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楊銳的電報給張之洞回了電報，詳細匯報了慈禧和光緒皇帝的衝突，張之洞覺得這趟渾水太深了，自己不宜去京城，但又不能不奉旨，於是就命人導演了一出大戲。
不久，張之洞的後院起火了，湖北沙市出事了。一位湖南籍的麵館工人，在沙市招商局門前隨地小便，與招商局更夫發生衝突，被更夫用扁擔打傷，激起湘人憤怒，次日，集體趕到洋關驗貨廠門口小便示威，遭到再度阻攔。湘人倏即聚眾，登時放火將稅司洋務、關署、招商局及日本領事公寓住宅、扡手坐船同時放火，並阻水龍不許往救。這其實隻是一起本該歸城管處理的衛生事件，卻因為摻雜了湘鄂兩省人的地域衝突，及民間對國企、洋人的不滿，擴大了，根據江海關沙市稅務司、英國人牛曼的報告，財產損失應該高達10萬兩，史稱“火燒洋碼頭”事件。
荊州將軍祥亨的報急電報就飛到了京城。駐英公使裕庚也發來電報：“英因沙市領事館案，派兵船兩隻來華。”在這樣的情況下，光緒皇帝隻好電令剛到上海的張之洞，立即返回湖北，“俟此案辦竣，地方安靜，再行來京。”
李經述心想張之洞這老狐狸不惜放火都不去京城，這次康有為的變法維新，估計會比歷史上的百日維新更加短命，於是，命朱紅燈帶人在山東大學堂正在建的飯堂放了一把大火。雖然這次大火沒有照成人員傷亡，但李經述認定這把火是拳匪所放，讓譚嗣同一定先查個水落石出，是不是拳匪死灰復燃，譚嗣同也覺得此事不難，做事有始有終，李經述還派人去湖南接譚嗣同的家人，讓他們一起進京。因為此事涉及到山東大學堂，李經述便讓梁啓超先協助調查了，查明了事情再去幫康有為。譚嗣同和梁啓超便沒有立即去京城。
果然不出李經述所料，康有為對奪取朝廷權力的關心，遠遠超出了他對變法本身的關心。獲光緒賞識後，康有為改口大聲疾呼“中國惟以君權治天下”，而“定憲法，開議院”這個曾長期被當作維新主要舉措，就被他徹底拋到了腦後，整個百日維新，康有為始終在不遺餘力地強調君權必須幹綱獨斷，既不要憲法，也不要議會。
在進呈給光緒皇帝的裏，康有為還明確反對在中國開設議院，理由是：“惟中國風氣未開”，所以“惟有幹綱獨斷，以君權雷厲風行，自無不變者，但當妙選通才以備顧問。其用人議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餘年始開國會，吾今開國會，尚非其時”。
康有為這種半桶水的論點，讓起初支持他辦法的維新人士大失所望，李經述等維新人士對他群起攻擊。
康有為便在解釋，闡述自己中國不該立憲和設議院的理由：“夫君猶父也，民猶子也；中國之民，皆如童幼嬰孩。聞一家之中，嬰孩十數，不由父母專主之，而使童幼嬰孩主之、議之，能成家自養否乎？必不能也。君猶師長也，民猶徒屬弟子也；中國之民，皆如蒙學。試問蒙館之中，童蒙數千，不聽師長主之、教之，而聽童蒙共主之、自學之，能成學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國惟以君權治天下而已，若雷厲風行，三月而規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強，若皇上翻然而全變，吾中國地大人眾，三年可成。況聖上，天錫勇智，千載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謀畫，思竭涓埃，以贊聖明足矣。”
這文章的意思是說，中國民眾都是些“童幼嬰孩”，沒了皇帝的*，搞什麽議會憲政，那是要出大亂子的；何況光緒皇帝英明神武，千載難逢，有如此好皇帝，憲法議院什麽的純屬多餘。在康有為的領導下，維新期間，康門弟子集體在報刊上撰文，製造中國不能搞議院的輿論，如麥孟華；陳繼儼等。
李經述原本還心存一絲幻想，覺得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會有點效果，這時更加認清了康有為無恥無知的真麵目，於是宣布跟權欲薰心的康有為劃清界限。
康有為的堂弟康廣仁為此還專門去找李經述，想說服他支持康有為：“伯兄（康有為）規模太廣，誌氣太銳，包攬太多，同誌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渠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望兄長能施以援手，此乃萬民之幸甚！”
李經述請康廣仁轉告康有為：“先秦時韓非子早有預言，‘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少一些權力私心，多一分辦洋務的實際行動，興工商和教育，則自然支持康有為維新變法的人會多起來。”但是，康有為覺得隻有掌握了更大的權力，他才能實現自己的大同理想，他自始至終隻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中，康提出一個變法核心：“立製度局、新政局”。
康有為跟光緒皇帝和榮祿等大臣解釋說：製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維新之法，隻負責議政，而不涉足具體的行政，是皇帝身邊的智囊團兼立法定製機構，而非具體施政運作機構。但製度局“隻負責議政”這個定位是騙人的，因為康有為同時又說：中央製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則設法律局、稅計局、學校局、農商局、工務局、礦政局、鐵路局、郵政局、造幣局、遊歷局、社會局、武備局等“十二專局”，“新政推行，內外皆立專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製舉。
不久，張之洞的後院起火了，湖北沙市出事了。一位湖南籍的麵館工人，在沙市招商局門前隨地小便，與招商局更夫發生衝突，被更夫用扁擔打傷，激起湘人憤怒，次日，集體趕到洋關驗貨廠門口小便示威，遭到再度阻攔。湘人倏即聚眾，登時放火將稅司洋務、關署、招商局及日本領事公寓住宅、扡手坐船同時放火，並阻水龍不許往救。這其實隻是一起本該歸城管處理的衛生事件，卻因為摻雜了湘鄂兩省人的地域衝突，及民間對國企、洋人的不滿，擴大了，根據江海關沙市稅務司、英國人牛曼的報告，財產損失應該高達10萬兩，史稱“火燒洋碼頭”事件。
荊州將軍祥亨的報急電報就飛到了京城。駐英公使裕庚也發來電報：“英因沙市領事館案，派兵船兩隻來華。”在這樣的情況下，光緒皇帝隻好電令剛到上海的張之洞，立即返回湖北，“俟此案辦竣，地方安靜，再行來京。”
李經述心想張之洞這老狐狸不惜放火都不去京城，這次康有為的變法維新，估計會比歷史上的百日維新更加短命，於是，命朱紅燈帶人在山東大學堂正在建的飯堂放了一把大火。雖然這次大火沒有照成人員傷亡，但李經述認定這把火是拳匪所放，讓譚嗣同一定先查個水落石出，是不是拳匪死灰復燃，譚嗣同也覺得此事不難，做事有始有終，李經述還派人去湖南接譚嗣同的家人，讓他們一起進京。因為此事涉及到山東大學堂，李經述便讓梁啓超先協助調查了，查明了事情再去幫康有為。譚嗣同和梁啓超便沒有立即去京城。
果然不出李經述所料，康有為對奪取朝廷權力的關心，遠遠超出了他對變法本身的關心。獲光緒賞識後，康有為改口大聲疾呼“中國惟以君權治天下”，而“定憲法，開議院”這個曾長期被當作維新主要舉措，就被他徹底拋到了腦後，整個百日維新，康有為始終在不遺餘力地強調君權必須幹綱獨斷，既不要憲法，也不要議會。
在進呈給光緒皇帝的裏，康有為還明確反對在中國開設議院，理由是：“惟中國風氣未開”，所以“惟有幹綱獨斷，以君權雷厲風行，自無不變者，但當妙選通才以備顧問。其用人議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餘年始開國會，吾今開國會，尚非其時”。
康有為這種半桶水的論點，讓起初支持他辦法的維新人士大失所望，李經述等維新人士對他群起攻擊。
康有為便在解釋，闡述自己中國不該立憲和設議院的理由：“夫君猶父也，民猶子也；中國之民，皆如童幼嬰孩。聞一家之中，嬰孩十數，不由父母專主之，而使童幼嬰孩主之、議之，能成家自養否乎？必不能也。君猶師長也，民猶徒屬弟子也；中國之民，皆如蒙學。試問蒙館之中，童蒙數千，不聽師長主之、教之，而聽童蒙共主之、自學之，能成學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國惟以君權治天下而已，若雷厲風行，三月而規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強，若皇上翻然而全變，吾中國地大人眾，三年可成。況聖上，天錫勇智，千載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謀畫，思竭涓埃，以贊聖明足矣。”
這文章的意思是說，中國民眾都是些“童幼嬰孩”，沒了皇帝的*，搞什麽議會憲政，那是要出大亂子的；何況光緒皇帝英明神武，千載難逢，有如此好皇帝，憲法議院什麽的純屬多餘。在康有為的領導下，維新期間，康門弟子集體在報刊上撰文，製造中國不能搞議院的輿論，如麥孟華；陳繼儼等。
李經述原本還心存一絲幻想，覺得這場自上而下的改革會有點效果，這時更加認清了康有為無恥無知的真麵目，於是宣布跟權欲薰心的康有為劃清界限。
康有為的堂弟康廣仁為此還專門去找李經述，想說服他支持康有為：“伯兄（康有為）規模太廣，誌氣太銳，包攬太多，同誌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渠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望兄長能施以援手，此乃萬民之幸甚！”
李經述請康廣仁轉告康有為：“先秦時韓非子早有預言，‘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少一些權力私心，多一分辦洋務的實際行動，興工商和教育，則自然支持康有為維新變法的人會多起來。”但是，康有為覺得隻有掌握了更大的權力，他才能實現自己的大同理想，他自始至終隻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中，康提出一個變法核心：“立製度局、新政局”。
康有為跟光緒皇帝和榮祿等大臣解釋說：製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維新之法，隻負責議政，而不涉足具體的行政，是皇帝身邊的智囊團兼立法定製機構，而非具體施政運作機構。但製度局“隻負責議政”這個定位是騙人的，因為康有為同時又說：中央製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則設法律局、稅計局、學校局、農商局、工務局、礦政局、鐵路局、郵政局、造幣局、遊歷局、社會局、武備局等“十二專局”，“新政推行，內外皆立專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製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