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為重要的是，參與“關懷”計劃讓婦女明白，女性不應畏縮不前，而是要能夠在聚會中分享貢獻，以及採取堅定的立場。“這是個女性不能發言的文化，”戈蕾蒂說，“我們有個說法，‘母雞不能在公雞麵前咕咕叫。’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發言了，我們是社群的一分子。”許多婦女，包括戈蕾蒂，也通過“關懷”參加了特殊識字班。戈蕾蒂在我們麵前費力地寫出自己的名字，好證明她是真的會寫字。
蒲隆地北部的男人往往把力氣花在當地的主要經濟作物——咖啡上——不管是自己種，還是在種植園裏當勞工領酬勞。收穫之後，手頭變寬裕了，許多男人就會用這筆錢包二奶——通常是少女，她們會一直待到把男人的錢花光為止。二奶得到的報酬是衣服和珠寶，她們是家庭收入的一大筆開支，也是愛滋病擴散的渠道。然而，參加“關懷”方案的婦女目前正努力根除這項傳統。聯會裏如果誰的丈夫包二奶，其他婦女就會自組治安會，把情婦趕走。有時候，她們還會去找那名先生，罰他十美元。如果她們來勢洶洶，他有時會乖乖繳款，這筆錢就成為聯會的資金。
時代改變有多大，從伯納德開口向戈蕾蒂要錢這件事上即可見一斑。“我不見得每次都給他，因為我們要存錢，”她說，“但有時候我會給他一些。他讓我加入團體，這讓我過得開心，因此我也想讓他有機會開心一下。”此外，戈蕾蒂不再每次出去都徵求伯納德同意了。“我還是會告訴他我什麽時候要出去，”她解釋，“但我是告知他，不是請求他的恩準。”
戈蕾蒂打算進一步擴大自己的事業。她想要繁殖山羊出售，同時繼續兜售自釀的啤酒。當然，她仍有可能遇到問題：伯納德可能會心生嫉妒而拿她發泄；野獸可能會獵殺她的山羊；一場旱災可能會毀了她的作物而讓她債務纏身；蒲隆地不穩定的局勢可能導致民兵掠奪她的作物；而她釀製的那些啤酒可能會把更多男人變成酒鬼。這種鄉村小額金融模式雖然可以幫助部分家庭，不過依然有局限。
但到目前為止還算順利，而且這個方案費用低廉。“關懷”這個為期三年的方案，為每名婦女付出的不到100美元（三年之後，戈蕾蒂畢業了，項目會在新的地區展開）。也就是說，捐助者一周付出65美分就能幫助戈蕾蒂。這不僅改善了她的生活，也意味著蒲隆地又多了一位對國民生產總值作出貢獻的人。同樣，戈蕾蒂的孩子現在有錢買筆和本子來繼續學業了。更重要的是，這裏多了一個模範，大家親眼看到一名女子的蛻變。
戈蕾蒂和她的山羊在家門口。
（拍攝：尼可拉斯）
“媽媽變得不一樣了，”戈蕾蒂上六年級的長女帕絲卡西說，“現在如果爸爸不在家，她可以自己去市場給我們買東西。”
至於伯納德，他有點不願意接受採訪，可能是明白自己在這齣家庭劇裏扮演的是個較不討喜的角色。但是在隨意聊起香蕉價格之後，他承認擁有伴侶比以前擁有僕人還令他快樂。“看到妻子賺錢，把錢帶回家，”他說，“讓我對她更尊敬了。”
伯納德可能隻是在說我們想聽的話，不過戈蕾蒂身為馴夫者的名號越來越響亮，總有人求助於她。“現在如果鄰裏發生了口角，他們就會找我幫忙，”戈蕾蒂得意地說。她還說要更積極地參與小區計劃，參加更多村裏的會議。一旁的伯納德聽得一臉驚慌，但是戈蕾蒂視若無睹。
“以前我低估了自己，我不會跟任何人表達，”戈蕾蒂說，“但現在我知道自己有好點子，而且會告訴別人我的想法。”
第十一章 中國與盧安達
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
——魯迅，《憂“天乳”》（1927）
我們一直在記錄貧困婦女的世界，現在且讓我們休息一下，介紹一位億萬富翁。
張茵是個嬌小、熱情的中國女性。她一開始是名成衣女工，一個月賺六美元，除了養活自己，還要幫家裏養活七個兄弟姐妹。20世紀80年代初期，她搬到深圳經濟特區，在一家中外合資的紙張貿易公司工作。在那裏，張茵學得了經營紙張生意的微妙之處。本來可以繼續待在公司不斷發展，但是她野心勃勃，想要不斷突破。1985年她到香港獨闖，在一家貿易公司工作。不到一年，那家公司破產了。張茵就在香港自立門戶，在當地購買廢紙，再運回內地。她很快發現，美國和中國的廢紙市場之間有龐大的套利機會。由於中國的森林不多，大部分的紙張是由稻草或竹片製成，質量低劣，這使得從美國回收的廢紙（由木漿製成，在美國當地非常不值錢）在中國成為貴重商品——尤其因為工業化的關係，紙張需求急遽上升。
張茵與來自中國台灣的丈夫合作，一開始通過中盤商購買美國的廢紙，1990年，她搬到洛杉磯，開始自己去聯繫業務。她開著二手的道奇小貨車拜訪加州各處的垃圾場，跟他們約定時間收取廢紙。垃圾場也很樂意和她交易。
“我得從頭學起，”張茵說，“這是我和先生兩人的公司，而我一句英文也不會說。”她能夠以低廉的費用把廢紙運回中國，因為貨船把玩具和衣服從中國運到加州港口後，回程大多沒有裝載任何商品。隨著中國對紙張需求的躥升，張茵的事業愈做愈大。1995年她回到中國，在南方新興都市東莞開設了製造紙板的造紙廠，專做包裝出口商品的瓦楞紙箱。
蒲隆地北部的男人往往把力氣花在當地的主要經濟作物——咖啡上——不管是自己種，還是在種植園裏當勞工領酬勞。收穫之後，手頭變寬裕了，許多男人就會用這筆錢包二奶——通常是少女，她們會一直待到把男人的錢花光為止。二奶得到的報酬是衣服和珠寶，她們是家庭收入的一大筆開支，也是愛滋病擴散的渠道。然而，參加“關懷”方案的婦女目前正努力根除這項傳統。聯會裏如果誰的丈夫包二奶，其他婦女就會自組治安會，把情婦趕走。有時候，她們還會去找那名先生，罰他十美元。如果她們來勢洶洶，他有時會乖乖繳款，這筆錢就成為聯會的資金。
時代改變有多大，從伯納德開口向戈蕾蒂要錢這件事上即可見一斑。“我不見得每次都給他，因為我們要存錢，”她說，“但有時候我會給他一些。他讓我加入團體，這讓我過得開心，因此我也想讓他有機會開心一下。”此外，戈蕾蒂不再每次出去都徵求伯納德同意了。“我還是會告訴他我什麽時候要出去，”她解釋，“但我是告知他，不是請求他的恩準。”
戈蕾蒂打算進一步擴大自己的事業。她想要繁殖山羊出售，同時繼續兜售自釀的啤酒。當然，她仍有可能遇到問題：伯納德可能會心生嫉妒而拿她發泄；野獸可能會獵殺她的山羊；一場旱災可能會毀了她的作物而讓她債務纏身；蒲隆地不穩定的局勢可能導致民兵掠奪她的作物；而她釀製的那些啤酒可能會把更多男人變成酒鬼。這種鄉村小額金融模式雖然可以幫助部分家庭，不過依然有局限。
但到目前為止還算順利，而且這個方案費用低廉。“關懷”這個為期三年的方案，為每名婦女付出的不到100美元（三年之後，戈蕾蒂畢業了，項目會在新的地區展開）。也就是說，捐助者一周付出65美分就能幫助戈蕾蒂。這不僅改善了她的生活，也意味著蒲隆地又多了一位對國民生產總值作出貢獻的人。同樣，戈蕾蒂的孩子現在有錢買筆和本子來繼續學業了。更重要的是，這裏多了一個模範，大家親眼看到一名女子的蛻變。
戈蕾蒂和她的山羊在家門口。
（拍攝：尼可拉斯）
“媽媽變得不一樣了，”戈蕾蒂上六年級的長女帕絲卡西說，“現在如果爸爸不在家，她可以自己去市場給我們買東西。”
至於伯納德，他有點不願意接受採訪，可能是明白自己在這齣家庭劇裏扮演的是個較不討喜的角色。但是在隨意聊起香蕉價格之後，他承認擁有伴侶比以前擁有僕人還令他快樂。“看到妻子賺錢，把錢帶回家，”他說，“讓我對她更尊敬了。”
伯納德可能隻是在說我們想聽的話，不過戈蕾蒂身為馴夫者的名號越來越響亮，總有人求助於她。“現在如果鄰裏發生了口角，他們就會找我幫忙，”戈蕾蒂得意地說。她還說要更積極地參與小區計劃，參加更多村裏的會議。一旁的伯納德聽得一臉驚慌，但是戈蕾蒂視若無睹。
“以前我低估了自己，我不會跟任何人表達，”戈蕾蒂說，“但現在我知道自己有好點子，而且會告訴別人我的想法。”
第十一章 中國與盧安達
嗚呼，女性身上的花樣特別多，而人生亦從此多苦矣。
——魯迅，《憂“天乳”》（1927）
我們一直在記錄貧困婦女的世界，現在且讓我們休息一下，介紹一位億萬富翁。
張茵是個嬌小、熱情的中國女性。她一開始是名成衣女工，一個月賺六美元，除了養活自己，還要幫家裏養活七個兄弟姐妹。20世紀80年代初期，她搬到深圳經濟特區，在一家中外合資的紙張貿易公司工作。在那裏，張茵學得了經營紙張生意的微妙之處。本來可以繼續待在公司不斷發展，但是她野心勃勃，想要不斷突破。1985年她到香港獨闖，在一家貿易公司工作。不到一年，那家公司破產了。張茵就在香港自立門戶，在當地購買廢紙，再運回內地。她很快發現，美國和中國的廢紙市場之間有龐大的套利機會。由於中國的森林不多，大部分的紙張是由稻草或竹片製成，質量低劣，這使得從美國回收的廢紙（由木漿製成，在美國當地非常不值錢）在中國成為貴重商品——尤其因為工業化的關係，紙張需求急遽上升。
張茵與來自中國台灣的丈夫合作，一開始通過中盤商購買美國的廢紙，1990年，她搬到洛杉磯，開始自己去聯繫業務。她開著二手的道奇小貨車拜訪加州各處的垃圾場，跟他們約定時間收取廢紙。垃圾場也很樂意和她交易。
“我得從頭學起，”張茵說，“這是我和先生兩人的公司，而我一句英文也不會說。”她能夠以低廉的費用把廢紙運回中國，因為貨船把玩具和衣服從中國運到加州港口後，回程大多沒有裝載任何商品。隨著中國對紙張需求的躥升，張茵的事業愈做愈大。1995年她回到中國，在南方新興都市東莞開設了製造紙板的造紙廠，專做包裝出口商品的瓦楞紙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