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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政界往事 明王朝紀事 作者：李亞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張張熟悉的麵孔消失了，一批批不熟悉的麵孔也前赴後繼地不見了。
總得有人給皇帝辦事呀。
於是，在帝國官場上，出現了一道罕見的奇異風景，坐在台子後麵審案的禦史腳上，戴著鐐銬，他本人已經被判了死刑；而另外衙門裏麵的大堂上，那位麵無人色的堂皇大員，不久前，剛剛挨了皇帝的80大棍。茹太素是明初相當有名的一位大臣，以忠厚正直為時人所敬重，官位最高時為正二品戶部尚書，相當於今天中央最高財政經濟部門首長。此人就是因為奏摺寫得太長而被朱元璋急急召來打屁股的那位。他就曾經被判罪後戴著鐐銬上班辦公，後來終於被朱元璋殺死。在《大誥三編》中，我們知道，這種為朱元璋所發明的嶄新工作方式，叫做“戴罪辦事”。戴，是已經被判刑的意思。當時，在各級政府機關裏，這種戴罪辦事的人，按照朱元璋的記錄，有328人。不必有多麽豐富的想像力都可以想見其景象多麽壯觀。
此後，從明代開始直到今天，我們在諸多歷史學家們的堂皇著作中，能夠讀到許多對於朱元璋澄清吏治的讚美。事實上，這些頌揚之詞，除了表達出人們對貪官汙吏的切齒痛恨之外，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扯淡。
原因在於下列兩點：
其一，在任何一種政治文化裏，吏治的狀況都是該政治文明程度的標誌之一。與我國以往時代的吏治比較起來，作為人格化的帝王，朱元璋所做的一切，並沒有什麽新鮮之處，僅僅是將傳統思想與手段推到了極端處使用而已。這種情況唯一可以證明的隻有一點，那就是，這種政治文化傳統所蘊涵的政治智慧、政治空間、政治倫理資源已經萎縮枯竭，其山窮水盡之際，隻剩下苟延殘喘和迴光返照。
其二，朱元璋死後，在他所開創的朝代裏，貪官汙吏土豪劣紳泛濫成災的程度，不亞於任何時代最糟時的情形。由此，印證了上述結論。
假如一定要從朱元璋個人功過是非的角度進行判斷的話，毋寧說，此人的作為，相當有效地展示了一點，在我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下，帝王個人的心理、性格與能力可以使他做些什麽和能夠達到什麽程度。
揆諸史籍，其情形大抵如此。
而在針對另一類人的另外一個戰場上，朱元璋則獲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由於對象和目標的不同，朱元璋在打擊那些可能威脅自己或者自己繼承人皇位的人們時，表現得高度理性而審慎，層次分明又有條不紊，使這場沒完沒了的戰爭具有了政治謀殺的特點。
從朱元璋的一生行事判斷，他對開國功臣們的猜忌，可能需要追溯戰爭年代那一係列背叛事件。
其中，邵榮、謝再興叛變和他的親侄子朱文正謀叛，應該起了重要作用。
邵榮勇猛善戰且多智謀，是朱元璋早期最重要的戰友與助手，在將近十年時間裏，他都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人，地位甚至在徐達之上。關於此人為什麽要叛亂，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定論。我們隻是能夠看到不少史學家常常喜歡引用的一個說法，當他叛亂失敗，被捉住後，朱元璋曾經與他相對喝酒。期間，他憤憤不平地告訴朱元璋：“我們在外麵拚死拚活，你卻把我們的妻子老小拘在手裏做人質，使我們骨肉分離，無法團聚，全為了你的一己私利。我這是不得已。”說完，潸然淚下。據說，朱元璋是在全軍將士麵前，與邵榮置酒灑淚而別，然後行刑將其殺死的。
還有一種說法，也不妨作為參照。這種說法認為，朱元璋曾經在邵榮領兵在外時，調戲並姦汙了邵榮剛剛成年的女兒，從而促使邵榮發起叛亂。後來，朱元璋念邵榮沒有在公開場合揭露此點，而放過了他的全家。這種說法，特別容易在討厭朱元璋的人們那裏得到響應。姑且存疑。
謝再興則是另外一位獨當一麵的重要將領，他的叛變顯然與朱元璋頗有幹係了。當時，謝再興領兵鎮守在外，朱元璋沒有通過他，便自說自話把他的女兒做主嫁給了徐達，形同配給。雖然據說一對新人是兩情相悅，但這種做法，顯然無法讓做父親的感覺愉快。不久，可能是內部###的結果，有人舉報謝再興的兩個朋友走私，販賣皮革等軍用物資。朱元璋立即將此二人殺死。當時，江南早已進入潮濕悶熱的黃梅天氣，朱元璋派人把二人已經腐臭的腦袋，懸掛到了謝再興的辦公場所，同時，命派去做這件事的人奪了謝再興的軍權，從而，導致他率兵叛投張士誠。
前麵說過，這次叛變發生在朱元璋與陳友諒的鄱陽湖大戰前夕，假如陳友諒和張士誠能夠把握好時機，後來的歷史會如何發展就很難說了。
朱文正則是朱元璋的親侄子，以大都督銜坐鎮南昌。在決定生死的鄱陽湖大戰之前，他以艱苦的南昌保衛戰，立下了將陳友諒拖在南昌城下八十多天的大功。此人年輕，手握重權又立大功，於是，驕橫異常。據說，他任意掠奪民間有姿色的婦女，淫逸無度，被人告到朱元璋那裏。於是，朱元璋在論功行賞時，便沒有給他賞賜。此後，他認為朱元璋賞罰不公而心懷怨恨，並一度在其他人的攛掇下準備謀叛。結果，又一次被人告發，導致朱元璋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南昌，朱文正倉促來迎，朱元璋斥罵說：“小子打算幹什麽？”將他帶回，禁錮而死。
總得有人給皇帝辦事呀。
於是，在帝國官場上，出現了一道罕見的奇異風景，坐在台子後麵審案的禦史腳上，戴著鐐銬，他本人已經被判了死刑；而另外衙門裏麵的大堂上，那位麵無人色的堂皇大員，不久前，剛剛挨了皇帝的80大棍。茹太素是明初相當有名的一位大臣，以忠厚正直為時人所敬重，官位最高時為正二品戶部尚書，相當於今天中央最高財政經濟部門首長。此人就是因為奏摺寫得太長而被朱元璋急急召來打屁股的那位。他就曾經被判罪後戴著鐐銬上班辦公，後來終於被朱元璋殺死。在《大誥三編》中，我們知道，這種為朱元璋所發明的嶄新工作方式，叫做“戴罪辦事”。戴，是已經被判刑的意思。當時，在各級政府機關裏，這種戴罪辦事的人，按照朱元璋的記錄，有328人。不必有多麽豐富的想像力都可以想見其景象多麽壯觀。
此後，從明代開始直到今天，我們在諸多歷史學家們的堂皇著作中，能夠讀到許多對於朱元璋澄清吏治的讚美。事實上，這些頌揚之詞，除了表達出人們對貪官汙吏的切齒痛恨之外，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扯淡。
原因在於下列兩點：
其一，在任何一種政治文化裏，吏治的狀況都是該政治文明程度的標誌之一。與我國以往時代的吏治比較起來，作為人格化的帝王，朱元璋所做的一切，並沒有什麽新鮮之處，僅僅是將傳統思想與手段推到了極端處使用而已。這種情況唯一可以證明的隻有一點，那就是，這種政治文化傳統所蘊涵的政治智慧、政治空間、政治倫理資源已經萎縮枯竭，其山窮水盡之際，隻剩下苟延殘喘和迴光返照。
其二，朱元璋死後，在他所開創的朝代裏，貪官汙吏土豪劣紳泛濫成災的程度，不亞於任何時代最糟時的情形。由此，印證了上述結論。
假如一定要從朱元璋個人功過是非的角度進行判斷的話，毋寧說，此人的作為，相當有效地展示了一點，在我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下，帝王個人的心理、性格與能力可以使他做些什麽和能夠達到什麽程度。
揆諸史籍，其情形大抵如此。
而在針對另一類人的另外一個戰場上，朱元璋則獲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由於對象和目標的不同，朱元璋在打擊那些可能威脅自己或者自己繼承人皇位的人們時，表現得高度理性而審慎，層次分明又有條不紊，使這場沒完沒了的戰爭具有了政治謀殺的特點。
從朱元璋的一生行事判斷，他對開國功臣們的猜忌，可能需要追溯戰爭年代那一係列背叛事件。
其中，邵榮、謝再興叛變和他的親侄子朱文正謀叛，應該起了重要作用。
邵榮勇猛善戰且多智謀，是朱元璋早期最重要的戰友與助手，在將近十年時間裏，他都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人，地位甚至在徐達之上。關於此人為什麽要叛亂，至今沒有一個準確的定論。我們隻是能夠看到不少史學家常常喜歡引用的一個說法，當他叛亂失敗，被捉住後，朱元璋曾經與他相對喝酒。期間，他憤憤不平地告訴朱元璋：“我們在外麵拚死拚活，你卻把我們的妻子老小拘在手裏做人質，使我們骨肉分離，無法團聚，全為了你的一己私利。我這是不得已。”說完，潸然淚下。據說，朱元璋是在全軍將士麵前，與邵榮置酒灑淚而別，然後行刑將其殺死的。
還有一種說法，也不妨作為參照。這種說法認為，朱元璋曾經在邵榮領兵在外時，調戲並姦汙了邵榮剛剛成年的女兒，從而促使邵榮發起叛亂。後來，朱元璋念邵榮沒有在公開場合揭露此點，而放過了他的全家。這種說法，特別容易在討厭朱元璋的人們那裏得到響應。姑且存疑。
謝再興則是另外一位獨當一麵的重要將領，他的叛變顯然與朱元璋頗有幹係了。當時，謝再興領兵鎮守在外，朱元璋沒有通過他，便自說自話把他的女兒做主嫁給了徐達，形同配給。雖然據說一對新人是兩情相悅，但這種做法，顯然無法讓做父親的感覺愉快。不久，可能是內部###的結果，有人舉報謝再興的兩個朋友走私，販賣皮革等軍用物資。朱元璋立即將此二人殺死。當時，江南早已進入潮濕悶熱的黃梅天氣，朱元璋派人把二人已經腐臭的腦袋，懸掛到了謝再興的辦公場所，同時，命派去做這件事的人奪了謝再興的軍權，從而，導致他率兵叛投張士誠。
前麵說過，這次叛變發生在朱元璋與陳友諒的鄱陽湖大戰前夕，假如陳友諒和張士誠能夠把握好時機，後來的歷史會如何發展就很難說了。
朱文正則是朱元璋的親侄子，以大都督銜坐鎮南昌。在決定生死的鄱陽湖大戰之前，他以艱苦的南昌保衛戰，立下了將陳友諒拖在南昌城下八十多天的大功。此人年輕，手握重權又立大功，於是，驕橫異常。據說，他任意掠奪民間有姿色的婦女，淫逸無度，被人告到朱元璋那裏。於是，朱元璋在論功行賞時，便沒有給他賞賜。此後，他認為朱元璋賞罰不公而心懷怨恨，並一度在其他人的攛掇下準備謀叛。結果，又一次被人告發，導致朱元璋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南昌，朱文正倉促來迎，朱元璋斥罵說：“小子打算幹什麽？”將他帶回，禁錮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