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的哭號，官員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變兵變，遍地的詬詈和反抗暴政的革命，一點也沒有打動皇帝的心。
萬曆帝始終與愛妃宅在偌大的皇宮裏嬉戲作樂，毫不理睬外麵的事情。明末清初的侯玄汸在《月蟬筆露》中說：“群臣皆背公營私，日甚一日，外患愈逼，黨局愈多……民愈貧矣，吏愈貪矣，風俗益以壞矣。將士不知殺敵，但知虐民；百官不知職守，但知苛刻。”可見當時政局之混亂。
就連出使帝國的朝鮮使者也深有同感：“予觀近日大小唐官、唐將所為，全無遠慮，惟以貪邊輕勛為能事。日夜憂虞，雖陳藥石之言，如以水投石，少無動聽之事。”
內憂外患當頭，士大夫們早把禮義廉恥拋之腦後，毫無憂患意識，對金錢的貪慾反而日益熾烈，政以賄成，生殺予奪，不出於公道，發號施令均要銀子打點。
鄰國大臣都以為“天朝之事亦可憂”，而後繼的首輔們不是明哲保身，就是勾心鬥角，罔上行私。人品端正的又有心無力。
從哪裏再召喚出一個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天下之患？無怪乎鍾惺感嘆“今世頗知惜江陵”，而無情的現實卻是，世間已無張居正。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這是一代名賢沈鯉為《張太嶽集》作序所感。當張居正被誣之際，皇帝一聲令下，褫奪其官階、諡號，群臣莫不膽戰心驚，自上而下掀起一陣腥風惡雨。
怨者紛起，投機者蠢動，親近者也為了自身名譽急忙洗脫與之關係。人亡政息，對張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勢一度非常嚴峻。
然而就在抄家籍沒的當年，也有許多深具正義感的官員挺身而出，為已故首輔求情，追述張居正功不可沒，雖然不少被視為同黨遭受貶抑，但為其鳴冤叫屈者仍不絕於縷。
當朝大思想家李贄振聾發聵地盛讚張居正乃千古“宰相之傑”；撫文追思，愴然淚下者有之；刊刻遺集，自行出版者有之；樹碑立傳，歌頌其“社稷之勛”者有之。
一般論者都認為張居正冤案之官方昭雪，始於天啟年間。那麽，萬曆年間是否有大臣公開為居正上疏鳴冤？
明史有論，“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故而後世多數歷史學家、包括傳記大師朱東潤先生，對此也都深信不疑。
事實果真如此？明末清初史家周聖凱《楚寶》之張居正本傳，“萬曆末年，台諫連章奏居正冤，言有十大功於國”的記載赫然入目。鑑於周聖凱生活年代更接近於傳主，令人不能不質疑《明史》之論。
其實，明神宗還在位之際，就有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公開上呈《為救時舊相論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開相業》。該奏疏收錄在明末博物學家董其昌編輯的《神廟留中奏疏》吏部卷一。
奏疏開篇開宗明義：“陛下親政以來，一直廣求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之力，如大學士張居正這樣的大臣。居正去世將近四十年，從來人品，日久論定，豈有四十年無法評論？”
接著逐條介紹居正在閣十六年對國家的貢獻、招人怨恨的原因、他的過失及因此導致的悲劇。
官應震聲稱，他早年也痛恨居正奪情、專權，但經過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他認為居正功在國家、過在身家，祈求明廷為他昭雪，以此激勵後來人。
由於張門冤案的始作俑者萬曆皇帝尚在，此疏如石沉大海，依舊以“留中”的方式冷處理。老萬曆一命嗚呼後，再也沒有什麽能夠阻擋為張氏申冤的洪潮了。
歷史的奇妙在於它的峰迴路轉和柳暗花明。天啟初年，張案的初步平反，有位關鍵人物參與其中，引來爭議，他就是當年反對奪情被杖貶的鄒元標。
當時及後世論者認為，盡管鄒元標當年因激烈反對奪情而遭杖謫，可鄒先生不計前嫌，是為身在地下的張居正復官復諡的第一功臣，並且他留下那句著名的“功在社稷，過在身家”的經典評論，成為明清史家對張居正其人的主流評價。
更有甚者煽情道：白髮蒼蒼的鄒元標目睹時局敗壞，幡然醒悟，後悔當年的魯莽行為，重新拜倒在這位社稷能臣腳下。他拖著殘疾的雙腿，為他當年的政敵平反奔走呼號。
明末清初廣為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鄒元標晚年想法有變，他還專程去京師要求首輔葉向高恢復張閣老的諡號，講其後悔自己年輕時的意氣用事。”
吳應箕對此頗為質疑：正是因為鄒大人當年不畏權貴，誓死捍衛綱常名教，才成為天下讀書人的精神偶像。可人上了年紀怎就後悔當初所為？
吳應箕越想越鬱悶，親自找來禦史方震儒問個究竟。
方禦史告訴他，當時鄒元標為總憲（即左都禦史），要蒞臨都察院，諸位禦史各就各位。
總憲鄭重發話說，張居正當年奪情起復確有罪過，他當時出於激憤，不能不進言。現在想來，張氏於國有功，諡號亦當返還。
在座的諸禦史皆佩服鄒元標心胸寬廣，不抱成見。
這個記載出自復社（復社號稱小東林）文人筆下，主旋律莫不是為東林精神領袖歌功頌德，不可盡信。
然而，歷史講究的是史料、證據，而不是煽情、臆測，事實到底如何我們不妨做一番考證。
萬曆帝始終與愛妃宅在偌大的皇宮裏嬉戲作樂，毫不理睬外麵的事情。明末清初的侯玄汸在《月蟬筆露》中說：“群臣皆背公營私，日甚一日，外患愈逼，黨局愈多……民愈貧矣，吏愈貪矣，風俗益以壞矣。將士不知殺敵，但知虐民；百官不知職守，但知苛刻。”可見當時政局之混亂。
就連出使帝國的朝鮮使者也深有同感：“予觀近日大小唐官、唐將所為，全無遠慮，惟以貪邊輕勛為能事。日夜憂虞，雖陳藥石之言，如以水投石，少無動聽之事。”
內憂外患當頭，士大夫們早把禮義廉恥拋之腦後，毫無憂患意識，對金錢的貪慾反而日益熾烈，政以賄成，生殺予奪，不出於公道，發號施令均要銀子打點。
鄰國大臣都以為“天朝之事亦可憂”，而後繼的首輔們不是明哲保身，就是勾心鬥角，罔上行私。人品端正的又有心無力。
從哪裏再召喚出一個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天下之患？無怪乎鍾惺感嘆“今世頗知惜江陵”，而無情的現實卻是，世間已無張居正。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
“直道在人心不容泯”，這是一代名賢沈鯉為《張太嶽集》作序所感。當張居正被誣之際，皇帝一聲令下，褫奪其官階、諡號，群臣莫不膽戰心驚，自上而下掀起一陣腥風惡雨。
怨者紛起，投機者蠢動，親近者也為了自身名譽急忙洗脫與之關係。人亡政息，對張居正群起而攻、落井下石的局勢一度非常嚴峻。
然而就在抄家籍沒的當年，也有許多深具正義感的官員挺身而出，為已故首輔求情，追述張居正功不可沒，雖然不少被視為同黨遭受貶抑，但為其鳴冤叫屈者仍不絕於縷。
當朝大思想家李贄振聾發聵地盛讚張居正乃千古“宰相之傑”；撫文追思，愴然淚下者有之；刊刻遺集，自行出版者有之；樹碑立傳，歌頌其“社稷之勛”者有之。
一般論者都認為張居正冤案之官方昭雪，始於天啟年間。那麽，萬曆年間是否有大臣公開為居正上疏鳴冤？
明史有論，“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故而後世多數歷史學家、包括傳記大師朱東潤先生，對此也都深信不疑。
事實果真如此？明末清初史家周聖凱《楚寶》之張居正本傳，“萬曆末年，台諫連章奏居正冤，言有十大功於國”的記載赫然入目。鑑於周聖凱生活年代更接近於傳主，令人不能不質疑《明史》之論。
其實，明神宗還在位之際，就有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公開上呈《為救時舊相論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開相業》。該奏疏收錄在明末博物學家董其昌編輯的《神廟留中奏疏》吏部卷一。
奏疏開篇開宗明義：“陛下親政以來，一直廣求有肯任之心、能任之才、敢任之力，如大學士張居正這樣的大臣。居正去世將近四十年，從來人品，日久論定，豈有四十年無法評論？”
接著逐條介紹居正在閣十六年對國家的貢獻、招人怨恨的原因、他的過失及因此導致的悲劇。
官應震聲稱，他早年也痛恨居正奪情、專權，但經過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他認為居正功在國家、過在身家，祈求明廷為他昭雪，以此激勵後來人。
由於張門冤案的始作俑者萬曆皇帝尚在，此疏如石沉大海，依舊以“留中”的方式冷處理。老萬曆一命嗚呼後，再也沒有什麽能夠阻擋為張氏申冤的洪潮了。
歷史的奇妙在於它的峰迴路轉和柳暗花明。天啟初年，張案的初步平反，有位關鍵人物參與其中，引來爭議，他就是當年反對奪情被杖貶的鄒元標。
當時及後世論者認為，盡管鄒元標當年因激烈反對奪情而遭杖謫，可鄒先生不計前嫌，是為身在地下的張居正復官復諡的第一功臣，並且他留下那句著名的“功在社稷，過在身家”的經典評論，成為明清史家對張居正其人的主流評價。
更有甚者煽情道：白髮蒼蒼的鄒元標目睹時局敗壞，幡然醒悟，後悔當年的魯莽行為，重新拜倒在這位社稷能臣腳下。他拖著殘疾的雙腿，為他當年的政敵平反奔走呼號。
明末清初廣為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鄒元標晚年想法有變，他還專程去京師要求首輔葉向高恢復張閣老的諡號，講其後悔自己年輕時的意氣用事。”
吳應箕對此頗為質疑：正是因為鄒大人當年不畏權貴，誓死捍衛綱常名教，才成為天下讀書人的精神偶像。可人上了年紀怎就後悔當初所為？
吳應箕越想越鬱悶，親自找來禦史方震儒問個究竟。
方禦史告訴他，當時鄒元標為總憲（即左都禦史），要蒞臨都察院，諸位禦史各就各位。
總憲鄭重發話說，張居正當年奪情起復確有罪過，他當時出於激憤，不能不進言。現在想來，張氏於國有功，諡號亦當返還。
在座的諸禦史皆佩服鄒元標心胸寬廣，不抱成見。
這個記載出自復社（復社號稱小東林）文人筆下，主旋律莫不是為東林精神領袖歌功頌德，不可盡信。
然而，歷史講究的是史料、證據，而不是煽情、臆測，事實到底如何我們不妨做一番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