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亞民族主義和國際馬克思主義早已在這座散布著劇院、酒館、旅舍、集市和妓院的帝國大都市生根發芽，並漸漸滲入到了與世隔絕的神學院內。
索索和一個叫賽義德·傑夫達裏阿尼的男孩“因身體狀況差”搬出了集體宿舍，搬進了小房間。傑夫達裏阿尼比索索年長，他早已是神學院一個地下小圈子的成員，他們會偷偷閱讀被禁的社會主義文學作品。“我建議他加入，”傑夫達裏阿尼說，“他很高興，並同意了。”緊隨其後，史達林也邀請他在哥裏的朋友伊利馬什維利和達維塔什維利加入了這個圈子。
剛開始時，他們讀的並非是具有煽動性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而僅僅是被神學院禁止，其實卻無關緊要的書。他們成立了一個叫作“廉價圖書館”的讀書會，繼而從一家書店借書看。而書店的老闆曾是一位民粹主義者。“您還記得這家小書店嗎？”在此之後，書店老闆伊梅達什維利曾寫信給偉大的史達林，“您還記得我們在那裏思考和低語著討論過多少問題嗎？雖然當時的我們都找不到問題的答案。”史達林正是在那裏看到了維克多·雨果的作品。其中，《九三年》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小說中的革命牧師西穆爾登[3]成為了史達林的偶像之一。可是，神學院卻禁止學生閱讀雨果的著作。
晚間時分，“汙點”總會在走廊裏巡視，檢查燈是否都熄滅了，學生們是否在偷偷讀書或自瀆。然而，一旦他離開，男孩們便會點燃蠟燭，挑燈夜讀。索索讀起書來更是沒日沒夜。他經常“看入了迷，連覺都顧不上睡，他看上去總是昏昏沉沉的，像是快要生病一樣”。於是，“當他開始咳嗽時”，伊利馬什維利“趕緊奪過了他手裏的書，把蠟燭給吹滅了”。
終於，吉爾摩根神父發現史達林正在讀雨果的《九三年》。他下令“把他在監禁室裏關一段時間，以示懲罰”。可是，史達林屢教不改，另一個巡察的神父發現他還在讀雨果的作品。“朱加什維利加入了‘廉價圖書館’。今日，我沒收了他讀的雨果的《海上勞工》。我早就因他讀雨果的《九三年》而警告過他。簽名：助理稽查v.穆拉霍夫斯基。”
那個時候，激進的年輕人都讀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詩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麽辦？》。史達林受這兩位俄國作家的影響更為深遠。《怎麽辦？》的主人公，具有鋼鐵般意誌卻無情的拉赫梅托夫成了史達林的革命偶像。史達林開始將自己視為和拉赫梅托夫一樣的“特殊人”。
不久，史達林又被發現在“學校樓梯上”讀禁書，神學院“受院長之令，對其處以長時間監禁和嚴厲懲戒”。他愛上了左拉，他最喜歡的法國小說是《萌芽》。他博覽群書，其中不但有翻譯過來的席勒、莫泊桑、巴爾紮克的作品，薩克雷的《名利場》，還有希臘原文的柏拉圖著作和俄國與法國歷史書——他還毫不吝嗇地和其他同學分享這些書。在俄國作家中，他喜歡果戈理、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和契訶夫，他熟讀他們的著作，並能“默誦”。他也愛托爾斯泰，“但對他的虔誠頗感無奈”。在此之後，他甚至曾在托爾斯泰那些大段的關於救贖和拯救的辨析文字旁寫下“哈哈哈！”。他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本關於假以革命之名的陰謀和背叛的傑作——並在上麵做了大量筆記。這些書都是被藏在神學院學生的法衣裏偷運進學院的。後來，史達林曾開玩笑說，他曾為了革命從書店裏“徵用”——其實是偷——過這些書。
雨果並非唯一一位改變了史達林一生的作家，另一位小說家甚至改變了他的名字。亞歷山大·卡茲貝吉的禁書《弒父》的主角是一個經典的高加索綠林人物，而他的名字則叫“科巴”。伊利馬什維利說：“讓我和索索著迷的是那些讚美喬治亞自由戰爭的文學作品。”在《弒父》這部小說裏，科巴抵抗俄國人，為他的妻子和祖國犧牲了一切，然後遭到了兇殘的報復。
“科巴成了索索的上帝，並賦予了他人生的意義。”伊利馬什維利說，“他希望自己能成為科巴。於是，他開始叫自己‘科巴’，並堅持讓我們也這麽叫他。當我們叫他‘科巴’時，他的臉上每每洋溢著自豪和愉悅。”對於史達林而言，這是個極富含義的名字——高加索山區人民的復仇、綠林人物的殘酷無情、對忠誠和背叛的迷戀、為更大的理想犧牲自我和家庭。特別是，他早先便已愛上這個名字：他的“教父”葉格納塔什維利也叫“科巴”——“雅科夫”的簡稱。“科巴”成為了這位革命者最鍾愛的綽號和代碼。不過，他最親密的朋友依然叫他“索索”。
索索早已在報紙上發表了多首詩歌，可是，就在1896年，他17歲那一年的秋天，他開始對神學和詩歌喪失了興趣。那一年，他從五年級升到了六年級。
已到熄燈時分。男孩們一邊警覺地提防著可怕的“汙點”，一邊熱烈地低聲討論著有關存在的大問題。70多歲時，史達林曾笑著回憶過這段往事。他說自己在一年級時便已經是個無神論者了。而其他同學，比如說虔誠的西蒙·納特羅什維利則不同意他的觀點。可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辨之後，納特羅什維利“找到了我，並承認自己錯了”。史達林原以為納特羅什維利接受了無神論，他很高興，直到後者如此說道：“如果上帝是存在的，那麽，地獄也肯定存在了。地獄之火將永不熄滅。可是，是誰為這永遠燃燒的地獄之火提供木材？那些木材必須是燃燒不盡的，可世上哪有燃燒不盡的木材呀！”史達林回憶道：“我大笑了起來。我本以為西蒙是通過哲學思辨得出了這個結論，可是，他之所以成為了無神論者，隻是因為他覺得地獄裏的木材不夠！”
索索和一個叫賽義德·傑夫達裏阿尼的男孩“因身體狀況差”搬出了集體宿舍，搬進了小房間。傑夫達裏阿尼比索索年長，他早已是神學院一個地下小圈子的成員，他們會偷偷閱讀被禁的社會主義文學作品。“我建議他加入，”傑夫達裏阿尼說，“他很高興，並同意了。”緊隨其後，史達林也邀請他在哥裏的朋友伊利馬什維利和達維塔什維利加入了這個圈子。
剛開始時，他們讀的並非是具有煽動性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而僅僅是被神學院禁止，其實卻無關緊要的書。他們成立了一個叫作“廉價圖書館”的讀書會，繼而從一家書店借書看。而書店的老闆曾是一位民粹主義者。“您還記得這家小書店嗎？”在此之後，書店老闆伊梅達什維利曾寫信給偉大的史達林，“您還記得我們在那裏思考和低語著討論過多少問題嗎？雖然當時的我們都找不到問題的答案。”史達林正是在那裏看到了維克多·雨果的作品。其中，《九三年》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小說中的革命牧師西穆爾登[3]成為了史達林的偶像之一。可是，神學院卻禁止學生閱讀雨果的著作。
晚間時分，“汙點”總會在走廊裏巡視，檢查燈是否都熄滅了，學生們是否在偷偷讀書或自瀆。然而，一旦他離開，男孩們便會點燃蠟燭，挑燈夜讀。索索讀起書來更是沒日沒夜。他經常“看入了迷，連覺都顧不上睡，他看上去總是昏昏沉沉的，像是快要生病一樣”。於是，“當他開始咳嗽時”，伊利馬什維利“趕緊奪過了他手裏的書，把蠟燭給吹滅了”。
終於，吉爾摩根神父發現史達林正在讀雨果的《九三年》。他下令“把他在監禁室裏關一段時間，以示懲罰”。可是，史達林屢教不改，另一個巡察的神父發現他還在讀雨果的作品。“朱加什維利加入了‘廉價圖書館’。今日，我沒收了他讀的雨果的《海上勞工》。我早就因他讀雨果的《九三年》而警告過他。簽名：助理稽查v.穆拉霍夫斯基。”
那個時候，激進的年輕人都讀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詩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怎麽辦？》。史達林受這兩位俄國作家的影響更為深遠。《怎麽辦？》的主人公，具有鋼鐵般意誌卻無情的拉赫梅托夫成了史達林的革命偶像。史達林開始將自己視為和拉赫梅托夫一樣的“特殊人”。
不久，史達林又被發現在“學校樓梯上”讀禁書，神學院“受院長之令，對其處以長時間監禁和嚴厲懲戒”。他愛上了左拉，他最喜歡的法國小說是《萌芽》。他博覽群書，其中不但有翻譯過來的席勒、莫泊桑、巴爾紮克的作品，薩克雷的《名利場》，還有希臘原文的柏拉圖著作和俄國與法國歷史書——他還毫不吝嗇地和其他同學分享這些書。在俄國作家中，他喜歡果戈理、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和契訶夫，他熟讀他們的著作，並能“默誦”。他也愛托爾斯泰，“但對他的虔誠頗感無奈”。在此之後，他甚至曾在托爾斯泰那些大段的關於救贖和拯救的辨析文字旁寫下“哈哈哈！”。他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一本關於假以革命之名的陰謀和背叛的傑作——並在上麵做了大量筆記。這些書都是被藏在神學院學生的法衣裏偷運進學院的。後來，史達林曾開玩笑說，他曾為了革命從書店裏“徵用”——其實是偷——過這些書。
雨果並非唯一一位改變了史達林一生的作家，另一位小說家甚至改變了他的名字。亞歷山大·卡茲貝吉的禁書《弒父》的主角是一個經典的高加索綠林人物，而他的名字則叫“科巴”。伊利馬什維利說：“讓我和索索著迷的是那些讚美喬治亞自由戰爭的文學作品。”在《弒父》這部小說裏，科巴抵抗俄國人，為他的妻子和祖國犧牲了一切，然後遭到了兇殘的報復。
“科巴成了索索的上帝，並賦予了他人生的意義。”伊利馬什維利說，“他希望自己能成為科巴。於是，他開始叫自己‘科巴’，並堅持讓我們也這麽叫他。當我們叫他‘科巴’時，他的臉上每每洋溢著自豪和愉悅。”對於史達林而言，這是個極富含義的名字——高加索山區人民的復仇、綠林人物的殘酷無情、對忠誠和背叛的迷戀、為更大的理想犧牲自我和家庭。特別是，他早先便已愛上這個名字：他的“教父”葉格納塔什維利也叫“科巴”——“雅科夫”的簡稱。“科巴”成為了這位革命者最鍾愛的綽號和代碼。不過，他最親密的朋友依然叫他“索索”。
索索早已在報紙上發表了多首詩歌，可是，就在1896年，他17歲那一年的秋天，他開始對神學和詩歌喪失了興趣。那一年，他從五年級升到了六年級。
已到熄燈時分。男孩們一邊警覺地提防著可怕的“汙點”，一邊熱烈地低聲討論著有關存在的大問題。70多歲時，史達林曾笑著回憶過這段往事。他說自己在一年級時便已經是個無神論者了。而其他同學，比如說虔誠的西蒙·納特羅什維利則不同意他的觀點。可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辨之後，納特羅什維利“找到了我，並承認自己錯了”。史達林原以為納特羅什維利接受了無神論，他很高興，直到後者如此說道：“如果上帝是存在的，那麽，地獄也肯定存在了。地獄之火將永不熄滅。可是，是誰為這永遠燃燒的地獄之火提供木材？那些木材必須是燃燒不盡的，可世上哪有燃燒不盡的木材呀！”史達林回憶道：“我大笑了起來。我本以為西蒙是通過哲學思辨得出了這個結論，可是，他之所以成為了無神論者，隻是因為他覺得地獄裏的木材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