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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 作者：韓石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初，《晨報副刊》的編輯，將一篇談“的”字的文章送給胡適看了，作者的主張是“把的字專給術語去用，把底字來做助語用”。胡適覺得，這個辦法雖然比現在《晨報》上一律用“底”的辦法好一點，仍不夠精細，還有改進的必要。他本想做一篇文章，來討論這個“的”字，因為太忙了，隻好把三四年前論“的”字的一篇劄記《“的”字的文法》送上刊登。附信一封。編輯將信與文一併刊出，名為《“的”字的文法》。他的主張是“其實一個的字盡夠用了”。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分開用作“的、地、得”的，隻須用一個“的”字就行了。這算是引言，他的那篇劄記《“的”字的文法》才是正文。在分析了有關“的”字的種種語法現象，比如“天所殺”改變為“天殺的”之後，他說：“在文字史上，此種文法變遷，乃一種大事，其重要正如政治史上之朝代興亡。”
此文在十一月十二日《晨報副刊》登載。上麵的日記就是從這天開始記的，可見在此之前，已展開了關於“的”字的討論。胡適說他的《“的”字的文法》是三四年前所寫的一段劄記，就算是三年吧，也就是說早在一九一六年，還在美國的時候，他就注意到這個在中國法語上，跟改朝換代一樣重要的問題了。
胡適的文章發表後，止水先生和周建侯先生等人寫了文章與他討論，胡適又寫了《再論“的”字》，這就是上麵日記中二十三日的“作‘的’字書”，十一月二十五日《晨報副刊》登載。二十四日的“答仲甫論‘的’字”，二十六日刊出，名為《三論‘的’字》。在這兩篇文章中，胡適的主張稍有改變，他認為，“底、的、地”三字的發音太相近了，說話時還是沒有分別。“底”、“地”在紙上雖有分別，在嘴裏等於無分別。狀詞的“的”字不容易發生混亂，不發生困難，盡可以不區別。遇有必要區別時，可用“之”字。其好處是，發音有別，筆畫簡易，比“底”字更通行。
可以說，抓住了“的”字，就是抓住了中國語法區別於歐印語係語法的一大特質。
對自己的語法研究，胡適有著絕大的自信。就在寫《“的”字的文法》這天，他在日記中說：“我若有十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寫一部很好的文法出來。”他這裏說的“文法”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語法。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給錢玄同的信上說：
國語文法竟還沒有講義，真對不住你討“救兵”的希望。我狠想於這一二十天內發憤把前麵已教的文法寫成，未教的也寫成。簡單一點，就叫《語法大綱》。
這本書後來寫成了，不叫《語法大綱》，叫《國語文法概論》，三萬多字。第二年七八兩個月在《新青年》上刊載，年底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中。這是胡適的一部重要的語法著作，重在研究的方法，對語法的規律論述不是太多。規律性的東西，大都是他以前的研究成果。此書出版前，中國已有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他的同時代人有陳承澤的《國文法草創》和劉半農的《中國文法通論》。對《馬氏文通》，他還是讚賞的，同時也指出其不足：
但是馬建忠的文法隻是中國古文的文法。他舉的例，到韓愈為止；韓愈到現在，又隔開一千多年了。《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現在的國語的文法。馬建忠的大缺點在於缺乏歷史進化的觀念。他把文法的條例錯認作“一成之律，歷千古而無或少變”（《前序》）。其實從《論語》到韓愈，中國文法已經過很多的變遷了；從《論語》到現在，中國文法也不知經過多少的大改革！那不曾大變的隻有那用記誦模仿的方法勉強保存的古文文法。至於民間的語言，久已自由變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現在，中國的文法——國語的文法與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馬建忠的“歷千古而無或少變”的文法了。（北大版《胡適文集》第二冊第334頁）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先行者(2)
胡適認為，現在國語文法學最應該注重的，是研究的方法。原因有二，一是現在雖有一點古文的文法學，但國語的文法學還在草創時期，要想預備做國語的文法學研究，就應該從方法上著手。建立國語文法學，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方法不精密，絕不能有成效。二是一種科學的精神全在它的方法。方法是活的，是普遍的。我們學一種科學，若單學得一些書本裏的知識，不能拿到怎樣求得這些知識的方法，是沒有用的，是死的。若懂得方法，就把這些書本裏的知識都忘記了，也還不要緊，我們不但求得出這些知識來，還可以創造發明，添上許多新知識。文法學也是如此。中國現在還沒有一部很好的國語文法書，就是有了一部很好的文法書，若大家不研究文法學的方法，這書終究是死的。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這是很可鄙的態度。眼下我們提倡學術的人要做的，應該先把“金針”送給大家，然後讓他們看我們繡的鴛鴦，然後教他們來繡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鴛鴦。
此文在十一月十二日《晨報副刊》登載。上麵的日記就是從這天開始記的，可見在此之前，已展開了關於“的”字的討論。胡適說他的《“的”字的文法》是三四年前所寫的一段劄記，就算是三年吧，也就是說早在一九一六年，還在美國的時候，他就注意到這個在中國法語上，跟改朝換代一樣重要的問題了。
胡適的文章發表後，止水先生和周建侯先生等人寫了文章與他討論，胡適又寫了《再論“的”字》，這就是上麵日記中二十三日的“作‘的’字書”，十一月二十五日《晨報副刊》登載。二十四日的“答仲甫論‘的’字”，二十六日刊出，名為《三論‘的’字》。在這兩篇文章中，胡適的主張稍有改變，他認為，“底、的、地”三字的發音太相近了，說話時還是沒有分別。“底”、“地”在紙上雖有分別，在嘴裏等於無分別。狀詞的“的”字不容易發生混亂，不發生困難，盡可以不區別。遇有必要區別時，可用“之”字。其好處是，發音有別，筆畫簡易，比“底”字更通行。
可以說，抓住了“的”字，就是抓住了中國語法區別於歐印語係語法的一大特質。
對自己的語法研究，胡適有著絕大的自信。就在寫《“的”字的文法》這天，他在日記中說：“我若有十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寫一部很好的文法出來。”他這裏說的“文法”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語法。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給錢玄同的信上說：
國語文法竟還沒有講義，真對不住你討“救兵”的希望。我狠想於這一二十天內發憤把前麵已教的文法寫成，未教的也寫成。簡單一點，就叫《語法大綱》。
這本書後來寫成了，不叫《語法大綱》，叫《國語文法概論》，三萬多字。第二年七八兩個月在《新青年》上刊載，年底收入《胡適文存》第一集中。這是胡適的一部重要的語法著作，重在研究的方法，對語法的規律論述不是太多。規律性的東西，大都是他以前的研究成果。此書出版前，中國已有馬建忠的《馬氏文通》，他的同時代人有陳承澤的《國文法草創》和劉半農的《中國文法通論》。對《馬氏文通》，他還是讚賞的，同時也指出其不足：
但是馬建忠的文法隻是中國古文的文法。他舉的例，到韓愈為止；韓愈到現在，又隔開一千多年了。《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現在的國語的文法。馬建忠的大缺點在於缺乏歷史進化的觀念。他把文法的條例錯認作“一成之律，歷千古而無或少變”（《前序》）。其實從《論語》到韓愈，中國文法已經過很多的變遷了；從《論語》到現在，中國文法也不知經過多少的大改革！那不曾大變的隻有那用記誦模仿的方法勉強保存的古文文法。至於民間的語言，久已自由變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現在，中國的文法——國語的文法與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馬建忠的“歷千古而無或少變”的文法了。（北大版《胡適文集》第二冊第334頁）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先行者(2)
胡適認為，現在國語文法學最應該注重的，是研究的方法。原因有二，一是現在雖有一點古文的文法學，但國語的文法學還在草創時期，要想預備做國語的文法學研究，就應該從方法上著手。建立國語文法學，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方法不精密，絕不能有成效。二是一種科學的精神全在它的方法。方法是活的，是普遍的。我們學一種科學，若單學得一些書本裏的知識，不能拿到怎樣求得這些知識的方法，是沒有用的，是死的。若懂得方法，就把這些書本裏的知識都忘記了，也還不要緊，我們不但求得出這些知識來，還可以創造發明，添上許多新知識。文法學也是如此。中國現在還沒有一部很好的國語文法書，就是有了一部很好的文法書，若大家不研究文法學的方法，這書終究是死的。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這是很可鄙的態度。眼下我們提倡學術的人要做的，應該先把“金針”送給大家，然後讓他們看我們繡的鴛鴦，然後教他們來繡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鴛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