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整體而言，地方天主教教會一向比梵蒂岡教廷更支持使用保險套。地方的神父和修女往往不理會羅馬教廷，隻是默默地盡力來拯救教區居民。在薩爾瓦多西南貧窮地區的鬆索納特（sonsonate），天主教醫院鼓勵婦女使用子宮內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藥，並呼籲她們使用保險套。“主教人在首都聖薩爾瓦多，從來沒到過這裏，”瑪莎·艾莉卡·迪·雷加拉達（martha alica de regda）博士解釋，“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惹上過麻煩。”她也不擔心講得這麽坦白後會惹上麻煩。
傳教士在一些最貧窮國家運營著不可或缺的健康及教育網絡，這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要是把他們的學校及診所推廣成全球運動，用來提升婦女的自主權，其效果將會非常可觀。這些傳教士有無價的實地經驗。救援工作者及外交官們來了又去，但是傳教士深耕社會，學習當地語言，把他們的子女送到當地學校就讀，有的甚至能待上一輩子。沒錯，有些傳教士的確會虛偽或假清高。任何一個團體都會有這種人。但還有其他許許多多傳教士在努力遵照社會公道及個人的道德信念來行事，就像剛果那家醫院的哈珀·麥康奈爾（詳見第五章）。
為貧窮國家女性爭取利益的運動要成功，就得在上帝鴻溝上搭橋造路。非宗教界善心人士和宗教界善心人士應為共同目標而努力。那正是200年前廢奴運動的情形。當時自由開明的自然神教論者和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團結起來，合力推翻了奴役製度。這也是激發政治意願而使目前隱形的婦女問題登上國際議程的唯一方式。
把五旬節運動融入全球女權運動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比其他信仰普及得更快，尤其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現在，全歐洲做禮拜人數最多的教會，是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五旬節派超大型教會。該教會於1994年由一位蒙受靈恩的奈及利亞人桑戴·阿得拉加（sunday adja）成立。根據最高的估計，現在每十人當中就有一人是五旬節派教徒。這個數值可能誇大了好幾倍，但是五旬節派在貧窮國家的普及化是毫無疑問的。之所以這麽普遍，一個原因是部分五旬節派教會表示，上帝的恩典會讓信徒此生富有。有些教會也傳授大同小異的信仰治療法，或是宣稱耶穌會保護信徒不受愛滋病的感染。
雖然我們對於五旬節派的發展速度有些許懷疑，但是毫無疑問，它對女性角色的轉變有正麵的影響。五旬節派教會通常會鼓勵所有會眾在禮拜儀式上發言並傳道，因此，有史以來第一次，許多普通婦女發現自己能擔任領導角色，並能在道德及宗教事務上表達立場。每逢周日，婦女會聚在一起交換意見，看看如何運用社區的力量好把誤入歧途的丈夫拉回正軌。同樣重要的是，五旬節派和其他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都不鼓勵喝酒和通姦。要知道，男人喝酒和通姦的風氣對婦女（尤其是非洲的女性）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晚期，保守派基督教徒都在孤軍奮戰，他們擔心（如同現代美國保守運動領袖赫爾姆斯所說）外交援助等同於“把錢丟到老鼠洞裏”。但是在葛福臨19、參議員布朗巴克和其他許多人的影響下，基督教福音派和其他保守基督徒開始把焦點放在愛滋病、性販賣和貧窮等議題上。現在，美國福音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是推動人道目標和對外援助的重要力量。正因為白宮前首席撰稿人麥可·格爾森（mi插el gerson）等基督教福音派的鼓勵，小布希發起了打擊愛滋病的總統倡議——這是他做過的最好的一件事，相信共拯救了超過900萬條性命。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麥可·霍羅威茨（mi插el horowitz）是人道目標的推動者，他廣召宗教保守分子，共同支持修補產科瘺管的新方案。現在，基督教福音派與自由派的善心人士站在前線並肩作戰，一起爭取救援資金來解決問題。這跟10年前或20年前相比，是個劃時代的轉變。
“以前貧窮和疾病不在我的議程上，”加州馬鞍峰教會牧師、《標竿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作者華理克（rick warren）告訴我們，“我遺漏了愛滋病這種事，當時不了解這是多麽大的一個問題。”後來在2003年，華理克前往南非培訓牧師，發現一座帳篷裏有一小群信徒在照顧25名愛滋病孤兒。“我那時才明白，他們為窮人所做的，比我們整個超大型教會還多，”他愉悅而誇張地說，“那感覺，就像一把刀插入了你的胸口。”
從那時起，華理克激勵他的教會在全球68個國家打擊貧窮和非正義。該教會超過7500名信徒自費到貧窮國家擔任誌願者——他們一旦近距離看到貧窮現狀，就想要做得更多。
許多基督教福音派教徒自願繳納什一稅（每年捐出收入的10%贊助慈善事業），此舉值得自由派人士仿效。根據《全球慈善事業索引》（index of global phnthropy）的估計，美國宗教組織每年捐贈54億美元給發展中國家，這是美國非宗教基金會所捐助款項的兩倍以上。經濟學家阿瑟·布魯克斯發現，有1/3的美國人每周至少參加一次禮拜，相較於另外2/3沒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他們在“每個可以衡量的方麵絕對是更為慈善的”。他表示，他們不隻是捐的更多，也比較可能抽出時間擔任義工。然而布魯克斯也發現，自由派人士雖然自己沒那麽慷慨，但是政府若撥出經費從事人道活動，他們也比較可能去支持。
傳教士在一些最貧窮國家運營著不可或缺的健康及教育網絡，這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了。要是把他們的學校及診所推廣成全球運動，用來提升婦女的自主權，其效果將會非常可觀。這些傳教士有無價的實地經驗。救援工作者及外交官們來了又去，但是傳教士深耕社會，學習當地語言，把他們的子女送到當地學校就讀，有的甚至能待上一輩子。沒錯，有些傳教士的確會虛偽或假清高。任何一個團體都會有這種人。但還有其他許許多多傳教士在努力遵照社會公道及個人的道德信念來行事，就像剛果那家醫院的哈珀·麥康奈爾（詳見第五章）。
為貧窮國家女性爭取利益的運動要成功，就得在上帝鴻溝上搭橋造路。非宗教界善心人士和宗教界善心人士應為共同目標而努力。那正是200年前廢奴運動的情形。當時自由開明的自然神教論者和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團結起來，合力推翻了奴役製度。這也是激發政治意願而使目前隱形的婦女問題登上國際議程的唯一方式。
把五旬節運動融入全球女權運動是特別重要的，因為它比其他信仰普及得更快，尤其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現在，全歐洲做禮拜人數最多的教會，是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五旬節派超大型教會。該教會於1994年由一位蒙受靈恩的奈及利亞人桑戴·阿得拉加（sunday adja）成立。根據最高的估計，現在每十人當中就有一人是五旬節派教徒。這個數值可能誇大了好幾倍，但是五旬節派在貧窮國家的普及化是毫無疑問的。之所以這麽普遍，一個原因是部分五旬節派教會表示，上帝的恩典會讓信徒此生富有。有些教會也傳授大同小異的信仰治療法，或是宣稱耶穌會保護信徒不受愛滋病的感染。
雖然我們對於五旬節派的發展速度有些許懷疑，但是毫無疑問，它對女性角色的轉變有正麵的影響。五旬節派教會通常會鼓勵所有會眾在禮拜儀式上發言並傳道，因此，有史以來第一次，許多普通婦女發現自己能擔任領導角色，並能在道德及宗教事務上表達立場。每逢周日，婦女會聚在一起交換意見，看看如何運用社區的力量好把誤入歧途的丈夫拉回正軌。同樣重要的是，五旬節派和其他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都不鼓勵喝酒和通姦。要知道，男人喝酒和通姦的風氣對婦女（尤其是非洲的女性）造成了極大的困擾。
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晚期，保守派基督教徒都在孤軍奮戰，他們擔心（如同現代美國保守運動領袖赫爾姆斯所說）外交援助等同於“把錢丟到老鼠洞裏”。但是在葛福臨19、參議員布朗巴克和其他許多人的影響下，基督教福音派和其他保守基督徒開始把焦點放在愛滋病、性販賣和貧窮等議題上。現在，美國福音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是推動人道目標和對外援助的重要力量。正因為白宮前首席撰稿人麥可·格爾森（mi插el gerson）等基督教福音派的鼓勵，小布希發起了打擊愛滋病的總統倡議——這是他做過的最好的一件事，相信共拯救了超過900萬條性命。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麥可·霍羅威茨（mi插el horowitz）是人道目標的推動者，他廣召宗教保守分子，共同支持修補產科瘺管的新方案。現在，基督教福音派與自由派的善心人士站在前線並肩作戰，一起爭取救援資金來解決問題。這跟10年前或20年前相比，是個劃時代的轉變。
“以前貧窮和疾病不在我的議程上，”加州馬鞍峰教會牧師、《標竿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作者華理克（rick warren）告訴我們，“我遺漏了愛滋病這種事，當時不了解這是多麽大的一個問題。”後來在2003年，華理克前往南非培訓牧師，發現一座帳篷裏有一小群信徒在照顧25名愛滋病孤兒。“我那時才明白，他們為窮人所做的，比我們整個超大型教會還多，”他愉悅而誇張地說，“那感覺，就像一把刀插入了你的胸口。”
從那時起，華理克激勵他的教會在全球68個國家打擊貧窮和非正義。該教會超過7500名信徒自費到貧窮國家擔任誌願者——他們一旦近距離看到貧窮現狀，就想要做得更多。
許多基督教福音派教徒自願繳納什一稅（每年捐出收入的10%贊助慈善事業），此舉值得自由派人士仿效。根據《全球慈善事業索引》（index of global phnthropy）的估計，美國宗教組織每年捐贈54億美元給發展中國家，這是美國非宗教基金會所捐助款項的兩倍以上。經濟學家阿瑟·布魯克斯發現，有1/3的美國人每周至少參加一次禮拜，相較於另外2/3沒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他們在“每個可以衡量的方麵絕對是更為慈善的”。他表示，他們不隻是捐的更多，也比較可能抽出時間擔任義工。然而布魯克斯也發現，自由派人士雖然自己沒那麽慷慨，但是政府若撥出經費從事人道活動，他們也比較可能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