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這句話，“他便消失在了狹長蜿蜒的街道裏”……在這場迷霧重重、互為鏡像和陰影密布的遊戲中，對陰謀的直覺是玩家的必要素質。遊戲的對手們令人窒息地互相擁抱，他們被鎖在這種親密無間、絕望叢生，而又毫無道德可言的擁抱中，根本不得脫身。間諜、雙重間諜，甚至是三重間諜遊走於其中。他們給予同盟者以承諾，緊接著又背叛他們；他們變成了對手的同盟，卻又背叛了對手。
在19世紀70年代，造反者大多是中產階級的民粹派。他們認為農民才是革命的力量、未來的希望。一部分民粹派變成了“土地與自由社”這一恐怖主義團體，之後又演變成了民意黨。他們相信，隻有幹掉亞歷山大二世才能奪取革命的勝利。
哲學家涅恰耶夫雖然才疏學淺，卻成為了民意黨的精神領袖。他那本離經叛道的《革命者教義問答》啟迪了列寧和史達林。他提議“把全世界的匪徒組織成一股隱形的破壞力量”，“用最殘忍的方式”消滅警察。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也和涅恰耶夫殊路同歸，幻想著“同彪悍的強盜界——俄國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聯合起來”。列寧從民意黨那裏學到了鐵紀嚴規的組織結構、對上級的絕對忠誠和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而史達林簡直就是這三個條件的完美結合體。
受到貓抓老鼠式的恐怖主義行動威脅的亞歷山大二世開始締造一個現代化的保衛機構，其複雜性完全可以和恐怖組織相提並論。他把他父親的“第三處”（third section）改造成了一個秘密警察機關，這便是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簡稱“奧克瑞納”。然而，就在改編的過程中，民意黨便已在這個部門裏安插了自己的間諜。警察們大肆追捕“恐怖分子”，但已為時過晚。1881年，民意黨終於達到了目的，在聖彼得堡的大街上刺殺了亞歷山大二世。
繼任亞歷山大二世的亞歷山大三世創造了一個雙重體製，史達林對其知根知底。奧克瑞納得以保留，而著名的、半軍事化的憲兵隊也成為了“沙皇的耳目”。這兩支隊伍都穿白邊的緊身藍色製服和靴子，佩帶軍刀，並獨立運行他們自己的情報機構。
奧克瑞納的總部位於聖彼得堡莫伊卡宮邊上的豐坦卡河16號。他們在其中巨細無遺地收集著“恐怖組織”的資料，以製作成如迷宮般錯綜複雜的圖表、用顏色區別的檔案。這個黑暗的機構執行寧可錯殺一個不可放過一人的政策：在1882年之前，他們每年都要檢查多達38萬封的信件。[1]在當時的歐洲，奧克瑞納被認為是沙皇獨裁統治的邪惡幫凶。然而，就其運行能力而言，它根本達不到列寧的契卡（cheka）的高度，更別提史達林的內務部內衛部隊（nkvd）了。奧克瑞納會根據“犯案者罪行嚴重程度”的不同執行三種刑罰。其一是絞刑，他們很少使用絞刑。如果有人膽敢暗殺羅曼諾夫王朝的王族或大臣，他便會遭此極刑。不過，他們倒是用絞刑殺害過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人物：亞歷山大·烏裏揚諾夫。這位試圖推翻沙皇統治的年輕人正是列寧的哥哥，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列寧，讓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二種刑罰則是勞改（katorga），也較少被使用。最為尋常的懲罰便是“行政流放”，時間可長達5年之久。陰謀的大腦、莫斯科奧克瑞納的頭目祖巴托夫發展了一套全新的監控體係。他們會聘用偵探，但真正的偵查工具則是“外部間諜”——用革命者的話來說是“幽靈”，他們會跟蹤像史達林這樣的危險人物。奧克瑞納最具效果的策略則是培養他們的“內部間諜”，讓他們深入革命陣營。“秘密警察對待內部間諜必須像對待和自己有婚外關係的情婦一般，”祖巴托夫解釋道，“像無上至寶一樣照料她。你的錯誤便是對她的侮辱……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告密者的名字，即便那個人是你的上司。忘記他的名字，記住他的代號。”這場賭局的籌碼太高了：一邊的間諜就是另一邊的叛賊，如果被發現，隻會被處以死刑。
為了取得巨額的報酬，這些雙重間諜不但會打入“革命組織的內部”，有時甚至會直接引導它們的工作。奧克瑞納甚至成立了他們自己的革命團體和工會。他們的存在在革命者中引發了猜忌和恐慌，人人岌岌可危，心神不定。史達林執政蘇聯時期的猜忌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見證了他們的成功。然而，陰謀對當權者和革命者而言有著同樣的殺傷力。[2]
在這場針對“恐怖主義行動”的戰爭中，俄國的陰謀組織遍地叢生，開花結果：奧克瑞納的對手中不但有社會民主工黨、亞美尼亞的民族主義達什納克會、喬治亞的社會主義聯邦革命黨，還有俄國最致命的恐怖分子——被稱為社會革命黨（sr）的民粹社會主義者。奧克瑞納曾策反過社會革命黨武裝隊——他們以執行自殺式炸彈襲擊而出名——的頭目埃瓦諾·阿澤夫。在1902—1905年間，阿澤夫從奧克瑞納得到了豐厚的報酬。可是，在同一時期，他還暗殺過兩位內務大臣和一個大公。雙重間諜的危險性可見一斑。
雖然奧克瑞納和憲兵隊之間矛盾叢生，但他們也受官僚體製的約束，秘密警察對革命組織的壓迫和滲透是異常小心而又成功的：他們是當時最優秀的情報人員。[3]事實上，列寧在創造契卡的過程中拷貝了奧克瑞納的組織結構，他把“一小部分和秘密警察一樣接受過嚴格訓練並富有經驗的專業人士”組織起來，這些人具有“臻於完美的地下工作技巧”。
在19世紀70年代，造反者大多是中產階級的民粹派。他們認為農民才是革命的力量、未來的希望。一部分民粹派變成了“土地與自由社”這一恐怖主義團體，之後又演變成了民意黨。他們相信，隻有幹掉亞歷山大二世才能奪取革命的勝利。
哲學家涅恰耶夫雖然才疏學淺，卻成為了民意黨的精神領袖。他那本離經叛道的《革命者教義問答》啟迪了列寧和史達林。他提議“把全世界的匪徒組織成一股隱形的破壞力量”，“用最殘忍的方式”消滅警察。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也和涅恰耶夫殊路同歸，幻想著“同彪悍的強盜界——俄國真正的、唯一的革命者——聯合起來”。列寧從民意黨那裏學到了鐵紀嚴規的組織結構、對上級的絕對忠誠和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而史達林簡直就是這三個條件的完美結合體。
受到貓抓老鼠式的恐怖主義行動威脅的亞歷山大二世開始締造一個現代化的保衛機構，其複雜性完全可以和恐怖組織相提並論。他把他父親的“第三處”（third section）改造成了一個秘密警察機關，這便是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簡稱“奧克瑞納”。然而，就在改編的過程中，民意黨便已在這個部門裏安插了自己的間諜。警察們大肆追捕“恐怖分子”，但已為時過晚。1881年，民意黨終於達到了目的，在聖彼得堡的大街上刺殺了亞歷山大二世。
繼任亞歷山大二世的亞歷山大三世創造了一個雙重體製，史達林對其知根知底。奧克瑞納得以保留，而著名的、半軍事化的憲兵隊也成為了“沙皇的耳目”。這兩支隊伍都穿白邊的緊身藍色製服和靴子，佩帶軍刀，並獨立運行他們自己的情報機構。
奧克瑞納的總部位於聖彼得堡莫伊卡宮邊上的豐坦卡河16號。他們在其中巨細無遺地收集著“恐怖組織”的資料，以製作成如迷宮般錯綜複雜的圖表、用顏色區別的檔案。這個黑暗的機構執行寧可錯殺一個不可放過一人的政策：在1882年之前，他們每年都要檢查多達38萬封的信件。[1]在當時的歐洲，奧克瑞納被認為是沙皇獨裁統治的邪惡幫凶。然而，就其運行能力而言，它根本達不到列寧的契卡（cheka）的高度，更別提史達林的內務部內衛部隊（nkvd）了。奧克瑞納會根據“犯案者罪行嚴重程度”的不同執行三種刑罰。其一是絞刑，他們很少使用絞刑。如果有人膽敢暗殺羅曼諾夫王朝的王族或大臣，他便會遭此極刑。不過，他們倒是用絞刑殺害過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人物：亞歷山大·烏裏揚諾夫。這位試圖推翻沙皇統治的年輕人正是列寧的哥哥，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列寧，讓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二種刑罰則是勞改（katorga），也較少被使用。最為尋常的懲罰便是“行政流放”，時間可長達5年之久。陰謀的大腦、莫斯科奧克瑞納的頭目祖巴托夫發展了一套全新的監控體係。他們會聘用偵探，但真正的偵查工具則是“外部間諜”——用革命者的話來說是“幽靈”，他們會跟蹤像史達林這樣的危險人物。奧克瑞納最具效果的策略則是培養他們的“內部間諜”，讓他們深入革命陣營。“秘密警察對待內部間諜必須像對待和自己有婚外關係的情婦一般，”祖巴托夫解釋道，“像無上至寶一樣照料她。你的錯誤便是對她的侮辱……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告密者的名字，即便那個人是你的上司。忘記他的名字，記住他的代號。”這場賭局的籌碼太高了：一邊的間諜就是另一邊的叛賊，如果被發現，隻會被處以死刑。
為了取得巨額的報酬，這些雙重間諜不但會打入“革命組織的內部”，有時甚至會直接引導它們的工作。奧克瑞納甚至成立了他們自己的革命團體和工會。他們的存在在革命者中引發了猜忌和恐慌，人人岌岌可危，心神不定。史達林執政蘇聯時期的猜忌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見證了他們的成功。然而，陰謀對當權者和革命者而言有著同樣的殺傷力。[2]
在這場針對“恐怖主義行動”的戰爭中，俄國的陰謀組織遍地叢生，開花結果：奧克瑞納的對手中不但有社會民主工黨、亞美尼亞的民族主義達什納克會、喬治亞的社會主義聯邦革命黨，還有俄國最致命的恐怖分子——被稱為社會革命黨（sr）的民粹社會主義者。奧克瑞納曾策反過社會革命黨武裝隊——他們以執行自殺式炸彈襲擊而出名——的頭目埃瓦諾·阿澤夫。在1902—1905年間，阿澤夫從奧克瑞納得到了豐厚的報酬。可是，在同一時期，他還暗殺過兩位內務大臣和一個大公。雙重間諜的危險性可見一斑。
雖然奧克瑞納和憲兵隊之間矛盾叢生，但他們也受官僚體製的約束，秘密警察對革命組織的壓迫和滲透是異常小心而又成功的：他們是當時最優秀的情報人員。[3]事實上，列寧在創造契卡的過程中拷貝了奧克瑞納的組織結構，他把“一小部分和秘密警察一樣接受過嚴格訓練並富有經驗的專業人士”組織起來，這些人具有“臻於完美的地下工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