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
“我們將會是第一批挨哥薩克士兵抽的人。”
的確，哥薩克士兵在果洛文斯基大道的每個角落裏等待著。中午時分，“槍聲終於響起”，示威者們沿著果洛文斯基大道來到葉裏溫廣場。他們和神學院學生們聚在一起，大家一起高唱《馬賽曲》和《華沙曲》。哥薩克士兵騎著馬向他們沖了過來，揮舞著軍刀和足以致命的粗鞭。警察們也拔出了刀向他們衝來。這場“絕望的衝突”一直延續了45分鍾，哥薩克士兵沒有放過大街上任何一個超過三人的人群。寫有“終結獨裁”的紅色條幅從一人手裏傳到另一人手裏。14名工人受了重傷，15人被逮捕了。提比裏西宣布進入戒嚴狀態。
這是史達林第一次取得勝利。事後，溫和的佐達尼亞遭到了逮捕，併入獄一年。他的《耕耘》報關門大吉。史達林卻逃往了哥裏，在那裏藏了幾天。佐達尼亞對這位“年輕冒失者”的憎恨毋庸置疑，但是，史達林才嶄露頭角呢。不久之後，他和他的同盟便開始主張“公開鬥爭”——即便付出“血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這些年輕的積極分子討論著怎樣才能成功暗殺提比裏西憲兵隊的副隊長拉夫羅夫上尉。不過，真正的戰爭卻在鐵路倉庫裏爆發了。鐵路主管韋傑涅夫強烈反對史達林所組織的罷工行動。
與此同時，史達林遇到了另一位關鍵性的同盟。斯捷潘·邵武勉富有且受過高等教育，他是一個亞美尼亞商人的兒子。和高加索財閥相熟的邵武勉是本城石油大亨曼塔舍夫的孩子的教師。不久，他還娶了另一位石油富豪的女兒。
邵武勉“身材高大、結實，長著一張白皙的臉和一雙淡藍色的眼睛，十分英俊”。他為史達林提供了解決韋傑涅夫的方案：當這位鐵路主管坐在辦公室裏時，一支手槍透過辦公室的窗戶開火，直接擊中了他的心髒。
沒有人因此被逮捕。然而，這一槍卻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據當時廣為流傳的、無政府主義者謝爾蓋·涅恰耶夫的小冊子《革命者教義問答》所說，在這個時代裏，“所有溫柔的親情、友情、愛情、感恩，甚至是尊嚴，都必須……為唯一的對革命工作的激情讓路”。這是一場被敵我雙方都稱為“秘密活動”的毫無道德標準——也許，“毫無規則可言”更恰如其分——的遊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這個“分崩離析的世界”。隻有理解了“秘密活動”的本質，我們才能洞悉蘇聯本身：史達林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世界。“秘密活動”成為了他治國之術的精髓，也牢牢地控製了他的腦海。
從那一刻開始，史達林總會在腰間攜帶一支手槍。在對沙俄帝國的爭奪戰中，革命者與秘密警察展開了你死我活的地下鬥爭。[4]
* * *
[1] 氣象台至今仍在，隻不過，它和喬治亞其他所有機構一樣破爛不堪。史達林的房間得以保存，裏麵還有幾件據說是他的東西和一塊破舊的牌匾：偉大的史達林——布爾什維克黨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於1899年12月28日至1901年3月21日在此提比裏西氣象站生活與工作，並領導了抗議沙皇當局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
[2] 在俄國，從商的中產階級沒有政治權利，所以，他們經常會同情革命者。但是，喬治亞的中產階級也能依靠當地人對本地的熱愛之心，以及他們具有貴族身份的家族。舍瓦什澤家族是聖彼得堡的諂媚者，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阿布哈茲和革命者發生聯繫。喬治·舍瓦什澤是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皇後（丹麥公主，亞歷山大三世的遺孀，尼古拉二世的母親）的大臣。俄國革命之後，直至20世紀30年代，舍瓦什澤家族中那些留在蘇聯的後人都受到了內斯特·拉科巴（當地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史達林的部下）的庇護。
[3] 當時，喬治亞最炙手可熱的俄國革命者是維克多·庫爾納托夫斯基。此人身材高大，有點駝背，業已禿頭。庫爾納托夫斯基和列寧一起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他甚至在蘇黎世見過普列漢諾夫。很多最具聲望的革命活動家並非高加索人，而是俄國人。在火車倉庫裏，謝爾蓋·阿利盧耶夫得到了為人和善、蓄著薑黃色鬍子的米哈伊爾·加裏寧的協助。加裏寧的祖輩是農民，當時的他就是個鐵路工人。而史達林正是在此時和他相遇的：在此之後，加裏寧一直擔任他的名義上的國家領導人。另一些社會民主工黨領袖則是喬治亞人。其中包括佐達尼亞、吉布拉澤、米哈·茨哈卡亞和菲利普·馬哈拉澤——他們都是1892年“第三集團”的創始人。
[4] 參加地下革命工作也意味著史達林免於1901年的徵兵。當他於1913年被捕時，他告訴警察他是“因家庭原因免於1901年的徵兵”。據達夫裏舍維兒子的回憶錄說，他的父親、哥裏的警長幫助史達林偽造了檔案，陳述了史達林的家庭困境，並把他的年紀改到了1879年12月21日。直到1916年之前，史達林再也未受徵兵之苦。
9 史達林轉入“地下”：秘密活動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曾有一次，哥裏神父之子科捷·恰爾克維阿尼在提比裏西的巷子裏和一個馬路清潔工爭吵了起來。突然之間，科捷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說道：“科捷，揍他。別害怕，他是憲兵養的狗雜種！”說這句話的正是索索。辨別叛賊或間諜仿佛是他與生俱來的能力。他可沒有工夫停下腳步和你鬥嘴，秘密警察正在追捕他呢。
“我們將會是第一批挨哥薩克士兵抽的人。”
的確，哥薩克士兵在果洛文斯基大道的每個角落裏等待著。中午時分，“槍聲終於響起”，示威者們沿著果洛文斯基大道來到葉裏溫廣場。他們和神學院學生們聚在一起，大家一起高唱《馬賽曲》和《華沙曲》。哥薩克士兵騎著馬向他們沖了過來，揮舞著軍刀和足以致命的粗鞭。警察們也拔出了刀向他們衝來。這場“絕望的衝突”一直延續了45分鍾，哥薩克士兵沒有放過大街上任何一個超過三人的人群。寫有“終結獨裁”的紅色條幅從一人手裏傳到另一人手裏。14名工人受了重傷，15人被逮捕了。提比裏西宣布進入戒嚴狀態。
這是史達林第一次取得勝利。事後，溫和的佐達尼亞遭到了逮捕，併入獄一年。他的《耕耘》報關門大吉。史達林卻逃往了哥裏，在那裏藏了幾天。佐達尼亞對這位“年輕冒失者”的憎恨毋庸置疑，但是，史達林才嶄露頭角呢。不久之後，他和他的同盟便開始主張“公開鬥爭”——即便付出“血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這些年輕的積極分子討論著怎樣才能成功暗殺提比裏西憲兵隊的副隊長拉夫羅夫上尉。不過，真正的戰爭卻在鐵路倉庫裏爆發了。鐵路主管韋傑涅夫強烈反對史達林所組織的罷工行動。
與此同時，史達林遇到了另一位關鍵性的同盟。斯捷潘·邵武勉富有且受過高等教育，他是一個亞美尼亞商人的兒子。和高加索財閥相熟的邵武勉是本城石油大亨曼塔舍夫的孩子的教師。不久，他還娶了另一位石油富豪的女兒。
邵武勉“身材高大、結實，長著一張白皙的臉和一雙淡藍色的眼睛，十分英俊”。他為史達林提供了解決韋傑涅夫的方案：當這位鐵路主管坐在辦公室裏時，一支手槍透過辦公室的窗戶開火，直接擊中了他的心髒。
沒有人因此被逮捕。然而，這一槍卻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據當時廣為流傳的、無政府主義者謝爾蓋·涅恰耶夫的小冊子《革命者教義問答》所說，在這個時代裏，“所有溫柔的親情、友情、愛情、感恩，甚至是尊嚴，都必須……為唯一的對革命工作的激情讓路”。這是一場被敵我雙方都稱為“秘密活動”的毫無道德標準——也許，“毫無規則可言”更恰如其分——的遊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這個“分崩離析的世界”。隻有理解了“秘密活動”的本質，我們才能洞悉蘇聯本身：史達林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世界。“秘密活動”成為了他治國之術的精髓，也牢牢地控製了他的腦海。
從那一刻開始，史達林總會在腰間攜帶一支手槍。在對沙俄帝國的爭奪戰中，革命者與秘密警察展開了你死我活的地下鬥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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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象台至今仍在，隻不過，它和喬治亞其他所有機構一樣破爛不堪。史達林的房間得以保存，裏麵還有幾件據說是他的東西和一塊破舊的牌匾：偉大的史達林——布爾什維克黨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於1899年12月28日至1901年3月21日在此提比裏西氣象站生活與工作，並領導了抗議沙皇當局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
[2] 在俄國，從商的中產階級沒有政治權利，所以，他們經常會同情革命者。但是，喬治亞的中產階級也能依靠當地人對本地的熱愛之心，以及他們具有貴族身份的家族。舍瓦什澤家族是聖彼得堡的諂媚者，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阿布哈茲和革命者發生聯繫。喬治·舍瓦什澤是瑪麗亞·費奧多羅夫娜皇後（丹麥公主，亞歷山大三世的遺孀，尼古拉二世的母親）的大臣。俄國革命之後，直至20世紀30年代，舍瓦什澤家族中那些留在蘇聯的後人都受到了內斯特·拉科巴（當地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史達林的部下）的庇護。
[3] 當時，喬治亞最炙手可熱的俄國革命者是維克多·庫爾納托夫斯基。此人身材高大，有點駝背，業已禿頭。庫爾納托夫斯基和列寧一起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他甚至在蘇黎世見過普列漢諾夫。很多最具聲望的革命活動家並非高加索人，而是俄國人。在火車倉庫裏，謝爾蓋·阿利盧耶夫得到了為人和善、蓄著薑黃色鬍子的米哈伊爾·加裏寧的協助。加裏寧的祖輩是農民，當時的他就是個鐵路工人。而史達林正是在此時和他相遇的：在此之後，加裏寧一直擔任他的名義上的國家領導人。另一些社會民主工黨領袖則是喬治亞人。其中包括佐達尼亞、吉布拉澤、米哈·茨哈卡亞和菲利普·馬哈拉澤——他們都是1892年“第三集團”的創始人。
[4] 參加地下革命工作也意味著史達林免於1901年的徵兵。當他於1913年被捕時，他告訴警察他是“因家庭原因免於1901年的徵兵”。據達夫裏舍維兒子的回憶錄說，他的父親、哥裏的警長幫助史達林偽造了檔案，陳述了史達林的家庭困境，並把他的年紀改到了1879年12月21日。直到1916年之前，史達林再也未受徵兵之苦。
9 史達林轉入“地下”：秘密活動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曾有一次，哥裏神父之子科捷·恰爾克維阿尼在提比裏西的巷子裏和一個馬路清潔工爭吵了起來。突然之間，科捷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說道：“科捷，揍他。別害怕，他是憲兵養的狗雜種！”說這句話的正是索索。辨別叛賊或間諜仿佛是他與生俱來的能力。他可沒有工夫停下腳步和你鬥嘴，秘密警察正在追捕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