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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政界往事 明王朝紀事 作者：李亞平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國各地之鄉村都要舉行兩次全體村民大會餐，名曰“鄉飲”。屆時，全體村民必須在進餐之前，聆聽年高望重者發表訓詞報告和宣讀朝廷最新頒布的法令文件，所有行為不軌者將在此受到批評教育。其中屢教不改及態度惡劣的人，將被宣布為“頑民”，扭送到縣政府去，他甚至包括他的家屬，都將被發配或者充軍到邊遠地區。假如被推舉出來主持這些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沒有能夠很好地履行上述職責，那麽他們也可能受到懲罰，嚴重者將會被發配或者充軍邊疆。（《教民榜》；《明太祖實錄》卷255）
皇帝規定，上述懲惡揚善暨鄉村自治的過程，均不許政府官員幹預。不論懲惡，還是揚善，官員的職責就是如實向皇帝報告。若地方政府官員敢於幹預，則鄉村主持者有權直接報告皇帝。那時，這個官員將會被一同治罪。這種雙軌報告的機製，可能會使帝國各級官員們相對地收斂一些。
皇帝要求，全國每個村莊都要置鼓一麵。凡到農忙時節，需指定專門人員於清晨五更時分擂鼓，令人們黎明即起，下田耕作。這個工作，一般由老人負責。其懶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責。若老人沒有盡職，導致懶漢生活困窘，從而鋌而走險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則老人有罪，將受懲罰。（正德《大明會典》卷19，“州縣二”）
皇帝還要求每個鄉村都要選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於暮靄四合時分，炊煙裊裊之際，在鄉村街道上，搖著銅鈴，大聲朗誦宣講皇帝親自製定的六諭：
——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長，要友愛鄰裏，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樂業，不要為非作歹！（《教民榜》；《明太祖實錄》卷255；董泌陽《碧裏雜存》卷下）
為了使農民能夠安居樂業，朱元璋對他們的生產與生活作了相當細緻入微的考慮與安排：
“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糧和當差之外，並沒有什麽其他的麻煩。因此，你們務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豐衣足食。每戶務必要按照國家號令，依法栽種桑樹、棗樹、柿子樹和棉花。這樣，每年養蠶生產的絲綿，可以豐衣；棗、柿子可以賣錢，遇到歉收年景可以當糧食。此事對你們老百姓有好處，鄉村裏甲老人務必要經常監督檢查。若膽敢違背，家遷化外——流放到邊疆去。”（正德《大明會典》卷19，“州縣二”）
這是朱元璋的一個極其有名詔令的部分內容。
當時，帝國政府作出了詳細規定，每家農戶必須按照一定數量與比例栽種桑、棗、柿和棉花。其中，棗、柿是如何解決了農民的零花錢問題並在災年幫助他們渡過饑荒的，我們不得而知。從常識判斷，想必還是能夠發生作用的。而另外兩項——桑與棉，則對我國經濟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是與其他許多因素纏綿交織後演變而成的，許多內容與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之所以產生這種南轅北轍的結果，可能是出自下列三個原因——
其一，朱元璋這位農民出身的皇帝，對變幻莫測的汪洋大海心懷疑慮，基本或完全找不到感覺；
其二，與軍事和政治領域不同，此人可能缺少經濟上的洞察力與戰略眼光，因此隻能信守無商不奸之觀念，堅持重農抑商的治國理念；
其三，割據浙江、福建一帶的方國珍、陳友定殘部逃入大海，並與日本浪人聯手出沒在東南沿海一線。
因此，朱元璋在宋、元時期極其繁榮的國際貿易上大踏步後退。他多次下達嚴厲的禁海令，其中，被人們引用最多的一句話，叫做 “寸板不許下海”。其令人畏懼之處，我們完全可以在上文中動不動就看到的“家遷化外”——全家流放邊疆和“族誅”——殺其全家等等之中感受出來。結果，導致曾經給我國經濟與社會生活帶來高度繁榮、生機、活力與利益的國際貿易急遽萎縮，蛻變成了無論以今天的眼光，還是以當日的眼光，看來看去，怎麽看都是高度扯淡的所謂“朝貢”貿易。中國人特別自豪的鄭和下西洋，可能就與這種“朝貢”貿易幹係甚深。
此後的發展，肯定會令朱元璋於九泉之下痛心疾首。
正如我們曾經談到過和今後會不斷看到的那樣，皇家與官府的高度壟斷及其“朝貢”貿易，果然在未來的歲月裏，有效地培養出了東南沿海地區的大規模走私貿易。後來真正稱得上富可敵國的鄭芝龍、鄭成功父子隻不過是這場走私加海盜狂潮到了晚期的受益者而已。而發生在他們父子之前、在大明帝國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極其著名的東南“倭寇”之亂，在某種意義上說，差不多就是——簡直就是這種壟斷和“朝貢”貿易的直接產物。討論上述種種事跡，大約需要厚厚幾大本博士論文，在此從略。
現在，我們隻需知道，當一個本來應該是自然發育成長的東西，被缺少知識的政治權力強行介入之後，會演變得有多麽麵目全非乃至不可思議。而且，這種東西幾乎是必然地要回過頭來削弱介入者的力量，進而形成敵對力量，對培育出這個怪胎的政治權力和社會本身形成巨大的殺傷力。
知道了這些，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大約會無論如何也閉不上眼睛。
皇帝規定，上述懲惡揚善暨鄉村自治的過程，均不許政府官員幹預。不論懲惡，還是揚善，官員的職責就是如實向皇帝報告。若地方政府官員敢於幹預，則鄉村主持者有權直接報告皇帝。那時，這個官員將會被一同治罪。這種雙軌報告的機製，可能會使帝國各級官員們相對地收斂一些。
皇帝要求，全國每個村莊都要置鼓一麵。凡到農忙時節，需指定專門人員於清晨五更時分擂鼓，令人們黎明即起，下田耕作。這個工作，一般由老人負責。其懶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責。若老人沒有盡職，導致懶漢生活困窘，從而鋌而走險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則老人有罪，將受懲罰。（正德《大明會典》卷19，“州縣二”）
皇帝還要求每個鄉村都要選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於暮靄四合時分，炊煙裊裊之際，在鄉村街道上，搖著銅鈴，大聲朗誦宣講皇帝親自製定的六諭：
——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長，要友愛鄰裏，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樂業，不要為非作歹！（《教民榜》；《明太祖實錄》卷255；董泌陽《碧裏雜存》卷下）
為了使農民能夠安居樂業，朱元璋對他們的生產與生活作了相當細緻入微的考慮與安排：
“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糧和當差之外，並沒有什麽其他的麻煩。因此，你們務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豐衣足食。每戶務必要按照國家號令，依法栽種桑樹、棗樹、柿子樹和棉花。這樣，每年養蠶生產的絲綿，可以豐衣；棗、柿子可以賣錢，遇到歉收年景可以當糧食。此事對你們老百姓有好處，鄉村裏甲老人務必要經常監督檢查。若膽敢違背，家遷化外——流放到邊疆去。”（正德《大明會典》卷19，“州縣二”）
這是朱元璋的一個極其有名詔令的部分內容。
當時，帝國政府作出了詳細規定，每家農戶必須按照一定數量與比例栽種桑、棗、柿和棉花。其中，棗、柿是如何解決了農民的零花錢問題並在災年幫助他們渡過饑荒的，我們不得而知。從常識判斷，想必還是能夠發生作用的。而另外兩項——桑與棉，則對我國經濟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是與其他許多因素纏綿交織後演變而成的，許多內容與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之所以產生這種南轅北轍的結果，可能是出自下列三個原因——
其一，朱元璋這位農民出身的皇帝，對變幻莫測的汪洋大海心懷疑慮，基本或完全找不到感覺；
其二，與軍事和政治領域不同，此人可能缺少經濟上的洞察力與戰略眼光，因此隻能信守無商不奸之觀念，堅持重農抑商的治國理念；
其三，割據浙江、福建一帶的方國珍、陳友定殘部逃入大海，並與日本浪人聯手出沒在東南沿海一線。
因此，朱元璋在宋、元時期極其繁榮的國際貿易上大踏步後退。他多次下達嚴厲的禁海令，其中，被人們引用最多的一句話，叫做 “寸板不許下海”。其令人畏懼之處，我們完全可以在上文中動不動就看到的“家遷化外”——全家流放邊疆和“族誅”——殺其全家等等之中感受出來。結果，導致曾經給我國經濟與社會生活帶來高度繁榮、生機、活力與利益的國際貿易急遽萎縮，蛻變成了無論以今天的眼光，還是以當日的眼光，看來看去，怎麽看都是高度扯淡的所謂“朝貢”貿易。中國人特別自豪的鄭和下西洋，可能就與這種“朝貢”貿易幹係甚深。
此後的發展，肯定會令朱元璋於九泉之下痛心疾首。
正如我們曾經談到過和今後會不斷看到的那樣，皇家與官府的高度壟斷及其“朝貢”貿易，果然在未來的歲月裏，有效地培養出了東南沿海地區的大規模走私貿易。後來真正稱得上富可敵國的鄭芝龍、鄭成功父子隻不過是這場走私加海盜狂潮到了晚期的受益者而已。而發生在他們父子之前、在大明帝國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極其著名的東南“倭寇”之亂，在某種意義上說，差不多就是——簡直就是這種壟斷和“朝貢”貿易的直接產物。討論上述種種事跡，大約需要厚厚幾大本博士論文，在此從略。
現在，我們隻需知道，當一個本來應該是自然發育成長的東西，被缺少知識的政治權力強行介入之後，會演變得有多麽麵目全非乃至不可思議。而且，這種東西幾乎是必然地要回過頭來削弱介入者的力量，進而形成敵對力量，對培育出這個怪胎的政治權力和社會本身形成巨大的殺傷力。
知道了這些，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大約會無論如何也閉不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