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我還是從外衣口袋裏取出了老約翰·r.布坎南的女管家太太給我的信封，折起來塞進了褲子的後袋裏，感覺有厚厚的一大疊，我想可能有五十張鈔票吧。我不知道老人是不是讓她給了我五十元錢，每張都是一元的，那樣的話還真有點小氣。很有可能是五十張十元，一共五百元錢，對於啥也沒傲的我來說，這價錢是相當可觀了。
我走在路上，知了在薄暮中鳴唱。馬路依舊狹窄，石子叢生，兩邊是深深的溝渠，長滿了塵土瀰漫的野草，與腰齊高。溝渠旁邊是野葛密布的石護欄，不見斷痕。石護欄外頭是橡樹和鬆樹林，偶爾會有一叢白樺樹。走了一百碼，繞過一個彎，我就看不見岔路口的汽車了。
大約走了四分之一裏路，我看見右邊有一座木瓦的舊農舍，距離馬路一百碼，周圍是高高的野草和再生的荊豆花。我放慢了腳步，站在房子的正對麵，細細查看。農舍的窗子沒有窗眼，煙囪的磚頭落到了房子一端的瓦礫堆中，房頂隻有棟木和椽子組成的一副骨架，裸露在外，甚至石護欄與大門口之間的地上也長滿了又厚又高的野草，進入農舍的小路也不再看得清了。
我轉向路邊走了幾步，才明白這個地方已經廢棄了。我正要邁步往前，腳卻觸到了一個軟軟的東西。我又停了下來，低頭看去，路上有一頂骯髒破舊，形狀古怪的藍帽子。
無疑，這是頂超級難看的帽子，帽簷一圈給切成了鋸齒形的荷葉邊，帽頂也破了幾個月牙形和星形的洞，淘氣的男孩子有時就喜歡把舊帽子搞成這樣。這頂帽子就這麽扔在那兒，周圍沒有別人，兩邊的樹林和草地裏，隻有蟲子吱吱地在鳴唱。
我不知道是什麽驅使我彎下腰，拾起了這頂帽子。或許，是因為它的顏色。帽子沾滿了塵土和油漬，但卻是，或者說曾經是柔和的灰藍色。我一向偏好灰藍色的帽子，不過這種帽子從來就不容易從帽店裏買到。我的最後一頂灰藍色帽子是在醫學院最後一年的時候買的，戴了有四五年，要不是我秘書總是抗議，我可能現在還戴著。和很多保存舊帽子的人一樣，我的帽子還在，就擺在西11街511號的衣櫥架子上。
盡管髒，這頂帽子的質地可是很不錯的毛氈。難怪了，原來商標顯示是第五大道的哈克斯勒帽店，我的帽子都是那兒買的。我拉下防汗帶（規格是7英寸），湊近觀察，可以看到帶子上曾貼過首字母的標籤，雖然被撕掉了，但是深色的皮革上依然留下了淺淺的痕跡，我還可以看清字母的輪廓：“h.n.r.，jr.”1。
1h.n.r，jr.：“初級醫生亨利·n.瑞德爾”的英語首字母縮寫。
這是我自己的舊帽子，不是別人的。就在這條路上，破成了這副樣子。我最後一次是什麽時候在衣櫥架子上看到這頂帽子的？上個禮拜，還是去年冬天？我以為昨天還看見呢。一個人把一件東西放好，然後以為這樣東西就在那個地方放著，從此心裏保持這種印象。可事實上呢，也許我最後一次看到帽子在衣櫥上，已經好幾個月過去了。說不準，去年秋天米倫斯太太已經在某次所謂的“大掃除”時，把帽子給了看門人或者救世軍2，而沒有特地告訴我。
2救世軍：salvation army，以軍隊形式為絮構，以基督教為信仰的國際性宗教慈善公益組織.成立於1865年，總部位於英國倫敦。
這頂帽子使我不由得有了種失去親人的奇怪感覺，它就這麽扔在離家百裏的荒路上，汙穢不堪，支離破碎，但過去卻是我的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帽子比領結要親密，甚至比手套都親密。它是一種象徵，標記男人的職業與地位。國王戴王冠，農民戴頭巾，銀行家戴霍姆堡帽，牛仔則戴墨西哥帽，帽子的式樣和佩戴的方式，可以表明一個人的性格與風度。這是我的帽子，我戴的時候總是略微傾斜。
如今，帽子被切成了小醜帽的形狀，我不知道最後戴這頂帽子的是什麽樣的人，他是不是也喜歡這種顏色。
就在我觸摸帽子的短短一會兒，指尖可能已經沾染了五十種不同的細菌和原生動物。我把帽子扔進了路邊漆黑的草叢裏。
我拾帽子的時候，底下的地上躺著一隻被碾過的蚱蜢。我用拇指和食指把小蟲夾了起來。灰色的石子末壓進了蚱蜢的身體，是車胎或者鞋跟碾的，時間在帽子掉到這裏之前。
蚱蜢的觸角仍然在微微顫動，褐色的唾液從上顎滲出來，前腿交叉，仿佛在祈禱。烏黑的眼睛黑得好像空洞發亮的石英和玻璃，某種程度上說還有生命力吧，但我不覺得這雙眼睛還能覺察到我。
我不知道被碾過的蚱蜢要多久才會死，大概不會太久的，那麽帽子在這兒的時間就更短了。或許掉了帽子的男孩會發現自己丟了東西，如果他還喜歡這頂帽子的話，會很快回來尋找的。我本該把帽子留在路上，放在最初發現的地方。
我用手指壓碎了小蟲的胸甲，把它也拋進了溝裏。
銀色的薄暮下，小鳥在跳，知了在叫。沒有窗眼，隻剩下屋頂骨架的舊房子在高高的草叢對麵注視著我的一舉一動。我剛起身，就聽見溝裏發出低沉的聲響，好像牛蛙的叫聲。
“嗷！”
接著又是一聲：“嗷！”
很慢，兩聲之間隔了好幾秒，仿佛停下來做深呼吸似的，聲音十分野蠻，不像是人發出來的。
我走在路上，知了在薄暮中鳴唱。馬路依舊狹窄，石子叢生，兩邊是深深的溝渠，長滿了塵土瀰漫的野草，與腰齊高。溝渠旁邊是野葛密布的石護欄，不見斷痕。石護欄外頭是橡樹和鬆樹林，偶爾會有一叢白樺樹。走了一百碼，繞過一個彎，我就看不見岔路口的汽車了。
大約走了四分之一裏路，我看見右邊有一座木瓦的舊農舍，距離馬路一百碼，周圍是高高的野草和再生的荊豆花。我放慢了腳步，站在房子的正對麵，細細查看。農舍的窗子沒有窗眼，煙囪的磚頭落到了房子一端的瓦礫堆中，房頂隻有棟木和椽子組成的一副骨架，裸露在外，甚至石護欄與大門口之間的地上也長滿了又厚又高的野草，進入農舍的小路也不再看得清了。
我轉向路邊走了幾步，才明白這個地方已經廢棄了。我正要邁步往前，腳卻觸到了一個軟軟的東西。我又停了下來，低頭看去，路上有一頂骯髒破舊，形狀古怪的藍帽子。
無疑，這是頂超級難看的帽子，帽簷一圈給切成了鋸齒形的荷葉邊，帽頂也破了幾個月牙形和星形的洞，淘氣的男孩子有時就喜歡把舊帽子搞成這樣。這頂帽子就這麽扔在那兒，周圍沒有別人，兩邊的樹林和草地裏，隻有蟲子吱吱地在鳴唱。
我不知道是什麽驅使我彎下腰，拾起了這頂帽子。或許，是因為它的顏色。帽子沾滿了塵土和油漬，但卻是，或者說曾經是柔和的灰藍色。我一向偏好灰藍色的帽子，不過這種帽子從來就不容易從帽店裏買到。我的最後一頂灰藍色帽子是在醫學院最後一年的時候買的，戴了有四五年，要不是我秘書總是抗議，我可能現在還戴著。和很多保存舊帽子的人一樣，我的帽子還在，就擺在西11街511號的衣櫥架子上。
盡管髒，這頂帽子的質地可是很不錯的毛氈。難怪了，原來商標顯示是第五大道的哈克斯勒帽店，我的帽子都是那兒買的。我拉下防汗帶（規格是7英寸），湊近觀察，可以看到帶子上曾貼過首字母的標籤，雖然被撕掉了，但是深色的皮革上依然留下了淺淺的痕跡，我還可以看清字母的輪廓：“h.n.r.，jr.”1。
1h.n.r，jr.：“初級醫生亨利·n.瑞德爾”的英語首字母縮寫。
這是我自己的舊帽子，不是別人的。就在這條路上，破成了這副樣子。我最後一次是什麽時候在衣櫥架子上看到這頂帽子的？上個禮拜，還是去年冬天？我以為昨天還看見呢。一個人把一件東西放好，然後以為這樣東西就在那個地方放著，從此心裏保持這種印象。可事實上呢，也許我最後一次看到帽子在衣櫥上，已經好幾個月過去了。說不準，去年秋天米倫斯太太已經在某次所謂的“大掃除”時，把帽子給了看門人或者救世軍2，而沒有特地告訴我。
2救世軍：salvation army，以軍隊形式為絮構，以基督教為信仰的國際性宗教慈善公益組織.成立於1865年，總部位於英國倫敦。
這頂帽子使我不由得有了種失去親人的奇怪感覺，它就這麽扔在離家百裏的荒路上，汙穢不堪，支離破碎，但過去卻是我的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帽子比領結要親密，甚至比手套都親密。它是一種象徵，標記男人的職業與地位。國王戴王冠，農民戴頭巾，銀行家戴霍姆堡帽，牛仔則戴墨西哥帽，帽子的式樣和佩戴的方式，可以表明一個人的性格與風度。這是我的帽子，我戴的時候總是略微傾斜。
如今，帽子被切成了小醜帽的形狀，我不知道最後戴這頂帽子的是什麽樣的人，他是不是也喜歡這種顏色。
就在我觸摸帽子的短短一會兒，指尖可能已經沾染了五十種不同的細菌和原生動物。我把帽子扔進了路邊漆黑的草叢裏。
我拾帽子的時候，底下的地上躺著一隻被碾過的蚱蜢。我用拇指和食指把小蟲夾了起來。灰色的石子末壓進了蚱蜢的身體，是車胎或者鞋跟碾的，時間在帽子掉到這裏之前。
蚱蜢的觸角仍然在微微顫動，褐色的唾液從上顎滲出來，前腿交叉，仿佛在祈禱。烏黑的眼睛黑得好像空洞發亮的石英和玻璃，某種程度上說還有生命力吧，但我不覺得這雙眼睛還能覺察到我。
我不知道被碾過的蚱蜢要多久才會死，大概不會太久的，那麽帽子在這兒的時間就更短了。或許掉了帽子的男孩會發現自己丟了東西，如果他還喜歡這頂帽子的話，會很快回來尋找的。我本該把帽子留在路上，放在最初發現的地方。
我用手指壓碎了小蟲的胸甲，把它也拋進了溝裏。
銀色的薄暮下，小鳥在跳，知了在叫。沒有窗眼，隻剩下屋頂骨架的舊房子在高高的草叢對麵注視著我的一舉一動。我剛起身，就聽見溝裏發出低沉的聲響，好像牛蛙的叫聲。
“嗷！”
接著又是一聲：“嗷！”
很慢，兩聲之間隔了好幾秒，仿佛停下來做深呼吸似的，聲音十分野蠻，不像是人發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