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勁的例子就不舉了。看看魯迅的小說,幾乎每一節都那麽寥寥幾行,句子都那麽短,就不難明白我說的是什麽意思。再一個反證是,既然說魯迅的小說那麽好,評論鑑賞的文章鋪天蓋地,入選中學大學課本的又那麽多,幾乎到了普天之下(中國大陸)無人不讀魯的程度,可是從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沒有一個作家是學魯迅學到家的,甚至連個像的也找不見。它的藝術性,來自深厚的古文功底,不是學不來,一學就露了醜。這樣一來,人們就隻有讚嘆而難以師法了。換句話說,現當代凡寫小說的,都是用白話文寫的,你去學一個用魏晉筆法寫作,學一個幾乎是從文言文脫胎出來的作家的作品,南其轅而北其轍,如何能上得了路呢?


    魯迅的社會理念(1)


    前麵第三章裏,談到了魯迅的思想資源。一個人的思想資源會影響他的社會理念,卻不等於他的社會理念。思想資源更多的對他的人生理念起作用,未必全部表現在他對社會的認知與追求上。一個自負的,甚至是自私的人,也可以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隻要他在追求社會主義事業的實現上,信念堅定,勇於實踐,我們就得承認他是一個優秀的社會主義者。在這上頭,個人品質上的瑕疵,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這也就是我們談論魯迅的是非功過時,很少論及魯迅個人品質的原因。


    但是,對於魯迅這樣一位被視為中國文化革命新軍的主將式的人物,對他的社會理念,卻不能不做一番考察。往常人們談這個話題,總是舉出他的一些經典性的言論,說他怎樣狠批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怎樣掮住了閘門放孩子們到光明的地方去,怎樣讚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怎樣讚美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寄託了人類的希望。嚴格地說,這些並不能說明魯迅的社會理念,有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有的是在政治鬥爭中的堅定的立場。要探究魯迅的社會理念,最好是用統計學的方法加以驗證。比如,可以用電子計算機,算出魯迅著作中使用什麽樣的社會學的術語最多。如果他使用民主、自由、平等、博愛這類的詞語多,我們就可以認定他是一個崇尚民主自由的人,是一個有現代社會意識的人。如果他用的還是中國士大夫千百年來慣用的心性、高尚、卑劣等傳統詞語,我們就應當認定他是一個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並沒有多少先進的社會理念。


    要對魯迅的全部著作做一次這樣的檢索,不是不可能,隻是這樣的工作量太大了,不是我在這樣一本著作中能完成的。那就在一個較小的範圍裏,做一次這樣的檢索並得出我們的評價。這樣做的理論依據是,既然全部詞語的檢索有這樣的功效,那麽隨機性的抽查,隻要夠了一定的量,也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


    正好手邊有本《魯迅論中國社會改造》,是一位叫趙倚平的先生編的。趙先生在深圳某國家單位供職,編這樣一本書,完全是他個人的愛好,並非受什麽機構的委託。香港公元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出版。也可以說是趙先生自己印製贈送朋友的。趙先生在書中一篇類似後記的文章中說,魯迅一生都在致力於中國國民性的改造,然而魯迅關於國民性改造的一個傑出的思想,即作者所說的“改造國民性,要有更激烈的主張”,卻沒有得到世人的重視。作者編選此書,就是為了弘揚魯迅的這一思想。也就是說,這是一本體現魯迅社會理念的語錄選編。


    我們的辦法是,先設定一個選擇的程序,從這本書中篩選出若幹條語錄,再找出那些與社會理念有關的詞語,看什麽樣的詞語出現的頻率最高,也就可以大體看出魯迅的社會理念了。


    全書共分六部分,每一部分的標題及選取語錄的條數如下:一、論中國社會 九十七條二、論中國社會的改造 七十一條三、論中國的國民性 六十六條四、論中國國民性的改造 四十五條五、人生與生活 八十二條六、青年、未來、希望 六十四條篩選的程序是,從每一部分中選取第一條和中間的一條。所以選第一條是因為作為這一部分的第一條,編者應當是很慎重的。所以選取中間一條,是因為它的隨意性最大,不會是有意的安排。中間一條的選法是,末尾是偶數的,除以二所得的數字即為應選的條目;是奇數的,加一再除以二即為應選的條目。當然不一定選中間的一條,也可以隨意定一個數字,比如第三十五條,隻要每一部分都選第三十五條就行了。


    現在我們將每一部分的第一條和中間的一條共計十二條語錄,抄錄如下:阿,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樑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一樣的中國,決不肯自己改變一支毫毛!(《吶喊·頭髮的故事》)“安貧”誠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無法指定究竟的運命,總不能令人死心塌地。……


    運命說之毫不足以治國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歷的。倘若還要用它來做工具,那中國的運命可真要“窮”極無聊了。(《花邊文學·運命》)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閑集·無聲的中國》)歷史的巨輪,是決不因幫閑們的不滿而停運的……(《集外集拾遺·引玉集後記》)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華蓋集·補白》)我敢於說,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兇險。(《華蓋集·忽然想到》)改造自己,總比禁止別人來得難。(《且介亭雜文·論毛筆之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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