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朱由崧監國已十天，距他登基稱帝還有兩天，提出的時機比較恰當。
方案向新君提出一份整體軍事藍圖，建議照此構築防衛體係，確定戰略部署。現存由史可法玄孫史開純編於清幹隆年間的《史忠正公集》，收有《議設四藩疏》一文。但此文甚短，參以《國榷》《南渡錄》所述，整個方案的內容遠比此文具體、詳細，也許繼此疏後，史可法又向朱由崧提交過進一步的說明（《明季南略》提到了《四不可無疏》，但《史忠正公集》未載）。總之，下麵我們集各書之述，以近方案全貌。
《史忠正公集》之《議設四藩疏》全文[20]如下：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即弱如六朝者，猶爭雄於徐、泗、潁、壽之間，不宜畫（劃）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憊），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基。各屬之兵馬錢糧聽其行取。如恢復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廬城踞（距）江稍遠，有警不妨移駐江浦六合，以捍蔽沿江，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文中地名多為簡稱，為便了解，我們將其轉為今名：淮、徐，是江蘇淮安和徐州，即沿黃河—淮河一線；揚、滁，是江蘇揚州和安徽滁縣，即長江北岸與南京緊鄰的北、西兩塊區域；鳳、泗，是安徽鳳陽和江蘇盱眙（當時稱泗州），位於南京西北方；廬、六，是安徽合肥和六安，轄區為滁州西南以遠。
以上地區，盡處江北。此即史可法所謂“守江南者必於江北”，他構想，在南京由北至西築起兩道防禦圈，外圈為鳳陽府、徐州到淮安府，內圈由廬州府至滁州到揚州府。這兩道防禦圈，加上天險長江，等於南京正前方及左側有三層保護。而南京以東和以南，是自家畛域，無須設防。
三道防線，有如三道箍，將南京圍得鐵桶一般。四藩之間的關係，既是橫向的，也是縱向的，一在前、一在後、一為攻、一為守。即：“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21]互為表裏，裏應外合。
這設計應該說很牢靠了，但我們也發現，核心在於一個“守”字，與朱由崧發誓時的口氣大不相同，貌似怯懦。然而聯繫實際，這恰恰顯出設計者的務實，不尚虛言、腳踏實地。奏疏講得很清楚：“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稍後我們當可看到，南京從政壇到軍界是怎樣一種麵貌，在此情狀下，唱高調毫無用處。南京第一步如能做到收拾人心、同仇敵愾，已很不錯；立刻北進、收復失地，想也別想。
更具體地看，“設四藩”的布局共有四塊區域，即內外兩個防禦圈各切成兩段，外圈為淮徐、鳳泗，內圈為廬六、揚滁。各段“包幹”範圍，李清《南渡錄》有詳盡記述[22]：一、“轄淮揚者駐於淮北，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安東、邳州、睢寧，隸十一州縣，經理山東招討事。”
二、“轄徐泗者，駐泗州（今江蘇盱眙），徐州、蕭縣、碭山、豐縣、盱眙、五河、虹縣、靈璧、宿州、蒙城、亳州、懷遠各州縣隸焉，經理河北、河南開、歸一帶招討事。”
三、“轄鳳壽者，或駐壽，或駐臨淮，以鳳陽、臨淮、潁上、潁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各州縣隸之，經理河南陳、歸一帶招討事。”
四、“轄滁和者，或駐滁州，或駐廬州，或駐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合肥、六合、巢縣、無為各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剿事。”
五
單看以上，“設四藩”隻是一番兵力布置，看不出有何“改革意義”。需要注意的是，奏疏中“各屬之兵馬錢糧聽其行取。如恢復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一句。這是具有實質意義的，不過《史忠正公集》所載內容過簡，讀者難以盡悉其意，倘若參照一下《南渡錄》所述，對相關內容何其重要，輒豁然明朗：一切軍民皆聽統轄，有司聽節製，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所轄各將聽薦題用，荒蕪田地俱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聽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鎮額兵三萬，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23]
這段文字，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幾乎分毫不差，談遷《國榷》也大體相同。順便說一下，我推測後二者所述均據《南渡錄》。原因有二：一是李清弘光間在南京居要職，《南渡錄》中事都是他親歷親聞；二是《南渡錄》成稿應早於《聖安皇帝本紀》和《國榷》，南京城破之後，李清便歸隱故鄉興化棗園，杜門著述，顧炎武則參加過一段抗清活動，談遷《國榷》雖寫得早，原稿卻於1647年失竊，“又發憤重新編寫，一六五三年帶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訂”[24]，定稿起碼是1653年以後了。
把《南渡錄》的記載逐句讀下來，我們得到以下信息：“四藩”被賦予極大權力，可以說軍、政、財權集於一身。不單指揮軍隊，老百姓也歸他們管；不單管得了百姓，還管得了地方官；所有原地方部隊，都被收編、統一於麾下；有權提名、建議提拔軍官，雖然理論上需要督師批準，實際隻是履行個手續而已；凡屬荒地都可任意開墾，任何礦產都可不加限製地開採；甚至，有商業管理權和徵稅權，稅收不必上繳而留為“軍費”；最後還有一句：“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即：但能攻下中原一城一地，就立即、自動、無條件納入該鎮勢力範圍，而聯繫上麵所準予的諸種權力，其中的誘惑是巨大的。
方案向新君提出一份整體軍事藍圖，建議照此構築防衛體係，確定戰略部署。現存由史可法玄孫史開純編於清幹隆年間的《史忠正公集》，收有《議設四藩疏》一文。但此文甚短，參以《國榷》《南渡錄》所述，整個方案的內容遠比此文具體、詳細，也許繼此疏後，史可法又向朱由崧提交過進一步的說明（《明季南略》提到了《四不可無疏》，但《史忠正公集》未載）。總之，下麵我們集各書之述，以近方案全貌。
《史忠正公集》之《議設四藩疏》全文[20]如下：從來守江南者必於江北，即弱如六朝者，猶爭雄於徐、泗、潁、壽之間，不宜畫（劃）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憊），分則力單，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臣酌地利，當設四藩。其一淮、徐，其一揚、滁，其一鳳、泗，其一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基。各屬之兵馬錢糧聽其行取。如恢復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廬城踞（距）江稍遠，有警不妨移駐江浦六合，以捍蔽沿江，相機固守。江北之兵聲既振，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矣。
文中地名多為簡稱，為便了解，我們將其轉為今名：淮、徐，是江蘇淮安和徐州，即沿黃河—淮河一線；揚、滁，是江蘇揚州和安徽滁縣，即長江北岸與南京緊鄰的北、西兩塊區域；鳳、泗，是安徽鳳陽和江蘇盱眙（當時稱泗州），位於南京西北方；廬、六，是安徽合肥和六安，轄區為滁州西南以遠。
以上地區，盡處江北。此即史可法所謂“守江南者必於江北”，他構想，在南京由北至西築起兩道防禦圈，外圈為鳳陽府、徐州到淮安府，內圈由廬州府至滁州到揚州府。這兩道防禦圈，加上天險長江，等於南京正前方及左側有三層保護。而南京以東和以南，是自家畛域，無須設防。
三道防線，有如三道箍，將南京圍得鐵桶一般。四藩之間的關係，既是橫向的，也是縱向的，一在前、一在後、一為攻、一為守。即：“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21]互為表裏，裏應外合。
這設計應該說很牢靠了，但我們也發現，核心在於一個“守”字，與朱由崧發誓時的口氣大不相同，貌似怯懦。然而聯繫實際，這恰恰顯出設計者的務實，不尚虛言、腳踏實地。奏疏講得很清楚：“此時賊鋒正銳，我兵氣靡備”，“顧遠則遺近，不得不擇可守之地，立定根基，然後再圖進取”。稍後我們當可看到，南京從政壇到軍界是怎樣一種麵貌，在此情狀下，唱高調毫無用處。南京第一步如能做到收拾人心、同仇敵愾，已很不錯；立刻北進、收復失地，想也別想。
更具體地看，“設四藩”的布局共有四塊區域，即內外兩個防禦圈各切成兩段，外圈為淮徐、鳳泗，內圈為廬六、揚滁。各段“包幹”範圍，李清《南渡錄》有詳盡記述[22]：一、“轄淮揚者駐於淮北，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安東、邳州、睢寧，隸十一州縣，經理山東招討事。”
二、“轄徐泗者，駐泗州（今江蘇盱眙），徐州、蕭縣、碭山、豐縣、盱眙、五河、虹縣、靈璧、宿州、蒙城、亳州、懷遠各州縣隸焉，經理河北、河南開、歸一帶招討事。”
三、“轄鳳壽者，或駐壽，或駐臨淮，以鳳陽、臨淮、潁上、潁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各州縣隸之，經理河南陳、歸一帶招討事。”
四、“轄滁和者，或駐滁州，或駐廬州，或駐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合肥、六合、巢縣、無為各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剿事。”
五
單看以上，“設四藩”隻是一番兵力布置，看不出有何“改革意義”。需要注意的是，奏疏中“各屬之兵馬錢糧聽其行取。如恢復一城、奪一邑，即屬其分界之內”一句。這是具有實質意義的，不過《史忠正公集》所載內容過簡，讀者難以盡悉其意，倘若參照一下《南渡錄》所述，對相關內容何其重要，輒豁然明朗：一切軍民皆聽統轄，有司聽節製，營衛原存舊兵聽歸併整理，所轄各將聽薦題用，荒蕪田地俱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聽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鎮額兵三萬，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23]
這段文字，顧炎武《聖安皇帝本紀》幾乎分毫不差，談遷《國榷》也大體相同。順便說一下，我推測後二者所述均據《南渡錄》。原因有二：一是李清弘光間在南京居要職，《南渡錄》中事都是他親歷親聞；二是《南渡錄》成稿應早於《聖安皇帝本紀》和《國榷》，南京城破之後，李清便歸隱故鄉興化棗園，杜門著述，顧炎武則參加過一段抗清活動，談遷《國榷》雖寫得早，原稿卻於1647年失竊，“又發憤重新編寫，一六五三年帶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訂”[24]，定稿起碼是1653年以後了。
把《南渡錄》的記載逐句讀下來，我們得到以下信息：“四藩”被賦予極大權力，可以說軍、政、財權集於一身。不單指揮軍隊，老百姓也歸他們管；不單管得了百姓，還管得了地方官；所有原地方部隊，都被收編、統一於麾下；有權提名、建議提拔軍官，雖然理論上需要督師批準，實際隻是履行個手續而已；凡屬荒地都可任意開墾，任何礦產都可不加限製地開採；甚至，有商業管理權和徵稅權，稅收不必上繳而留為“軍費”；最後還有一句：“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即：但能攻下中原一城一地，就立即、自動、無條件納入該鎮勢力範圍，而聯繫上麵所準予的諸種權力，其中的誘惑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