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事上麵，漢昭帝的生活也有聲有色。漢昭帝時，烏桓逐漸強大，匈奴也趁機數犯漢邊。後元二年（前87年）冬，匈奴入侵北方國境，殺掠吏民。朝廷徵募能征善射的士兵，屯田於張掖郡，派左將軍上官桀巡視北部邊疆。始元二年（前85年），左穀蠡王在衛律等支持下繼位，稱壺衍鞮單於，改與漢通好，並釋蘇武歸漢。不久，匈奴又發兵兩萬騎掠漢塞，昭帝派兵出擊，活捉甌脫王，從此匈奴不敢再入侵張掖郡。
元鳳三年（前78年）冬，匈奴壺衍鞮單於怨恨烏桓為漢朝傾力偵察動靜，遣騎兵兩萬襲擊烏桓，烏桓猝不及防，傷亡慘重。昭帝遣度遼將軍範明友率軍出遼東，迎擊匈奴軍，匈奴撤兵。範明友遂遵從霍光“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的籌劃，乘烏桓遭匈奴襲擊之機，驅兵直奔烏桓，一舉擊殺其烏桓三名首領並部眾六千餘人，得勝還師。]
元鳳六年（前75年），烏桓再次發兵犯幽州，範明友率軍出擊，再次擊退烏桓。隨後，昭帝調整北方防務，縮減玄菟郡疆界、設立金城郡，並招募郡國民眾修築防禦工事。
平定北方之後，西南又開始亂了，原因很簡單，還是“國無長君”。漢武帝劉徹駕崩後，西南部分地區開始不服漢朝統治，多次發生反叛。始元元年（前86年）夏，益州等地二十四邑夷民反漢，漢昭帝遣水衡都尉呂破胡，率軍迅速將其平息，劃分河內歸屬冀州、河東歸屬並州。始元四年（前83年），西南姑繒、葉愉等夷民部落再次起兵反漢，昭帝復命呂破胡率軍征討。由於呂破胡此次未能迅速進抵益州，致益州太守被殺，死傷四千餘人。
始元四年（前83年）冬，為平定反叛，西漢朝廷又命漢朝將軍王平、田廣明率部征討，並調句町侯毋波的親兵武裝配合，至始元五年秋，漢軍捕斬夷民三萬餘人，虜獲牲畜五萬餘頭，遂平益州郡，鉤町侯毋波斬首捕虜有功，封為句町王，封邑句町國，享受國縣並置的特殊待遇。
如果漢朝的大太子劉據在位的話，恐怕西南就不敢叛亂，因為漢朝皇帝已經年過不惑，如果想叛亂，純屬找刺激，因為別看劉據的性格柔弱，隻要他一聲令下，霍光就會無條件地出擊；而這位小皇帝要是下命令，霍光必定阻攔。
在經濟上麵，武帝晚期，因對外戰爭、封禪等造成國力嚴重損耗，發布《罪己詔》，及時扭轉了對國內外的方針政策。昭帝即位後，延續了武帝末期與民休息的政策，對內繼續休養生息，多次下令郡國官員以勸勉農桑為首要政務，並躬耕於鉤盾弄田、上林苑，示民從事農桑，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為了減免窮困百姓的負擔，昭帝多次頒布了減免田租、口賦及其他雜稅的詔令，凡遇郡國遭受水旱及地震災害，當年租賦徭役皆免，並頒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廢除了律外苛稅。
同時，採納鹽鐵之議時，賢良文學的意見，停止了酒類專賣，免去酒類專賣官吏；並罷不急之官，體民間疾苦。在昭帝一係列措施下，漢武帝奢侈無度、連年征戰所導致的“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形勢終於得以顯著扭轉。因此，昭帝之世，“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在外交方麵，劉弗陵完成了劉據（如果繼位）之後，所要進行的任務。北方邊境：昭帝一方麵加強北方戍防，多次擊敗進犯的匈奴、烏桓等，另一方麵重新與匈奴和親，並派使者要求放回蘇武等人，以改善雙方的關係。
西南邊境：加封鉤町侯毋波為句町王，使其掌管封地句町國，以穩定西南的政局穩定。
西域方麵：因龜茲、樓蘭聯合匈奴，殺漢使官，元鳳年間，派傅介子出使大宛前去問責，使龜茲王和樓蘭王服罪，並於龜茲斬殺了匈奴使者。元鳳四年（前77年），昭帝再次派遣傅介子前往樓蘭，傅介子以發放漢廷賞賜為名，攜帶黃金錦繡至樓蘭，於宴席中斬殺樓蘭王安歸，另立在漢樓蘭質子尉屠耆為王，改國名為鄯善，遷都於扜泥城，成功解決了西域問題。
漢武帝時期創建太學，但規模很有限，隻有幾位經學博士（專掌經學傳授的官員），到漢昭帝時增加到一百人。太學的興立，進一步有效地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逐漸得到了入仕的機會。
在對待秦朝的思想方麵，西漢的官方歷史意識，在漢武帝之後開始發生變化，從含糊的泛泛否定轉而為總體否定，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對秦文明的分析態度開始消失，尤其體現在賢良文學者的議論中。在桓寬《鹽鐵論》中，就有不少涉及批判秦文明的篇章：《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
另外，昭帝時期還是漢代漆器生產的發達時期；元鳳年間的沂水鮑宅山鳳凰畫像是現存最早的畫像石；最早的完整箭支，也是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所製。
漢昭帝駕崩之後，我們看到，他留下來的江山還是千瘡百孔。他是一位守成之君，但絕不是一位開拓之君。
讀劉弗陵的詩詞，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劉弗陵如果不是一位皇帝，那麽在幾百年之後，漢朝詩人之中，又會多出來一位人中之傑。所以，劉弗陵不是一位好皇帝，因為他沒有處理霍光；他是一位好詩人，因為他的詩詞萬古流芳。
元鳳三年（前78年）冬，匈奴壺衍鞮單於怨恨烏桓為漢朝傾力偵察動靜，遣騎兵兩萬襲擊烏桓，烏桓猝不及防，傷亡慘重。昭帝遣度遼將軍範明友率軍出遼東，迎擊匈奴軍，匈奴撤兵。範明友遂遵從霍光“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的籌劃，乘烏桓遭匈奴襲擊之機，驅兵直奔烏桓，一舉擊殺其烏桓三名首領並部眾六千餘人，得勝還師。]
元鳳六年（前75年），烏桓再次發兵犯幽州，範明友率軍出擊，再次擊退烏桓。隨後，昭帝調整北方防務，縮減玄菟郡疆界、設立金城郡，並招募郡國民眾修築防禦工事。
平定北方之後，西南又開始亂了，原因很簡單，還是“國無長君”。漢武帝劉徹駕崩後，西南部分地區開始不服漢朝統治，多次發生反叛。始元元年（前86年）夏，益州等地二十四邑夷民反漢，漢昭帝遣水衡都尉呂破胡，率軍迅速將其平息，劃分河內歸屬冀州、河東歸屬並州。始元四年（前83年），西南姑繒、葉愉等夷民部落再次起兵反漢，昭帝復命呂破胡率軍征討。由於呂破胡此次未能迅速進抵益州，致益州太守被殺，死傷四千餘人。
始元四年（前83年）冬，為平定反叛，西漢朝廷又命漢朝將軍王平、田廣明率部征討，並調句町侯毋波的親兵武裝配合，至始元五年秋，漢軍捕斬夷民三萬餘人，虜獲牲畜五萬餘頭，遂平益州郡，鉤町侯毋波斬首捕虜有功，封為句町王，封邑句町國，享受國縣並置的特殊待遇。
如果漢朝的大太子劉據在位的話，恐怕西南就不敢叛亂，因為漢朝皇帝已經年過不惑，如果想叛亂，純屬找刺激，因為別看劉據的性格柔弱，隻要他一聲令下，霍光就會無條件地出擊；而這位小皇帝要是下命令，霍光必定阻攔。
在經濟上麵，武帝晚期，因對外戰爭、封禪等造成國力嚴重損耗，發布《罪己詔》，及時扭轉了對國內外的方針政策。昭帝即位後，延續了武帝末期與民休息的政策，對內繼續休養生息，多次下令郡國官員以勸勉農桑為首要政務，並躬耕於鉤盾弄田、上林苑，示民從事農桑，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為了減免窮困百姓的負擔，昭帝多次頒布了減免田租、口賦及其他雜稅的詔令，凡遇郡國遭受水旱及地震災害，當年租賦徭役皆免，並頒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廢除了律外苛稅。
同時，採納鹽鐵之議時，賢良文學的意見，停止了酒類專賣，免去酒類專賣官吏；並罷不急之官，體民間疾苦。在昭帝一係列措施下，漢武帝奢侈無度、連年征戰所導致的“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形勢終於得以顯著扭轉。因此，昭帝之世，“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在外交方麵，劉弗陵完成了劉據（如果繼位）之後，所要進行的任務。北方邊境：昭帝一方麵加強北方戍防，多次擊敗進犯的匈奴、烏桓等，另一方麵重新與匈奴和親，並派使者要求放回蘇武等人，以改善雙方的關係。
西南邊境：加封鉤町侯毋波為句町王，使其掌管封地句町國，以穩定西南的政局穩定。
西域方麵：因龜茲、樓蘭聯合匈奴，殺漢使官，元鳳年間，派傅介子出使大宛前去問責，使龜茲王和樓蘭王服罪，並於龜茲斬殺了匈奴使者。元鳳四年（前77年），昭帝再次派遣傅介子前往樓蘭，傅介子以發放漢廷賞賜為名，攜帶黃金錦繡至樓蘭，於宴席中斬殺樓蘭王安歸，另立在漢樓蘭質子尉屠耆為王，改國名為鄯善，遷都於扜泥城，成功解決了西域問題。
漢武帝時期創建太學，但規模很有限，隻有幾位經學博士（專掌經學傳授的官員），到漢昭帝時增加到一百人。太學的興立，進一步有效地助長了民間積極向學的風氣，對於文化的傳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壟斷官位的情形有所改變，一些出身社會下層的“英俊”之士，逐漸得到了入仕的機會。
在對待秦朝的思想方麵，西漢的官方歷史意識，在漢武帝之後開始發生變化，從含糊的泛泛否定轉而為總體否定，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對秦文明的分析態度開始消失，尤其體現在賢良文學者的議論中。在桓寬《鹽鐵論》中，就有不少涉及批判秦文明的篇章：《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
另外，昭帝時期還是漢代漆器生產的發達時期；元鳳年間的沂水鮑宅山鳳凰畫像是現存最早的畫像石；最早的完整箭支，也是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所製。
漢昭帝駕崩之後，我們看到，他留下來的江山還是千瘡百孔。他是一位守成之君，但絕不是一位開拓之君。
讀劉弗陵的詩詞，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劉弗陵如果不是一位皇帝，那麽在幾百年之後，漢朝詩人之中，又會多出來一位人中之傑。所以，劉弗陵不是一位好皇帝，因為他沒有處理霍光；他是一位好詩人，因為他的詩詞萬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