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製中國，無論統治者還是老百姓，都從“文武分途”或者說文官政治結構受益，國家安定，生產能夠保持，文明的腳步較少受幹擾，這些都應看到和承認。一直到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在全球鰲頭獨占，與從製度上有效抑製武力的破壞性有極大關係。不過，正像一開始所說，國家與武力這對難兄難弟的矛盾，沒有盡善盡美的解決方案，相對較好的方案，也必然存在不足。從帝製中國的情形看，自從晉、唐經歷最後兩次嚴重內亂而終於找到有效抑製武力破壞性的製度後，宋、明兩大朝代因內部武力失控而起的危機均不再至，董卓、安祿山式梟雄銷聲匿跡，它們最後覆亡無一例外由外族入侵所致，這也絕非巧合。
問題正在於，當內部武力失控的可能大為削弱時，國家整體軍事能力和效率必然隨之下降。其害處，承平之世絲毫看不出來，一旦“有事”，虎皮羊質、外強中幹的真相便會暴露。宋、明脆敗於西夏、金、蒙古、滿清諸外族，一直以來被歸之於後者武力超強。這固然未為無理，但人們談得很不夠的，其實是宋、明自身軍事機體何其虛弱、不堪一擊。這兩個朝代幾乎不能贏得任何一場戰爭，雖然局部來看它們並不乏軍事奇才和英雄人物，楊家將也罷、嶽家軍也罷、戚繼光也罷，但置諸整體，宋朝、明朝在軍事中的表現皆屬低能。歸根結底，這不應到個人身上找原因，而是製度使然。以文抑武，不光嚴重製約軍隊的戰鬥力，還使得軍事領域摻雜、充斥著官場政治的各種陰謀氣息，在潘洪如何陷害楊繼業、秦檜如何損毀嶽飛、北京官場如何傾軋袁崇煥……這類故事中，有著宋、明兩代軍事機器的典型特徵和原理。簡言之，“無事”時它的確十分有效地消融了導致軍事強人產生的能量，然而“有事”時它卻恰恰銷蝕了國家對於高效軍事組織和偉大將領的希望。
我們從明代可以看到，它絕非在朝代尾聲才暴露自己軍事上的低能。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率五十萬大軍，對蒙古瓦剌也先部玩“禦駕親征”，結果於土木堡（今河北懷來附近）五十萬人馬全軍覆沒，朱祁鎮本人被活捉而去。這麽一齣喜劇，固是皇帝胡鬧所致，但五十萬明朝正規軍一觸即潰，委實超乎想像。皇家的《英宗實錄》這麽記載：壬戌，車駕欲啟行，以虜騎繞營窺伺，復止不行。虜詐退，王振矯命抬營行就水，虜見我陣動，四麵衝突而來，我軍遂大潰，虜邀車駕北行。[13]
並沒發生戰鬥，對方隻一衝，明軍“遂大潰”，威風八麵的大明皇帝也就被人“邀車駕北行”（俘虜）了，五十萬大軍根本是紙老虎，或者連紙老虎也不算。諸多跡象表明，明朝之能維持二百五十年左右的國泰民安，很大程度是因周邊沒有強敵。十四世紀蒙古人崩潰以後，完全退回遊牧原形——他們本質上不適應國家形態，此時終於恢復本性，四分五裂，在廣邈原野上東馳西騁，唯以劫掠為能事；歷來是中國心腹之患的北方一線，由此暫為虛壑，直到萬曆年間努爾哈赤統一建州五部，北部重新出現一個蠻族國家。
崇禎初年以來，內憂與外患並起，督撫＋大帥的結構在內外兩線都暴露出同樣的問題：承平狀態下的穩然可控，一經實戰考驗，被證明徹底失控。洪承疇戰敗、被俘、投降，是這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當時，以“兵部尚書兼副都禦史、總督薊遼軍務”身份來到遼東的洪承疇，在鬆山之戰中為諸將所棄，大同總兵王樸率先遁去，在十三萬大軍中引起連鎖反應，“於是各帥爭馳，馬步自相蹂踐，弓甲遍野。”[14]之後，洪承疇帶著僅剩的由他直接指揮的萬餘孤軍，困守鬆山半年，終於投降。大致，整個崇禎朝的軍事失利如出一轍，剔除其他因素，都因督撫＋大帥這一結構造成軍事行動實際不可控所致。
眼下，來到朱由崧領銜的弘光朝。即位之始，他發下“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的狠誓。君仇國辱須報，疆土亟待恢復。單論數量，此時明朝尚擁兵百萬以上，比敵人隻強不弱，朱由崧發下那樣誓言，也算有根有據。問題是，祖宗製度擺在那兒，偏癱的明朝若想起死回生，弘光君臣非玩出點新花樣不可。
四
新任總理大臣兼國防部長——明朝的官銜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史可法嚐試改革，當然，他謹慎迴避任何類似“改革”的字眼，以免引起與祖製相違的質疑。
這方案，就是對弘光朝有重大影響的著名的“設四藩”。提出的時間，諸書所記不一。顧炎武記為乙未日[15]（五月初八，公曆6月12日），談遷記為己亥日[16]（五月十二，公曆6月16日），黃宗羲和計六奇記為庚子日[17]（五月十三，公曆6月17日），李清筆下日期最晚，為甲辰日[18]（五月二十一，公曆6月21日）。差異或係時過境遷，各人記憶不一所致。筆者傾向於採信黃宗羲《弘光實錄鈔》，正像那個“鈔”字所示，此書之作，以黃宗羲私藏的弘光“邸報”為本：“寒夜鼠齧架上，發燭照之，則弘光時邸報，臣畜之以為史料者也。年來幽憂多疾，舊聞日落，十年三徙，聚書復闕，後死之責，誰任之乎？先以一代排比而纂之，證以故所聞見，十日得書四卷，名之曰《弘光實錄鈔》。”[19]
問題正在於，當內部武力失控的可能大為削弱時，國家整體軍事能力和效率必然隨之下降。其害處，承平之世絲毫看不出來，一旦“有事”，虎皮羊質、外強中幹的真相便會暴露。宋、明脆敗於西夏、金、蒙古、滿清諸外族，一直以來被歸之於後者武力超強。這固然未為無理，但人們談得很不夠的，其實是宋、明自身軍事機體何其虛弱、不堪一擊。這兩個朝代幾乎不能贏得任何一場戰爭，雖然局部來看它們並不乏軍事奇才和英雄人物，楊家將也罷、嶽家軍也罷、戚繼光也罷，但置諸整體，宋朝、明朝在軍事中的表現皆屬低能。歸根結底，這不應到個人身上找原因，而是製度使然。以文抑武，不光嚴重製約軍隊的戰鬥力，還使得軍事領域摻雜、充斥著官場政治的各種陰謀氣息，在潘洪如何陷害楊繼業、秦檜如何損毀嶽飛、北京官場如何傾軋袁崇煥……這類故事中，有著宋、明兩代軍事機器的典型特徵和原理。簡言之，“無事”時它的確十分有效地消融了導致軍事強人產生的能量，然而“有事”時它卻恰恰銷蝕了國家對於高效軍事組織和偉大將領的希望。
我們從明代可以看到，它絕非在朝代尾聲才暴露自己軍事上的低能。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率五十萬大軍，對蒙古瓦剌也先部玩“禦駕親征”，結果於土木堡（今河北懷來附近）五十萬人馬全軍覆沒，朱祁鎮本人被活捉而去。這麽一齣喜劇，固是皇帝胡鬧所致，但五十萬明朝正規軍一觸即潰，委實超乎想像。皇家的《英宗實錄》這麽記載：壬戌，車駕欲啟行，以虜騎繞營窺伺，復止不行。虜詐退，王振矯命抬營行就水，虜見我陣動，四麵衝突而來，我軍遂大潰，虜邀車駕北行。[13]
並沒發生戰鬥，對方隻一衝，明軍“遂大潰”，威風八麵的大明皇帝也就被人“邀車駕北行”（俘虜）了，五十萬大軍根本是紙老虎，或者連紙老虎也不算。諸多跡象表明，明朝之能維持二百五十年左右的國泰民安，很大程度是因周邊沒有強敵。十四世紀蒙古人崩潰以後，完全退回遊牧原形——他們本質上不適應國家形態，此時終於恢復本性，四分五裂，在廣邈原野上東馳西騁，唯以劫掠為能事；歷來是中國心腹之患的北方一線，由此暫為虛壑，直到萬曆年間努爾哈赤統一建州五部，北部重新出現一個蠻族國家。
崇禎初年以來，內憂與外患並起，督撫＋大帥的結構在內外兩線都暴露出同樣的問題：承平狀態下的穩然可控，一經實戰考驗，被證明徹底失控。洪承疇戰敗、被俘、投降，是這當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當時，以“兵部尚書兼副都禦史、總督薊遼軍務”身份來到遼東的洪承疇，在鬆山之戰中為諸將所棄，大同總兵王樸率先遁去，在十三萬大軍中引起連鎖反應，“於是各帥爭馳，馬步自相蹂踐，弓甲遍野。”[14]之後，洪承疇帶著僅剩的由他直接指揮的萬餘孤軍，困守鬆山半年，終於投降。大致，整個崇禎朝的軍事失利如出一轍，剔除其他因素，都因督撫＋大帥這一結構造成軍事行動實際不可控所致。
眼下，來到朱由崧領銜的弘光朝。即位之始，他發下“敢辭薪膽之瘁，誓圖俘馘之功”的狠誓。君仇國辱須報，疆土亟待恢復。單論數量，此時明朝尚擁兵百萬以上，比敵人隻強不弱，朱由崧發下那樣誓言，也算有根有據。問題是，祖宗製度擺在那兒，偏癱的明朝若想起死回生，弘光君臣非玩出點新花樣不可。
四
新任總理大臣兼國防部長——明朝的官銜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史可法嚐試改革，當然，他謹慎迴避任何類似“改革”的字眼，以免引起與祖製相違的質疑。
這方案，就是對弘光朝有重大影響的著名的“設四藩”。提出的時間，諸書所記不一。顧炎武記為乙未日[15]（五月初八，公曆6月12日），談遷記為己亥日[16]（五月十二，公曆6月16日），黃宗羲和計六奇記為庚子日[17]（五月十三，公曆6月17日），李清筆下日期最晚，為甲辰日[18]（五月二十一，公曆6月21日）。差異或係時過境遷，各人記憶不一所致。筆者傾向於採信黃宗羲《弘光實錄鈔》，正像那個“鈔”字所示，此書之作，以黃宗羲私藏的弘光“邸報”為本：“寒夜鼠齧架上，發燭照之，則弘光時邸報，臣畜之以為史料者也。年來幽憂多疾，舊聞日落，十年三徙，聚書復闕，後死之責，誰任之乎？先以一代排比而纂之，證以故所聞見，十日得書四卷，名之曰《弘光實錄鈔》。”[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