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21歲的武七開始著手實施他的“偉大”計劃，到各地去行乞集資興學。他頭髮髒亂，麵目汙黑，爛衣遮體，足跡卻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每次討得較好得衣物和飯食，他就設法賣掉換錢。而自己則象一個苦行僧一樣，隻吃最粗劣的食物，邊吃還邊唱：“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他有時還像江湖雜耍藝人一樣表演錐刺身、刀破頭、扛大鼎等節目，甚至吃毛蟲蛇蠍、吞石頭瓦礫，以取賞錢。他將自己的辮子剪掉，隻在額角上留一小辮，裝扮成戲裏的小醜模樣，以獲得別人的施捨。
經過多年的辛勞，武訓終於積少成多，存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錢。由於他居無定所，錢款無處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戶人家來存放。他打聽到本縣有一位舉人楊樹坊，為人正直，名聲很好。武七覺得這個人值得信賴，於是跑到楊府求見。由於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見，他便在大門口一跪就是兩天，最後終於感動了楊舉人。武訓把乞討積錢、興義學之事原原本本敘述一遍，楊舉人大為感嘆。楊舉人不但答應幫他存錢，並且助他辦學。
二十八年後，在武訓49歲時，他已置田230畝，積資3800餘吊。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的財力了，他向楊舉人提出建義學之事，楊舉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武七應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在1888年，武訓花錢4000餘吊，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時間來實現他的理想，在這三十年裏，他受盡苦難，但始終堅定的一步步邁向他的目標。學校建成後他親自到當地有學問的進士、舉人家跪請他們任教，併到貧寒人家跪求他們送子上學。當年招生約50餘名，依循慣例分為蒙班和經班，學費全免，經費從武七置辦的學田中支出。每逢開學第一天時，武七都要先拜老師，次拜學生，這種儀式持續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師，他都請當地名紳相陪，而自己則站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待宴罷吃些殘渣剩羹便匆匆而去。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課的老師，他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老師，他跪求警覺。
就這樣，武訓一生興辦三所學校。他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長親友多次求取資助都被他拒絕，他唱道：“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
最後，李經述說：“中國人民是善良的。武訓和丁龍，都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他屬於千萬中國人中之每一個人。我們曾經無數次地被人告戒，‘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因為整個世界都不會忘記’，但是，我們更不要怕自己的渺小，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夠，瞄準高尚事業，有夢想，敢於把夢想訴諸實踐並且始終不放棄，每一個人就都能成為丁龍，成為武訓！這一點，不管是在美國，還是中國，都將成為現實，我保證！”
現場的哥大師生剛聽了丁龍的事跡，感動不已，又聽了武訓的故事，對中國人的品行欽佩不已，對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羨慕不已。
聽完了李經述的演講，現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在哥倫比亞大學，李經述隨後還會見了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心理學家約翰·杜威。李經述和這個年近五十的大哲學家，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和批判精神。
杜威1884年獲取博士學位後在密執安和明尼蘇達大學任教，到1904年就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了。李經述和杜威的會見，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係的一間教授辦公室。這辦公室時學院分給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幾平方米，兩人進行了閉門交談。
李經述謙虛地向杜威請教：“杜教授，現在很多中國人認為批評中國就是摸黑中國，你怎麽看？”
杜威笑著說：“其實，批判精神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自人類擁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羅米修斯盜來的生命之火。正是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動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能否樹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為能否真正鼓勵創新、鼓勵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關鍵所在。”
李經述笑道：“你的意思是說批評和批判不一樣？”
“那當然！”杜威回答說：“批判，是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麵上，對歷史或現實作甄別和審視，對人或事進行分析和解剖，以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其著眼點是廣闊的未來。批判還需要一定的條件。”
李經述問：“什麽條件？言論自由？”
“是的。”杜威說：“批判還需要知識分子的思想、人格和精神獨立，並且，批判必須要講究邏輯！不能風馬牛不相及地亂批評。實際上不管大總統承認與否，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一個宏大的批判過程。達爾文的進化論，我們不妨看作是生物發展對自身的批判，隻不過這種批判已經自然化了，顯不出其主動性和意識性來。人類社會的批判走的是一個相對短暫的過程。朝代的延續，社會的更替，感謝上帝，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個逐步朝向高級的過程。無疑，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
經過多年的辛勞，武訓終於積少成多，存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錢。由於他居無定所，錢款無處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戶人家來存放。他打聽到本縣有一位舉人楊樹坊，為人正直，名聲很好。武七覺得這個人值得信賴，於是跑到楊府求見。由於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見，他便在大門口一跪就是兩天，最後終於感動了楊舉人。武訓把乞討積錢、興義學之事原原本本敘述一遍，楊舉人大為感嘆。楊舉人不但答應幫他存錢，並且助他辦學。
二十八年後，在武訓49歲時，他已置田230畝，積資3800餘吊。這在當時已經是相當的財力了，他向楊舉人提出建義學之事，楊舉人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武七應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在1888年，武訓花錢4000餘吊，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時間來實現他的理想，在這三十年裏，他受盡苦難，但始終堅定的一步步邁向他的目標。學校建成後他親自到當地有學問的進士、舉人家跪請他們任教，併到貧寒人家跪求他們送子上學。當年招生約50餘名，依循慣例分為蒙班和經班，學費全免，經費從武七置辦的學田中支出。每逢開學第一天時，武七都要先拜老師，次拜學生，這種儀式持續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師，他都請當地名紳相陪，而自己則站立門外，專候磕頭進菜，待宴罷吃些殘渣剩羹便匆匆而去。平時，他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課的老師，他叩跪感謝；對一時懶惰的老師，他跪求警覺。
就這樣，武訓一生興辦三所學校。他一心一意興辦義學，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長親友多次求取資助都被他拒絕，他唱道：“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
最後，李經述說：“中國人民是善良的。武訓和丁龍，都是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他屬於千萬中國人中之每一個人。我們曾經無數次地被人告戒，‘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因為整個世界都不會忘記’，但是，我們更不要怕自己的渺小，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夠，瞄準高尚事業，有夢想，敢於把夢想訴諸實踐並且始終不放棄，每一個人就都能成為丁龍，成為武訓！這一點，不管是在美國，還是中國，都將成為現實，我保證！”
現場的哥大師生剛聽了丁龍的事跡，感動不已，又聽了武訓的故事，對中國人的品行欽佩不已，對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羨慕不已。
聽完了李經述的演講，現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在哥倫比亞大學，李經述隨後還會見了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家和心理學家約翰·杜威。李經述和這個年近五十的大哲學家，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識分子的批判傳統和批判精神。
杜威1884年獲取博士學位後在密執安和明尼蘇達大學任教，到1904年就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了。李經述和杜威的會見，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係的一間教授辦公室。這辦公室時學院分給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幾平方米，兩人進行了閉門交談。
李經述謙虛地向杜威請教：“杜教授，現在很多中國人認為批評中國就是摸黑中國，你怎麽看？”
杜威笑著說：“其實，批判精神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自人類擁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羅米修斯盜來的生命之火。正是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動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能否樹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為能否真正鼓勵創新、鼓勵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關鍵所在。”
李經述笑道：“你的意思是說批評和批判不一樣？”
“那當然！”杜威回答說：“批判，是站在一個更高的層麵上，對歷史或現實作甄別和審視，對人或事進行分析和解剖，以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發展，其著眼點是廣闊的未來。批判還需要一定的條件。”
李經述問：“什麽條件？言論自由？”
“是的。”杜威說：“批判還需要知識分子的思想、人格和精神獨立，並且，批判必須要講究邏輯！不能風馬牛不相及地亂批評。實際上不管大總統承認與否，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一個宏大的批判過程。達爾文的進化論，我們不妨看作是生物發展對自身的批判，隻不過這種批判已經自然化了，顯不出其主動性和意識性來。人類社會的批判走的是一個相對短暫的過程。朝代的延續，社會的更替，感謝上帝，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個逐步朝向高級的過程。無疑，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