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際政治風雲變幻，給改革開放的中國造成了不小的影響。人們的思想在社會浪潮中激烈的震蕩著。
北大的驕傲一直就是：以天下為己任。這是她成為世界一流學校的關鍵。由於特殊的曆史原因，北大的成名是因為五四運動，在那個時代，北大是唯一的國立大學，所以可以號令天下。加上她率先扛起了民主的大旗，因而，她天選地成為社會的“思想庫”、“實驗室”。
一九五二年的院係改革，很多大學的文科匯入北大，造成北大文科獨步天下的局麵。回望曆史，北大曾經的輝煌總讓一屆屆的新生們不斷做出身份認同，他們習慣說：“我們北大”，這似乎不止是身份認同，還成為一種評價標準。
隨著百年校慶的步伐越來越近，校園內外關於百年校慶，關於新世紀的討論異常熱烈。許多係的同學喊出“北大萬歲” 的口號。這些都被呂一鳴用短訊的方式寫進《北大邊緣人》，引起不小的反響。
許多人覺得北大學生有一股傲氣，很狂妄，目空一切。可惜眼高手低，動手能力差，實踐中失敗者甚多。中文係的一名高才生，從高考直到北大中文係畢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畢業就返鄉了，而且開了個小賣部，做起了賣豬肉的營生，許多人打趣道：這娃學的最好的文章應該是《庖丁解牛》吧。
但這應該是個案，北大學子的“誌氣”，不說淩雲吧，也算的上是遠大抱負。之後的很多年，人們把這種使青年人有遠大誌向的教育，概括為“勵誌”。在勵誌教育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們就像一盞明燈，照亮後人前行的道路；他們又像一麵旗幟，引領平凡人不斷追求卓越。
那時候，國內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南方開辟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經濟特區，許多人南下，“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一時間成為社會共識。北方人大多習慣於在一個單位從一而終，標榜與企業共進退的“高風亮節”。認為去南方囤點兒服裝來北京賣賣，就倒騰出那麽多票子，這都不是正路子，還給這些人取了個名字：“二道販子”。
這大概是不懂得資本原始積累吧。更不了解地理課上常講的：中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像呂一鳴這樣走南闖北的人，對所謂南人北人體會得很深。呂一鳴很感謝這個年代，他常想：如果不是趕上這個好時候，自己恐怕在大院裏做一輩子“乖孩子”，還做著井底之蛙自鳴得意呢。
他知道一個“二道販子”，就是用倒服裝的錢，在北京辦起了他自己的服裝廠，後來為體校做校服。他最初隻是個從山東農村來北京打工的鄉下孩子。從小看著母親坐在炕頭上縫縫補補，可母親也總對他講一句話：“別總看這些，忙你的大事去吧。這叫‘縫窮’，你見哪個富裕的家裏還做這個的。”
可他不信邪，硬是在自己上班的工地附近支起個攤子，工餘時間給大家縫縫補補。他記得那時候最怕下雨了，因為下雨他沒辦法出攤。開始的時候，周圍人都恥笑他，一個大男人幹這個活，不嫌丟人。漸漸地，他的堅持贏得了不少回頭客，而且人們發現他還會做衣服。慢慢地他從一個攤位，變成一個縫紉小店，再變成服裝加工廠。當然，呂一鳴采訪他時，也問到他南北服裝企業的差異。
呂一鳴以這位“暴發戶”為主角寫作的長篇報告文學，沒有像往常一樣地一味讚美這位企業家的堅持，讚美他的吃苦精神，相反提出了一係列的思考。比如，如果他能早一點發現服裝定製的渠道，又如果他發現整衣進口，比單一加工利潤更高，那麽他的企業是不是早就做大做強了呢？我們究竟要從他這位行業領袖身上學到什麽呢？
呂一鳴發表在《北大邊緣人》上的文章標題是：《一位地攤上走出來的服裝廠廠長》，這篇文章也發表在京城的各大報刊上，他在文章中做了如下的評論：
“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南北方的企業發展思路呈現出大相徑庭的特點。南方企業注重創新和靈活性，他們敢於嚐試新的商業模式和技術，追求快速發展和高回報率。南方的企業家們充滿活力和創造力，善於捕捉市場機會，迅速調整戰略以適應市場變化。
相比之下，北方企業則更注重穩定性和傳統。他們傾向於在熟悉的領域深耕細作，通過長期積累和經驗傳承來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北方的企業家們更加穩重和務實，注重企業的長期發展和品牌建設。
這種差異在企業的管理風格、市場營銷策略和人才培養等方麵都有所體現。南方企業通常采用更加開放和靈活的管理模式，鼓勵員工創新和冒險；而北方企業則更強調紀律和規範，注重團隊的協作和執行力。
然而，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和市場的融合，南北方企業也在相互學習和借鑒。南方企業開始注重品牌建設和長期規劃，北方企業也在逐漸加強創新和靈活性。這種相互融合的趨勢將為中國企業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文章發表後，許多企業家加入了討論。從八十年代開放引進，到現在九十年代自主研發，科技攻關，改革在艱難地推進。任何的懷疑、固步自封都會使剛剛得到的開放成果毀於一旦。呂一鳴本人也在兩種思想極度對立的衝擊下，痛苦地思考著。
他家裏的哥哥姐姐們，除了大哥在二炮，其他人大多下崗，或者在下崗的邊緣，大院裏下崗的人就更多了。可不相信自己會被迫走出大型國企，去與小商小販為伍的大有人在。
呂一鳴和邱楓的“一鳴策劃”，從謝建華的三產搬出來了，暫時在大哥王樹槐的基地落腳。他在積極籌劃亞運會的活動策劃。香港回歸倒計時的策劃，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可他心裏萌生了一個想法，卻又擔心說出來邱楓會不高興。倆人坐在即墨海鮮，誰也不說話。
“別悶著啦，想說就說出來吧。能寫那麽大氣的文章，眼界自然高。咋這就一句話的事，倒還扭捏上了。要不我替你說？” 邱楓在呂一鳴麵前真不像不惑之年的婦女，倒像個帶幾分俏皮的少女。
“呦，你是我肚子裏的蛔蟲啊，說來我聽聽。把你能的。“呂一鳴裝出不屑的樣子。
”我猜你想把公司開到廣東去，具體是深圳還是廣州就說不好了。我覺得各有千秋吧。“邱楓的話音未落，呂一鳴一下跳起來，向邱楓撲過去。
”嗨嗨，照顧點兒咱們的情緒哈。“ 柳枝大聲喊道。
呂一鳴這才摟著他的楓進包間去了。大哥王樹槐邊搖頭，邊笑道：”都這歲數了，還這副混不吝的德行。“
北大的驕傲一直就是：以天下為己任。這是她成為世界一流學校的關鍵。由於特殊的曆史原因，北大的成名是因為五四運動，在那個時代，北大是唯一的國立大學，所以可以號令天下。加上她率先扛起了民主的大旗，因而，她天選地成為社會的“思想庫”、“實驗室”。
一九五二年的院係改革，很多大學的文科匯入北大，造成北大文科獨步天下的局麵。回望曆史，北大曾經的輝煌總讓一屆屆的新生們不斷做出身份認同，他們習慣說：“我們北大”，這似乎不止是身份認同，還成為一種評價標準。
隨著百年校慶的步伐越來越近，校園內外關於百年校慶，關於新世紀的討論異常熱烈。許多係的同學喊出“北大萬歲” 的口號。這些都被呂一鳴用短訊的方式寫進《北大邊緣人》，引起不小的反響。
許多人覺得北大學生有一股傲氣，很狂妄，目空一切。可惜眼高手低，動手能力差，實踐中失敗者甚多。中文係的一名高才生，從高考直到北大中文係畢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畢業就返鄉了，而且開了個小賣部，做起了賣豬肉的營生，許多人打趣道：這娃學的最好的文章應該是《庖丁解牛》吧。
但這應該是個案，北大學子的“誌氣”，不說淩雲吧，也算的上是遠大抱負。之後的很多年，人們把這種使青年人有遠大誌向的教育，概括為“勵誌”。在勵誌教育中，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他們就像一盞明燈，照亮後人前行的道路；他們又像一麵旗幟，引領平凡人不斷追求卓越。
那時候，國內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南方開辟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經濟特區，許多人南下，“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一時間成為社會共識。北方人大多習慣於在一個單位從一而終，標榜與企業共進退的“高風亮節”。認為去南方囤點兒服裝來北京賣賣，就倒騰出那麽多票子，這都不是正路子，還給這些人取了個名字：“二道販子”。
這大概是不懂得資本原始積累吧。更不了解地理課上常講的：中國幅員遼闊，地大物博。像呂一鳴這樣走南闖北的人，對所謂南人北人體會得很深。呂一鳴很感謝這個年代，他常想：如果不是趕上這個好時候，自己恐怕在大院裏做一輩子“乖孩子”，還做著井底之蛙自鳴得意呢。
他知道一個“二道販子”，就是用倒服裝的錢，在北京辦起了他自己的服裝廠，後來為體校做校服。他最初隻是個從山東農村來北京打工的鄉下孩子。從小看著母親坐在炕頭上縫縫補補，可母親也總對他講一句話：“別總看這些，忙你的大事去吧。這叫‘縫窮’，你見哪個富裕的家裏還做這個的。”
可他不信邪，硬是在自己上班的工地附近支起個攤子，工餘時間給大家縫縫補補。他記得那時候最怕下雨了，因為下雨他沒辦法出攤。開始的時候，周圍人都恥笑他，一個大男人幹這個活，不嫌丟人。漸漸地，他的堅持贏得了不少回頭客，而且人們發現他還會做衣服。慢慢地他從一個攤位，變成一個縫紉小店，再變成服裝加工廠。當然，呂一鳴采訪他時，也問到他南北服裝企業的差異。
呂一鳴以這位“暴發戶”為主角寫作的長篇報告文學，沒有像往常一樣地一味讚美這位企業家的堅持，讚美他的吃苦精神，相反提出了一係列的思考。比如，如果他能早一點發現服裝定製的渠道，又如果他發現整衣進口，比單一加工利潤更高，那麽他的企業是不是早就做大做強了呢？我們究竟要從他這位行業領袖身上學到什麽呢？
呂一鳴發表在《北大邊緣人》上的文章標題是：《一位地攤上走出來的服裝廠廠長》，這篇文章也發表在京城的各大報刊上，他在文章中做了如下的評論：
“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南北方的企業發展思路呈現出大相徑庭的特點。南方企業注重創新和靈活性，他們敢於嚐試新的商業模式和技術，追求快速發展和高回報率。南方的企業家們充滿活力和創造力，善於捕捉市場機會，迅速調整戰略以適應市場變化。
相比之下，北方企業則更注重穩定性和傳統。他們傾向於在熟悉的領域深耕細作，通過長期積累和經驗傳承來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北方的企業家們更加穩重和務實，注重企業的長期發展和品牌建設。
這種差異在企業的管理風格、市場營銷策略和人才培養等方麵都有所體現。南方企業通常采用更加開放和靈活的管理模式，鼓勵員工創新和冒險；而北方企業則更強調紀律和規範，注重團隊的協作和執行力。
然而，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和市場的融合，南北方企業也在相互學習和借鑒。南方企業開始注重品牌建設和長期規劃，北方企業也在逐漸加強創新和靈活性。這種相互融合的趨勢將為中國企業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文章發表後，許多企業家加入了討論。從八十年代開放引進，到現在九十年代自主研發，科技攻關，改革在艱難地推進。任何的懷疑、固步自封都會使剛剛得到的開放成果毀於一旦。呂一鳴本人也在兩種思想極度對立的衝擊下，痛苦地思考著。
他家裏的哥哥姐姐們，除了大哥在二炮，其他人大多下崗，或者在下崗的邊緣，大院裏下崗的人就更多了。可不相信自己會被迫走出大型國企，去與小商小販為伍的大有人在。
呂一鳴和邱楓的“一鳴策劃”，從謝建華的三產搬出來了，暫時在大哥王樹槐的基地落腳。他在積極籌劃亞運會的活動策劃。香港回歸倒計時的策劃，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可他心裏萌生了一個想法，卻又擔心說出來邱楓會不高興。倆人坐在即墨海鮮，誰也不說話。
“別悶著啦，想說就說出來吧。能寫那麽大氣的文章，眼界自然高。咋這就一句話的事，倒還扭捏上了。要不我替你說？” 邱楓在呂一鳴麵前真不像不惑之年的婦女，倒像個帶幾分俏皮的少女。
“呦，你是我肚子裏的蛔蟲啊，說來我聽聽。把你能的。“呂一鳴裝出不屑的樣子。
”我猜你想把公司開到廣東去，具體是深圳還是廣州就說不好了。我覺得各有千秋吧。“邱楓的話音未落，呂一鳴一下跳起來，向邱楓撲過去。
”嗨嗨，照顧點兒咱們的情緒哈。“ 柳枝大聲喊道。
呂一鳴這才摟著他的楓進包間去了。大哥王樹槐邊搖頭，邊笑道：”都這歲數了，還這副混不吝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