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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 作者：韓石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至於以魯迅為首的太炎門生們，怎樣最後和以胡適為首的留學歐美的自由知識分子最後絕裂，自立營壘，視同敵國，後麵的章節中還要詳細敘述，這裏就不多說了。
那麽，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魯迅是個什麽地位呢？
也很了不起，是一員大將，是一員健將。這話不是我說的，是胡適說的。魯迅的《狂人日記》發表後，胡適曾給以熱烈的讚揚，高度的評價，說他是“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一九二二年胡適寫了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其中有一部分，回顧了五四運動前後的小說創作，說這一年多來，小說創作成績最好的是魯迅，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說數量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到了晚年，胡適還是這個看法。一九五八年，胡適已六十七歲了，這年五月，胡適在台北中國文藝協會作了一次演講，題目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仍然肯定魯迅在《新青年》時代“是個健將，是個大將”。
新文化人物強有力的批判者(2)
大將、健將，跟主將有什麽不一樣呢？大將，不說健將了，就說大將吧，大將是聽命於主將的。主將是統帥，或者說是統帥之一，大將是帶兵作戰的，或者說是某一方麵的首領。主將是號召者，大將是實施者。胡適是白話文、是新文學的倡導者，魯迅是白話文、是新文學的實施者。這一點，在新文學運動初期，魯迅是心甘情願的，也是引以為榮的。一九二二年底，魯迅為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吶喊》作序時，說了他怎樣加入新文學的戰陣。他說，在寫他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前幾年，他是消沉的，絕望的，每天下了班，就是躲在紹興會館自己房裏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麽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唯一的願望。”是他的朋友，已參與了《新青年》編輯的錢玄同來訪，用話激他，才答應寫東西，支持《新青年》倡導的“文學革命”。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了就有了十餘篇。還是這篇自序中，魯迅說了這樣一句話：
……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
他本人已是一員大將了，“須聽將令”，當然是聽主將的令了。“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就直稱提倡白話文，發起新文學運動者為“主將”了。
就是“轉變”之後，時時跟胡適這些人過不去，魯迅仍不改變這個看法。一九三二年編《自選集》時，在《自序》裏說：“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這一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又說，那時他所以寫作，並非全是出於自己的熱情，大半倒是為了對於熱情者的同感，這些戰士，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於是他受到了感染，“也來喊幾聲助助威吧”。為了和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便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幹的亮色。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那時他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和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寫作，和新文學運動的關係，就是這樣的。和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的關係，就是這樣的。雖是在新文化運動已經起來之後才參加進來的，因為他的寫作的才氣，他的舊文學的功底，很快就成為新文學寫作的一個大將，一個健將，建樹了卓著的功業。從一個教育部的默默無聞的僉事，一躍而成了全國知名的人物。對魯迅與胡適在這方麵的關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係教授周質平先生，有一個很中肯的評價。他說：
胡適是創造白話文運動的英雄，而魯迅是白話文運動創造出的一個英雄。如果沒有胡適提倡白話文在先，魯迅依舊寫他的文言，那麽，魯迅是否能成為日後的“青年導師”、“文化偉人”就很值得懷疑了。在提倡白話文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說胡適是比魯迅更具“先見之明”。胡適對魯迅也多少起了一點領導作用……（周質平《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第23頁）
根據以上的論證，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的一員大將，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新軍的主將。
魯迅後來是“轉變”了，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這個轉變是怎樣完成的，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一般的說法是他到了上海之後，跟瞿秋白、馮雪峰等共產黨人接觸之後，在黨的指令下，創造社、太陽社停止了對他的攻擊，過了不久就出任左翼作家聯盟的盟主了。
那麽，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魯迅是個什麽地位呢？
也很了不起，是一員大將，是一員健將。這話不是我說的，是胡適說的。魯迅的《狂人日記》發表後，胡適曾給以熱烈的讚揚，高度的評價，說他是“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一九二二年胡適寫了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其中有一部分，回顧了五四運動前後的小說創作，說這一年多來，小說創作成績最好的是魯迅，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說數量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到了晚年，胡適還是這個看法。一九五八年，胡適已六十七歲了，這年五月，胡適在台北中國文藝協會作了一次演講，題目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仍然肯定魯迅在《新青年》時代“是個健將，是個大將”。
新文化人物強有力的批判者(2)
大將、健將，跟主將有什麽不一樣呢？大將，不說健將了，就說大將吧，大將是聽命於主將的。主將是統帥，或者說是統帥之一，大將是帶兵作戰的，或者說是某一方麵的首領。主將是號召者，大將是實施者。胡適是白話文、是新文學的倡導者，魯迅是白話文、是新文學的實施者。這一點，在新文學運動初期，魯迅是心甘情願的，也是引以為榮的。一九二二年底，魯迅為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吶喊》作序時，說了他怎樣加入新文學的戰陣。他說，在寫他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前幾年，他是消沉的，絕望的，每天下了班，就是躲在紹興會館自己房裏抄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麽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唯一的願望。”是他的朋友，已參與了《新青年》編輯的錢玄同來訪，用話激他，才答應寫東西，支持《新青年》倡導的“文學革命”。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了就有了十餘篇。還是這篇自序中，魯迅說了這樣一句話：
……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
他本人已是一員大將了，“須聽將令”，當然是聽主將的令了。“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就直稱提倡白話文，發起新文學運動者為“主將”了。
就是“轉變”之後，時時跟胡適這些人過不去，魯迅仍不改變這個看法。一九三二年編《自選集》時，在《自序》裏說：“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這一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又說，那時他所以寫作，並非全是出於自己的熱情，大半倒是為了對於熱情者的同感，這些戰士，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於是他受到了感染，“也來喊幾聲助助威吧”。為了和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便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幹的亮色。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那時他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和新文化運動，和白話文寫作，和新文學運動的關係，就是這樣的。和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這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的關係，就是這樣的。雖是在新文化運動已經起來之後才參加進來的，因為他的寫作的才氣，他的舊文學的功底，很快就成為新文學寫作的一個大將，一個健將，建樹了卓著的功業。從一個教育部的默默無聞的僉事，一躍而成了全國知名的人物。對魯迅與胡適在這方麵的關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係教授周質平先生，有一個很中肯的評價。他說：
胡適是創造白話文運動的英雄，而魯迅是白話文運動創造出的一個英雄。如果沒有胡適提倡白話文在先，魯迅依舊寫他的文言，那麽，魯迅是否能成為日後的“青年導師”、“文化偉人”就很值得懷疑了。在提倡白話文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說胡適是比魯迅更具“先見之明”。胡適對魯迅也多少起了一點領導作用……（周質平《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第23頁）
根據以上的論證，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的一員大將，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新軍的主將。
魯迅後來是“轉變”了，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這個轉變是怎樣完成的，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一般的說法是他到了上海之後，跟瞿秋白、馮雪峰等共產黨人接觸之後，在黨的指令下，創造社、太陽社停止了對他的攻擊，過了不久就出任左翼作家聯盟的盟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