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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 作者：韓石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主線且恪守不渝，胡適一生的為人行事，常常受到時人與當局的非議與非難。北洋政府時期，他主張過好人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不久，他發表《人權與約法》，挑起人權論戰，矛頭直指國民黨政府的立國之本。“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抗戰激情高漲，他參與“低調俱樂部”，主張暫時的妥協退讓，增加國力以爭取最後的勝利。這些，在常人看來，都是不合時宜的，胡適卻坦然地去做了，無怨無悔，也無憂無慮。
胡適的這種超越時代局限，堅持自己獨立思考、獨立行事的精神，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就有突出的表現。對此，j.b.格裏德是很欣賞的：
文學革命從其發端就是更廣闊範圍的思想改革運動的工具，也是一股用它的諾言波及甚廣以至很快就以“新文化運動”聞名的變革潮流的工具。對於胡適來說，這些年中，他對白話始終保持著最大的熱情，但是他所關切的事情遠非是使書麵語言恢復活力……在他論述文學革命的觀點中，已經清楚地表現出了他探討這些引起廣泛問題的某些特點。當別人是武斷的時候，胡適總是保持著暫時性、嚐試性的觀點。當別人號召的革命是對過去的否定時，胡適總是盡力把它視作通向未來的一個過渡階段。當別人把革命說成是一次突發的毀滅性的劇變時，胡適總是在更緩慢、更少破壞性的進化過程的前後聯繫上來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著這樣的信心：隻要引導得當，這種“有意識的進化”將會實現它希望的目標。
這些使胡適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氣質特徵，一方麵不是總與他的朋友們的觀點相一致的，另一方麵與他的時代特徵也不是常常和諧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97—98頁）
給社會一點清涼作用(1)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上午，胡適和高夢旦一起去滄州旅館看望趙元任夫婦，出來已十二點多了，高夢旦邀胡適去消夏別墅吃飯談天。不知怎樣話題一轉，談起了胡適的婚事，高說，據他所知，許多舊人都恭維胡適不背棄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所以敬重胡適，這也是一個條件。胡適自然知道，這是因為他的夫人江冬秀沒有文化，又是小腳，他留美前與之訂婚，回來後仍按約結婚不曾嫌棄。此時距胡適結婚不過四年，留美博士娶小腳太太還是人們常常提起的話題。聽了高夢旦的話，胡適反問：
“這一件事有什麽難能可貴之處？”
“這是一件大犧牲。”高說。
胡適聽了說：“我平生做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麽大犧牲？”
高問何以最討便宜，胡適說道：
“當初我並不準備什麽犧牲，我不過心裏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麽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裏並沒有什麽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此事的過分讚許；這種精神上的讚許，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讚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占便宜的事嗎？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
事見胡適當天的日記。
“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是胡適無意中說的一句話，不管這話在這兒有沒有勉強的成分，就胡適一生來說，尤其是就他初回國的那些年的為人行事來說，這句話可說是他的一個人生準則。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這是很不容易的。
行吾心之所安，最重要的是踐行自己的人生理念與社會理念。
好多人都認為胡適是個說得多，做得少的人，不能這麽看，文人對社會盡其責，說也是一種做。至於這個說起了多大作用，不可一概而論，有時說就說了，並沒起什麽作用，有時說了還真的起作用。以起不起作用做評判的標準，那是勢利者的護符，非是盡責者的擔當。敢說和不敢說，是不一樣的。還有的人認為，胡適隻是談論政治，而沒有實際從事政治的能力，那就更沒道理了。
所以造成這樣的印象，或許與胡適本人的一些說法不無關係。比如一九一七年留美回國後，胡適曾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話。實際上，胡適的一生，幾乎沒有停止“談政治”。他主編的《努力周報》，和幾個朋友辦的《獨立評論》，都是時政刊物，他在上麵發表的文章，也大都是談政治的。
胡適確實說過他“不能做實際政治活動”的話。梁實秋在《懷念胡適先生》文中曾說過這樣一件事。某一時期，有些人想推舉胡適領導一個政治運動，他謙遜不遑地說：“我不能做實際的政治活動。我告訴你，我從小是生長於婦人之手。”梁文中接下來說，這話是什麽意思？生長於婦人之手，是否暗示養成“婦人之仁”的態度？是否指自己膽小，不夠心狠手辣？當時看他的態度十分嚴肅，大家沒有好追問下去。
這裏的“實際政治活動”，不是指對時局的建言，而是指從事政治運動，隻能說他沒有這個興趣，不能說他沒有這個能力。他是要始終保持自己獨立不羈的身份，不願糾纏進實際政治的是非中去。
胡適的這種超越時代局限，堅持自己獨立思考、獨立行事的精神，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就有突出的表現。對此，j.b.格裏德是很欣賞的：
文學革命從其發端就是更廣闊範圍的思想改革運動的工具，也是一股用它的諾言波及甚廣以至很快就以“新文化運動”聞名的變革潮流的工具。對於胡適來說，這些年中，他對白話始終保持著最大的熱情，但是他所關切的事情遠非是使書麵語言恢復活力……在他論述文學革命的觀點中，已經清楚地表現出了他探討這些引起廣泛問題的某些特點。當別人是武斷的時候，胡適總是保持著暫時性、嚐試性的觀點。當別人號召的革命是對過去的否定時，胡適總是盡力把它視作通向未來的一個過渡階段。當別人把革命說成是一次突發的毀滅性的劇變時，胡適總是在更緩慢、更少破壞性的進化過程的前後聯繫上來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著這樣的信心：隻要引導得當，這種“有意識的進化”將會實現它希望的目標。
這些使胡適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氣質特徵，一方麵不是總與他的朋友們的觀點相一致的，另一方麵與他的時代特徵也不是常常和諧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97—98頁）
給社會一點清涼作用(1)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上午，胡適和高夢旦一起去滄州旅館看望趙元任夫婦，出來已十二點多了，高夢旦邀胡適去消夏別墅吃飯談天。不知怎樣話題一轉，談起了胡適的婚事，高說，據他所知，許多舊人都恭維胡適不背棄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所以敬重胡適，這也是一個條件。胡適自然知道，這是因為他的夫人江冬秀沒有文化，又是小腳，他留美前與之訂婚，回來後仍按約結婚不曾嫌棄。此時距胡適結婚不過四年，留美博士娶小腳太太還是人們常常提起的話題。聽了高夢旦的話，胡適反問：
“這一件事有什麽難能可貴之處？”
“這是一件大犧牲。”高說。
胡適聽了說：“我平生做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麽大犧牲？”
高問何以最討便宜，胡適說道：
“當初我並不準備什麽犧牲，我不過心裏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麽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裏並沒有什麽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此事的過分讚許；這種精神上的讚許，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讚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占便宜的事嗎？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
事見胡適當天的日記。
“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是胡適無意中說的一句話，不管這話在這兒有沒有勉強的成分，就胡適一生來說，尤其是就他初回國的那些年的為人行事來說，這句話可說是他的一個人生準則。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這是很不容易的。
行吾心之所安，最重要的是踐行自己的人生理念與社會理念。
好多人都認為胡適是個說得多，做得少的人，不能這麽看，文人對社會盡其責，說也是一種做。至於這個說起了多大作用，不可一概而論，有時說就說了，並沒起什麽作用，有時說了還真的起作用。以起不起作用做評判的標準，那是勢利者的護符，非是盡責者的擔當。敢說和不敢說，是不一樣的。還有的人認為，胡適隻是談論政治，而沒有實際從事政治的能力，那就更沒道理了。
所以造成這樣的印象，或許與胡適本人的一些說法不無關係。比如一九一七年留美回國後，胡適曾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話。實際上，胡適的一生，幾乎沒有停止“談政治”。他主編的《努力周報》，和幾個朋友辦的《獨立評論》，都是時政刊物，他在上麵發表的文章，也大都是談政治的。
胡適確實說過他“不能做實際政治活動”的話。梁實秋在《懷念胡適先生》文中曾說過這樣一件事。某一時期，有些人想推舉胡適領導一個政治運動，他謙遜不遑地說：“我不能做實際的政治活動。我告訴你，我從小是生長於婦人之手。”梁文中接下來說，這話是什麽意思？生長於婦人之手，是否暗示養成“婦人之仁”的態度？是否指自己膽小，不夠心狠手辣？當時看他的態度十分嚴肅，大家沒有好追問下去。
這裏的“實際政治活動”，不是指對時局的建言，而是指從事政治運動，隻能說他沒有這個興趣，不能說他沒有這個能力。他是要始終保持自己獨立不羈的身份，不願糾纏進實際政治的是非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