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啊，不是學問不夠，我看你是當官當久了，有了官架子。”李經述說：“比如太平天國這一段歷史，我們後人該如何看？不能出於民族革命的政治需要，就加以美化吹噓。要向魯迅說的那樣，以人性為尺度，去客觀評判這段歷史。不僅洪秀全本人荒淫無恥，殘暴愚民，後宮佳麗幾千人，以他為首的太平軍造反，造成中華民族一次歷史性大災難。僅蘇、浙、皖、贛、閩五省，人口死亡就多達四五千萬。中國當時最富庶的江南地區，經濟受到極慘重的打擊。原來的沙皇俄國還趁清政府與太平軍作你死我活的搏鬥時東北與華北兵力空虛，侵占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如何認識洪秀全及太平軍那段歷史，我個人認為，必須尊重歷史事實，必須以是否有利於人民福祉、社會文明進步為準則。”
嚴復說：“大總統說得對。不過也有一些專家學者說太平天國曾經舉起過‘官兵平等、男女平等’之類的旗號，定都天京之後，還頒布過《資政新篇》，這在當時的中國算是相當先進的思想。”
李經述笑道：“那些個磚家，隻會在歷史資料裏研究學問，應該關到牛棚裏去！評價一個人，重要的不是他說了什麽，而要看他幹了什麽。更何況《資政新篇》，開篇就是‘天父天兄綱常，太平一統江山萬萬年也’。洪秀全他們剛剛定都南京，就露出了他們自私、狹隘、貪圖享樂、不思進取的劣根性。在洪秀全的眼裏，婦女都是他的玩物和奴隸，根本就不把婦女當人看。天王府連太監也不設，妃嬪加上服役的女官，總計有二千三百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個男人。你再看看他寫的那些噁心的淫詩，什麽狗屁東西。這些還能算是先進的東西？”
魯迅在旁邊站了半響，沒有吭聲，這時也忍不住插話對他們說：“嚴總長，大總統說得對，洪秀全有兩大罪，一是走了以往中國幾千年的造反者的老路，封建迷信起家，迷惑了無數善良的老百姓；二是放任太平軍對無辜百姓的殘殺，太平天國十幾年中國死了幾千萬百姓！至於選妃、猜忌濫殺功臣，和這大罪相比，反而是小事了。還有很多歷史人物，我覺得也是要重新評價的，比如張獻忠，這個王八蛋，不投降的殺，投降的也要殺，官兵殺，普通老百姓也要殺，不聽話的殺，聽話的也要殺；在四川搞個大西政權短短兩年，天府之國被他殺成人間地獄，豬狗不如，不能因為他造反就美化他。”
李經述點點頭，對嚴復說：“嚴總長，這歷史教科書的問題很大，我準備讓魯迅分管教材司，主持重修歷史教材。這不是跟你商量，是要你馬上去辦的事。中國社會還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
嚴復這時頭上已經直冒冷汗，惶恐地說：“既然大總統有此意，我沒有意見。”
李經述那天有點累了，就對嚴復說：“今天就討論到這。至於魯迅批判傳統文化和道德的事，我去拜訪魯迅時，就跟他談過。他的這些觀點，我很欣賞，有時間我會去國會作一場報告，解放大家的思想。”
這次談話，李經述實際上表示了對魯迅的大力支持，還讓他主持重新修史，嚴復一回到教育部，就開會傳達了李經述的指示，魯迅在教育部惹的風波迅速平息了下去。
有了李經述的支持，魯迅對中國文明和世界文化的鑽研更加沒有禁區，思想的鋒芒也更加銳利，他更加深刻反思起中國的“黃金時代”：從1895年到1910年，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當時也沒有哪個國家對中國搞技術封鎖，中國積極引進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還有頂尖人才，經濟多年連續實現兩位數增長。中國各地迅速進行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城市裏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公路和鐵路不斷延伸。北京、上海、廣州、哈爾濱等都發展成現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產階級的吃穿用度幾乎與歐美國家無異，社會文化空前開放。
但是，盡管總統李經述和內閣總理盛宣懷大力推行各項政府改革，後來的財政總長席家棟也很懂經濟，但中國現代化的起點之低，不是李經述這個雄心勃勃的大總統和各級政府官員所能決定的。同其他歷史悠久的文明一樣，中華文明的轉型比較慢。中華帝國繼承下來的晚清帝國，總的來說是貧困和落後的，民眾愚昧，舊官僚階層腐朽守舊，絕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鄉紳地主仍掌握國家的文化和經濟命脈，直到商人階層的迅速崛起。
“黃金時代”的快速改革，觸動了傳統地主鄉紳階層的利益，特別是土地改革，將大量他們擁有的土地通過國家債券贖買的方式，分配給了無地農民。而且工商立國帶來的各種思想衝擊，比如自由、平等、法治，將他們這些人逐漸邊緣化，他們對日益物慾橫流的社會，感覺到無所適從。魯迅是一位大思想家，想為“黃金時代”的中華帝國開出思想的藥方，他隨即在《華報》上寫文章鼓吹“功利的道德”和“個人主義”的哲學思想。
魯迅在《功利的道德》中說：“這篇文章的觀點，比如道德和功利的關係，倒不是我的首創。一般人總認為，道德就是不講功利。實際上這就錯了，功利恰恰是討論道德的基礎。功利主義的道德觀，有基於神學的，也有基於人天性的、遺傳的，在邏輯上能成為一個係統。英國的大哲學家邊沁十八世紀就說，道德實際上是大家的利益。簡單地說，世上的事情分為利人利己、損人利己、損己利人、損人損己四種，最好的一種情況，從全社會來講是利人利己。雖然從道德來講損己利人是最好，但這也是最不現實的。這一點我深有領會，最近我和二弟周作人之間鬧矛盾，這讓我徹底明白過來：所謂社會道德問題，都是偽問題，主要還是私利問題。我們兄弟，尚且都有各自的私利，何況社會。
嚴復說：“大總統說得對。不過也有一些專家學者說太平天國曾經舉起過‘官兵平等、男女平等’之類的旗號，定都天京之後，還頒布過《資政新篇》，這在當時的中國算是相當先進的思想。”
李經述笑道：“那些個磚家，隻會在歷史資料裏研究學問，應該關到牛棚裏去！評價一個人，重要的不是他說了什麽，而要看他幹了什麽。更何況《資政新篇》，開篇就是‘天父天兄綱常，太平一統江山萬萬年也’。洪秀全他們剛剛定都南京，就露出了他們自私、狹隘、貪圖享樂、不思進取的劣根性。在洪秀全的眼裏，婦女都是他的玩物和奴隸，根本就不把婦女當人看。天王府連太監也不設，妃嬪加上服役的女官，總計有二千三百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個男人。你再看看他寫的那些噁心的淫詩，什麽狗屁東西。這些還能算是先進的東西？”
魯迅在旁邊站了半響，沒有吭聲，這時也忍不住插話對他們說：“嚴總長，大總統說得對，洪秀全有兩大罪，一是走了以往中國幾千年的造反者的老路，封建迷信起家，迷惑了無數善良的老百姓；二是放任太平軍對無辜百姓的殘殺，太平天國十幾年中國死了幾千萬百姓！至於選妃、猜忌濫殺功臣，和這大罪相比，反而是小事了。還有很多歷史人物，我覺得也是要重新評價的，比如張獻忠，這個王八蛋，不投降的殺，投降的也要殺，官兵殺，普通老百姓也要殺，不聽話的殺，聽話的也要殺；在四川搞個大西政權短短兩年，天府之國被他殺成人間地獄，豬狗不如，不能因為他造反就美化他。”
李經述點點頭，對嚴復說：“嚴總長，這歷史教科書的問題很大，我準備讓魯迅分管教材司，主持重修歷史教材。這不是跟你商量，是要你馬上去辦的事。中國社會還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
嚴復這時頭上已經直冒冷汗，惶恐地說：“既然大總統有此意，我沒有意見。”
李經述那天有點累了，就對嚴復說：“今天就討論到這。至於魯迅批判傳統文化和道德的事，我去拜訪魯迅時，就跟他談過。他的這些觀點，我很欣賞，有時間我會去國會作一場報告，解放大家的思想。”
這次談話，李經述實際上表示了對魯迅的大力支持，還讓他主持重新修史，嚴復一回到教育部，就開會傳達了李經述的指示，魯迅在教育部惹的風波迅速平息了下去。
有了李經述的支持，魯迅對中國文明和世界文化的鑽研更加沒有禁區，思想的鋒芒也更加銳利，他更加深刻反思起中國的“黃金時代”：從1895年到1910年，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當時也沒有哪個國家對中國搞技術封鎖，中國積極引進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還有頂尖人才，經濟多年連續實現兩位數增長。中國各地迅速進行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城市裏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公路和鐵路不斷延伸。北京、上海、廣州、哈爾濱等都發展成現代化大城市，富人和中產階級的吃穿用度幾乎與歐美國家無異，社會文化空前開放。
但是，盡管總統李經述和內閣總理盛宣懷大力推行各項政府改革，後來的財政總長席家棟也很懂經濟，但中國現代化的起點之低，不是李經述這個雄心勃勃的大總統和各級政府官員所能決定的。同其他歷史悠久的文明一樣，中華文明的轉型比較慢。中華帝國繼承下來的晚清帝國，總的來說是貧困和落後的，民眾愚昧，舊官僚階層腐朽守舊，絕大部分人口都是文盲，鄉紳地主仍掌握國家的文化和經濟命脈，直到商人階層的迅速崛起。
“黃金時代”的快速改革，觸動了傳統地主鄉紳階層的利益，特別是土地改革，將大量他們擁有的土地通過國家債券贖買的方式，分配給了無地農民。而且工商立國帶來的各種思想衝擊，比如自由、平等、法治，將他們這些人逐漸邊緣化，他們對日益物慾橫流的社會，感覺到無所適從。魯迅是一位大思想家，想為“黃金時代”的中華帝國開出思想的藥方，他隨即在《華報》上寫文章鼓吹“功利的道德”和“個人主義”的哲學思想。
魯迅在《功利的道德》中說：“這篇文章的觀點，比如道德和功利的關係，倒不是我的首創。一般人總認為，道德就是不講功利。實際上這就錯了，功利恰恰是討論道德的基礎。功利主義的道德觀，有基於神學的，也有基於人天性的、遺傳的，在邏輯上能成為一個係統。英國的大哲學家邊沁十八世紀就說，道德實際上是大家的利益。簡單地說，世上的事情分為利人利己、損人利己、損己利人、損人損己四種，最好的一種情況，從全社會來講是利人利己。雖然從道德來講損己利人是最好，但這也是最不現實的。這一點我深有領會，最近我和二弟周作人之間鬧矛盾，這讓我徹底明白過來：所謂社會道德問題，都是偽問題，主要還是私利問題。我們兄弟，尚且都有各自的私利，何況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