一時紀綱法度蕩然矣。[63]
這幾句話，完整道出弘光政局的根本之變。大勢如此，不可挽回。十多天後的事實證明，這場較量，文官係統損失慘重。九月九日，薑曰廣致仕；九月十日，劉宗周致仕。戶部給事中吳適上疏，懇請留任薑、劉，沒有任何反應。《小腆紀年附考》說：“宗周以宿儒重望，為海內清流領袖。既出國門，都人士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為也。”[64]
九
對薑曰廣、劉宗周的相繼去位，文秉評以“從此大柄益倒持矣”[65]——的確是這樣一個標誌，這樣一個決定性時刻；在那以後，國柄實際落在武人之手，“以文抑武”國策就此破產。
但是，明人對於這當中的合理性，往往不能認識，他們難以走出抽象的“是非”，從客觀實際出發去看待和理解這種變化。比如文秉隨後的評論：澤清以武夫而強預舉錯之權，固已悖矣。至公然驅逐正人，甘為群奸效命，逆莫大焉。[66]
仍是“悖”、“正人”、“奸”、“逆”一類字眼，仍然以正統看一方、以陰謀看另一方。其實政治上實質性的變動，從來不是靠陰謀；陰謀可以起一點作用，起不了決定性作用；決定性作用還是來自實勢的轉換。明末政治的武人上位，不應視為搗鬼的結果，而是趨勢所在。
拉開一段距離的清人，所見就比明人中肯。徐鼒承認劉宗周疏言都是“侃侃正論”，但卻批評他是“君子之過”。他提出這樣的問題：“大其守春秋討賊復仇之意也。然則其言可用乎？”並引用了一句古語：“國君含垢，貴知時也。”拿史可法為對照，並稱讚了後者：“史可法之委曲撫綏，論者譏其懦，而吾獨有以諒其時勢之難也。”[67]
對此，我所見的鞭辟入裏的評論，來自溫睿臨《南疆逸史》：夫道有汙隆、時有常變，文經武緯，迭相為用。兵之設肇於炎黃，聖人未嚐不亟講之也。故《易》著師象、藝尚射禦；武王親秉旄鉞，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孔子夾穀之會，具左右司馬，誅萊夷而齊侯懼；清之戰，冉求用矛以入齊師，孔子稱其義。故以即戎望之善人，而夫子自言戰則克，蓋得其道矣，聖人何嚐諱言兵哉！自晉人尚清言、宋人祟理學，指武備為末事、將帥為粗人，借弭兵偃武之說以自文其不能，天下靡然從之；於是將鮮道德之選、軍蔑尊親之習，甲兵朽鈍，行伍單弱。馴至盜賊縱橫，貊夷交侵；乃尊用粗暴猛厲之夫，奉以為將。始則慢之，繼則畏之；驕兵悍將，挾寇自重，文吏恇怯而不敢究。蓋後世中國之衰，皆自腐儒釀之也。宗周侃侃正色，忠矣直矣。至欲以幹羽格“闖”、“獻”方張之虐焰，何其迂也！南都立國，宿將盡矣，惟有四鎮耳。故雖暴橫，而史公欲用之；不憚委曲綢繆，撫輯其眾。乃宗周指其當誅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誣詆大臣，不反輕朝廷之威耶？漢文帝有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及今可施行也。後世之君子，皆自持其正論，以博名高耳，豈計時勢之不能行哉！……嗚呼！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人君之過也。尊其身矣、聽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時宜、身無救於敗亡，則豈孔孟之道果僅可用諸平世歟！[68]
據《明季南略》，大約半個月中，劉澤清先後三次上疏，要求嚴懲劉宗周。第一次與高傑聯名，第二次與劉良佐同時上疏，第三次以“四鎮”的集體名義：七月廿一丙午，劉澤清、高傑劾奏劉宗周勸上親征以動搖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罪名教。三十日乙卯，劉良佐、劉澤清各疏參劉宗周勸主上親征為有逆謀。八月初二日丁巳，高傑等公疏請加宗周以重僇，謂疏自稱“草莽孤臣”為不臣。既上，澤清以稿示傑，傑驚曰：“吾輩武人，乃預朝中事乎？”疏列黃得功名，得功又疏辯實不預聞。[60]
不僅冒用了高傑名義，還冒用了黃得功名義，隻有劉良佐未見表示異議。最惡劣的當屬第三次，盜用“四鎮”集體名義來構成強大軍事壓力，逼迫朱由崧製裁劉宗周。
事實上，劉澤清還曾於八月二十日第四次上疏。這一次，攻擊對象除了劉宗周，還有內閣大學士薑曰廣。原因是，劉宗周《慟哭時艱立伸討賊之義疏》呈達後，握有票擬權的薑曰廣代朱由崧作出如下批示：覽卿奏，毋狥偏安，必規進取，親統六師恢復舊物，朕意原是如此。至嚴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孝之良心，慎新爵、核舊官，俱說的是。朕拜昌言，用策後效。仍著宣付史館。該部知道。[61]
雖無實質性處理，然而，將劉宗周奏疏存入史館，等於所言將鑑於史冊。
因此，劉澤清大恨，連同薑曰廣一道猛攻，《甲乙事案》形容：“其詞兇悍甚。”[62]這種兇悍有充分的理由。雖然高傑、黃得功不肯與之聯手，內閣大學士、兵部尚書馬士英卻是他的奧援。黃得功揭發劉澤清盜用其名義的奏疏，被馬士英悄悄扣下。麵對劉澤清的連番彈劾，劉宗周指出：本朝受命三百年來，未有武臣參文臣者，尤未有武臣無故而欲殺憲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輒操廟堂短長、使士大夫盡出其門者。有之，皆自劉澤清始。一時紀綱法度蕩然矣。[63]
這幾句話，完整道出弘光政局的根本之變。大勢如此，不可挽回。十多天後的事實證明，這場較量，文官係統損失慘重。九月九日，薑曰廣致仕；九月十日，劉宗周致仕。戶部給事中吳適上疏，懇請留任薑、劉，沒有任何反應。《小腆紀年附考》說：“宗周以宿儒重望，為海內清流領袖。既出國門，都人士聚觀嘆息，知南都之不可有為也。”[64]
九
對薑曰廣、劉宗周的相繼去位，文秉評以“從此大柄益倒持矣”[65]——的確是這樣一個標誌，這樣一個決定性時刻；在那以後，國柄實際落在武人之手，“以文抑武”國策就此破產。
但是，明人對於這當中的合理性，往往不能認識，他們難以走出抽象的“是非”，從客觀實際出發去看待和理解這種變化。比如文秉隨後的評論：澤清以武夫而強預舉錯之權，固已悖矣。至公然驅逐正人，甘為群奸效命，逆莫大焉。[66]
仍是“悖”、“正人”、“奸”、“逆”一類字眼，仍然以正統看一方、以陰謀看另一方。其實政治上實質性的變動，從來不是靠陰謀；陰謀可以起一點作用，起不了決定性作用；決定性作用還是來自實勢的轉換。明末政治的武人上位，不應視為搗鬼的結果，而是趨勢所在。
拉開一段距離的清人，所見就比明人中肯。徐鼒承認劉宗周疏言都是“侃侃正論”，但卻批評他是“君子之過”。他提出這樣的問題：“大其守春秋討賊復仇之意也。然則其言可用乎？”並引用了一句古語：“國君含垢，貴知時也。”拿史可法為對照，並稱讚了後者：“史可法之委曲撫綏，論者譏其懦，而吾獨有以諒其時勢之難也。”[67]
對此，我所見的鞭辟入裏的評論，來自溫睿臨《南疆逸史》：夫道有汙隆、時有常變，文經武緯，迭相為用。兵之設肇於炎黃，聖人未嚐不亟講之也。故《易》著師象、藝尚射禦；武王親秉旄鉞，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孔子夾穀之會，具左右司馬，誅萊夷而齊侯懼；清之戰，冉求用矛以入齊師，孔子稱其義。故以即戎望之善人，而夫子自言戰則克，蓋得其道矣，聖人何嚐諱言兵哉！自晉人尚清言、宋人祟理學，指武備為末事、將帥為粗人，借弭兵偃武之說以自文其不能，天下靡然從之；於是將鮮道德之選、軍蔑尊親之習，甲兵朽鈍，行伍單弱。馴至盜賊縱橫，貊夷交侵；乃尊用粗暴猛厲之夫，奉以為將。始則慢之，繼則畏之；驕兵悍將，挾寇自重，文吏恇怯而不敢究。蓋後世中國之衰，皆自腐儒釀之也。宗周侃侃正色，忠矣直矣。至欲以幹羽格“闖”、“獻”方張之虐焰，何其迂也！南都立國，宿將盡矣，惟有四鎮耳。故雖暴橫，而史公欲用之；不憚委曲綢繆，撫輯其眾。乃宗周指其當誅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誣詆大臣，不反輕朝廷之威耶？漢文帝有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及今可施行也。後世之君子，皆自持其正論，以博名高耳，豈計時勢之不能行哉！……嗚呼！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人君之過也。尊其身矣、聽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時宜、身無救於敗亡，則豈孔孟之道果僅可用諸平世歟！[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