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這一番肺腑之言，說得聲淚俱下，慈禧這時畢竟已經是昭告天下退休了的，這時候還沒有廢黜光緒、另立新君的打算，於是心軟了。光緒皇帝背後的臣子們也很會演戲，有的也痛哭流涕，懇求慈禧給光緒皇帝維新變法的機會，慈禧這才鬆了口，退讓了一步，讓榮祿推薦一位年輕有為、思想開明的大臣擔任軍機章京，輔助光緒皇帝維新變法，榮祿便推薦了林旭。
慈禧太後還不放心，後來讓張之洞也推薦維新的人才，張之洞便推薦了楊銳和劉光第。順便說一句，現在許多人誤認為歷史上“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為的人。其實是並非如此，被殺的軍機四章京裏，楊銳和劉光第是張之洞推薦的，林旭是榮祿推薦的，隻有譚嗣同是鐵桿的康黨。劉光第對康有為素來反感，楊銳目睹康黨一班人的輕躁冒進，在軍機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針氈，家書裏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嘆。
不久，光緒皇帝任命康有為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任命林旭、楊銳、劉光第為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四品卿銜，參預新政。
光緒皇帝後不久，兩江總督劉坤一向光緒帝推薦了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譚嗣同也準備離開山東，進京麵聖。梁啓超此時也接到康有為的來信，讓他去京城幫忙。
譚嗣同和梁啓超向李經述辭行，李經述心急如焚，他知道譚嗣同和梁啓超等人此去兇險，便想想辦法留住他們！
☆、第114章 康有為的政變
李經述和康有為一接觸，就知道所謂的康聖人，隻是徒有虛名。康有為的大同理想，無疑異端邪說，光緒皇帝會糊塗一時，不可能糊塗一世，什麽大同世界，實在是癡人說夢。
中國的改革，若讓熟悉官場的政治大佬李鴻章或張之洞，甚至是榮祿來做旗手，都比康有為要強一百倍。因為康有為隻不過是一個四品官，他做維新變法的旗手，就隻能是政變，因為康有為對朝廷權力結構重組的關心，會遠遠超出了他對變法本身的關心。
李經述跟譚嗣同談過變法，譚嗣同的變法更激進，遲早一天是連皇帝的腦袋也要砍的，因為他讚美法國大革命，“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所以，李經述是十分不放心讓譚嗣同去京城的，還有梁啓超，此時也一樣患了政治幼稚病。要攔住他們去京城，李經述想了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拖”，隻要拖上一兩個月，等他們再到京城，康有為的維新變法估計就結束了。
恰好在此時，李經述得到消息，張之洞也奉召入京，但也沒去成。原來，按照慈禧太後的打算，湖廣總督張之洞是要調任中央協助光緒皇帝維新變法的。
維新變法開始前，光緒皇帝給湖廣總督張之洞發了一道“電旨”，也就是電報發送的聖旨，就傳到了武昌：“奉旨：張之洞著來京陛見，有麵詢事件。湖廣總督著譚繼洵兼署。欽此。”
光緒皇帝是一個新潮的皇帝，對新生事物接受比較快，晚清還是比較開放的，在同治九年(1870年）電報就傳入了中國清政府開始使用電報的時間是在光緒五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天津與大沽海口炮台之間架設電線，試通電報，這是中國修建的第一條電報線路。為提高政務效率，光緒十年中國完成全國主要線路的鋪設。當時為了傳輸漢字，當時電報編碼，主要是用數字作為筆畫的代號輸入漢字。比如6511是“軍”，2894是“機”，5710是“處”。後來，光緒皇帝正式下令：“嗣後明降諭旨，均著由電報局。”總理衙門規定，凡因緊急，公事皇帝下達諭旨或督撫上奏都可使用電報。
張之洞看到光緒皇帝這道聖旨，剛開始欣喜若狂。因為奉詔入京，並且被安排了繼任人，但凡對官場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這一信號的含義，不是被“雙規”，就是將被提拔。而政績卓異、如日中天的張之洞，顯然是正出於上升通道，去京城任職，這當然是張之洞夢寐以求的機會。從1881年出任山西巡撫至1893年，張之洞已經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幹了12年了。但凡封疆大吏，有誰不期望著能入軍機、進中央呢？督撫雖然起居八座、尊貴無比，但畢竟仍是地方幹部。而帝輦之下，雖然可能伴君如伴虎，畢竟那是躋身位極人臣，張之洞當年出京城鍛鍊，就是為了有朝一日再回到京城。
不過，對於輔佐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維新變法，張之洞敏銳的政治嗅覺，讓他感覺到了這或許不是機會，而隻是一次“危機”而已！
在張之洞接到入京“電旨”後的第二天，他急電楊銳，打聽為什麽要他進京：“此次入覲，兩宮意若何?朝廷有何議？”。張之洞要求楊銳回電時務必加“急”字，以便及時溝通，急迫之情，溢於言表，同時，他拖著不肯進京，致電總理衙門，表示手頭工作多，總要“大約十數日”後才能動身，“既有垂詢時間，如有急辦而可宣示者，可否先為諭知一二條，以便隨時豫為籌擬上陳。”
不久，光緒皇帝再度來電旨：“前諭該督（張之洞）迅速來京陛見，自當聞命即行，何得託故遷延，致稽時日。至麵詢事件，豈有豫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議。欽此。”
張之洞不敢怠慢，一邊立即動身，一邊臨時抱佛腳，向正在俄羅斯首都彼得堡的前駐德公使許景澄討教國際局勢是不是發生了重大變故。在經過南京時，張之洞還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進行了密談，後來，張之洞終於抵達上海，準備在此換海輪北上。
慈禧太後還不放心，後來讓張之洞也推薦維新的人才，張之洞便推薦了楊銳和劉光第。順便說一句，現在許多人誤認為歷史上“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為的人。其實是並非如此，被殺的軍機四章京裏，楊銳和劉光第是張之洞推薦的，林旭是榮祿推薦的，隻有譚嗣同是鐵桿的康黨。劉光第對康有為素來反感，楊銳目睹康黨一班人的輕躁冒進，在軍機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針氈，家書裏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嘆。
不久，光緒皇帝任命康有為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任命林旭、楊銳、劉光第為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四品卿銜，參預新政。
光緒皇帝後不久，兩江總督劉坤一向光緒帝推薦了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譚嗣同也準備離開山東，進京麵聖。梁啓超此時也接到康有為的來信，讓他去京城幫忙。
譚嗣同和梁啓超向李經述辭行，李經述心急如焚，他知道譚嗣同和梁啓超等人此去兇險，便想想辦法留住他們！
☆、第114章 康有為的政變
李經述和康有為一接觸，就知道所謂的康聖人，隻是徒有虛名。康有為的大同理想，無疑異端邪說，光緒皇帝會糊塗一時，不可能糊塗一世，什麽大同世界，實在是癡人說夢。
中國的改革，若讓熟悉官場的政治大佬李鴻章或張之洞，甚至是榮祿來做旗手，都比康有為要強一百倍。因為康有為隻不過是一個四品官，他做維新變法的旗手，就隻能是政變，因為康有為對朝廷權力結構重組的關心，會遠遠超出了他對變法本身的關心。
李經述跟譚嗣同談過變法，譚嗣同的變法更激進，遲早一天是連皇帝的腦袋也要砍的，因為他讚美法國大革命，“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所以，李經述是十分不放心讓譚嗣同去京城的，還有梁啓超，此時也一樣患了政治幼稚病。要攔住他們去京城，李經述想了想：最好的辦法就是“拖”，隻要拖上一兩個月，等他們再到京城，康有為的維新變法估計就結束了。
恰好在此時，李經述得到消息，張之洞也奉召入京，但也沒去成。原來，按照慈禧太後的打算，湖廣總督張之洞是要調任中央協助光緒皇帝維新變法的。
維新變法開始前，光緒皇帝給湖廣總督張之洞發了一道“電旨”，也就是電報發送的聖旨，就傳到了武昌：“奉旨：張之洞著來京陛見，有麵詢事件。湖廣總督著譚繼洵兼署。欽此。”
光緒皇帝是一個新潮的皇帝，對新生事物接受比較快，晚清還是比較開放的，在同治九年(1870年）電報就傳入了中國清政府開始使用電報的時間是在光緒五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天津與大沽海口炮台之間架設電線，試通電報，這是中國修建的第一條電報線路。為提高政務效率，光緒十年中國完成全國主要線路的鋪設。當時為了傳輸漢字，當時電報編碼，主要是用數字作為筆畫的代號輸入漢字。比如6511是“軍”，2894是“機”，5710是“處”。後來，光緒皇帝正式下令：“嗣後明降諭旨，均著由電報局。”總理衙門規定，凡因緊急，公事皇帝下達諭旨或督撫上奏都可使用電報。
張之洞看到光緒皇帝這道聖旨，剛開始欣喜若狂。因為奉詔入京，並且被安排了繼任人，但凡對官場略有了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這一信號的含義，不是被“雙規”，就是將被提拔。而政績卓異、如日中天的張之洞，顯然是正出於上升通道，去京城任職，這當然是張之洞夢寐以求的機會。從1881年出任山西巡撫至1893年，張之洞已經在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幹了12年了。但凡封疆大吏，有誰不期望著能入軍機、進中央呢？督撫雖然起居八座、尊貴無比，但畢竟仍是地方幹部。而帝輦之下，雖然可能伴君如伴虎，畢竟那是躋身位極人臣，張之洞當年出京城鍛鍊，就是為了有朝一日再回到京城。
不過，對於輔佐光緒皇帝和康有為維新變法，張之洞敏銳的政治嗅覺，讓他感覺到了這或許不是機會，而隻是一次“危機”而已！
在張之洞接到入京“電旨”後的第二天，他急電楊銳，打聽為什麽要他進京：“此次入覲，兩宮意若何?朝廷有何議？”。張之洞要求楊銳回電時務必加“急”字，以便及時溝通，急迫之情，溢於言表，同時，他拖著不肯進京，致電總理衙門，表示手頭工作多，總要“大約十數日”後才能動身，“既有垂詢時間，如有急辦而可宣示者，可否先為諭知一二條，以便隨時豫為籌擬上陳。”
不久，光緒皇帝再度來電旨：“前諭該督（張之洞）迅速來京陛見，自當聞命即行，何得託故遷延，致稽時日。至麵詢事件，豈有豫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議。欽此。”
張之洞不敢怠慢，一邊立即動身，一邊臨時抱佛腳，向正在俄羅斯首都彼得堡的前駐德公使許景澄討教國際局勢是不是發生了重大變故。在經過南京時，張之洞還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進行了密談，後來，張之洞終於抵達上海，準備在此換海輪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