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天下而謀計
萬曆新政從整飭吏治開始。吏治者，考成法為其內核，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當政治相對清明之後，經濟改革成為當務之急。
當年財政相當困難，催征太急，四方之民已是精疲力竭，各地倉庫空蕩蕩的，邊餉不支，公私交困。
為了擺脫困境，張居正開源節流，雙管齊下。“宮廷善行當為天下先”，節流首先從控製宮廷浮費下手。
先皇隆慶去世之前仍在搜刮民財，命雲南進寶石二萬枚，廣東采珍珠八千兩，江西燒瓷器十多萬件。
這麽多奇珍異寶，皇帝一人享用得完嗎？如今已是萬曆新朝，張居正不買前朝舊帳，速令他們停止挖寶石、采珍珠、燒瓷器，就這樣，三省民困稍微減輕些許。
他並沒有滿足於此，他要永遠杜絕嘉靖、隆慶以來形成的派遣太監出外督造或督辦宮廷用品等事。張居正巧妙以《隆慶遺詔》指示工部立即召回“督造內臣”，也就是那些派到江南監督織造的太監，以後也不許再派了。
當時有一個正在蘇杭督織貢品的太監叫趙玢，他在隆慶年間非常得寵，仗寵拒不撤回。
工部以強硬口氣警告他立即回京，否則嚴肅查力。
工部在警告的同時，連彈劾的摺子都寫好了。識時務者為俊傑，趙玢看到情況不妙，馬上遵命回京，一時朝野氣象一新。
張居正盡力減少三公支出，削減冗費。光祿寺承擔著朝廷宴會筵席供應的職任，它的經費由各省每年以專款解送，成為各部委中肥水最大也是浪費最大的部門，冗耗冒濫極為突出。光祿寺官員為申請更多預算經費，使出吃奶力氣拚命燒錢，一切東西隻買貴的，不買對的。負責的臣僚看在眼裏，痛在心裏，卻也無力阻止。
張居正掌權以後，一麵奏請停止向光祿寺調用款項，從源頭上防止腐敗；一麵派禦史清查該寺帳目，將肥水衙門的日常運作置於眾目睽睽的監督之下。
多方調查發現，該寺原來使用的器皿常常超出規定，一再提請添造，這其中大有貓膩，多數器皿根本不是被使用報廢掉，而是被寺內官吏和宮中太監偷換變賣了。經過大力整頓，萬曆元年，該寺就創造了比往年節省六分之五的奇蹟，這在之前的半個多世紀裏聞所未聞。
張居正通過削減浮費、精簡機構、整頓驛站來重建國家經濟秩序，然而，百尺冰淵始解凍，僅靠厲行節約，不足以富國富民，要解決經濟危機，就必須廣開財源。如何如數收繳該收的錢糧，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
飽讀史書的張居正推崇漢武帝時代的理財家桑弘羊，他古為今用，把桑氏“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思想理念發展成為具有張氏特色的“不加賦而上用足”的理財方針。
“不加賦而上用足”絕非一句漂亮的場麵話。張相爺有別於那些滿腦子搜斂民財以足國用之人，他堅持治亂政用重典，而貪婪成性、舞弊成風的各級官僚和勢豪奸猾首先被列入黑名單，杜絕他們中飽私囊，切實維護小民合法權益，增加國庫收入。
肅下必先正己，為了取信於民並切實貫徹經濟政策，真正均定賦役，張相爺改革革到自家，整頓族人冒充自己名義以取得優免的現象。
張居正的次子、翰林院編修張嗣修根據家父要求，嚴格清查家戶內田糧實數，有無詭寄影射田畝。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張家原有田土不過田糧七十餘石，該縣賦役冊上卻白紙黑字，赫然寫著“內閣張氏優免六百四十餘石”，五百七十石的差距懸殊令人大跌眼鏡。
經過調查，終於真相大白：
有族人依借張閣老的名號，一體優免的；
有家僮混將私田，概行優免的；
有奸豪賄賂當地官員，竄名戶下，巧為規避的；
有子弟族仆私庇親故，寄存張家名下而多出來的。
家族是國家的縮影，國朝第一家族存在的問題恰恰反映出整個帝國種種投機取巧的陋規陋習。
清查之後，張家做出高姿態，坦然願將詭寄於張家的五百七十餘石田糧上交國家，本宅田糧內七十四石例得優免者，其餘“盡數與小民一體當差”。
這一招用得極好，張居正利用人們“隨大流”心理和對政府的不信任，上演一出“大義滅親”的精彩劇目，表明他剔奸除弊的決心，不僅極大促進了措施的有力執行，而且為政府樹立了威信。由此一來，百姓開始相信政府的決策，各級官員也不得不跟隨首輔腳步前行了。
首輔的另一件安民的大事當屬整頓驛站。
在明代，從京師到各省的交通幹線都設有驛站，保證官員公差的便利並方便傳達公文。
驛站通過陸路與水路，把全國的城市與農村、內地與邊疆、內陸與沿海緊密相聯。中央政府通過驛站傳達最新政令，地方衙門也通過驛道向朝廷反饋信息。驛站設有官員，並備有轎、馬、車、船等交通工具，皆由沿途百姓提供。
明初的驛站運行得井井有條，到了張居正的時代，官員濫用驛站、驛丞敲詐百姓現象層出不窮。
官員因公出差，官府照例發給勘合，官員憑藉勘合享有免費住驛、公款吃喝等種種特權，用畢及時歸還勘合。隨著官場腐敗日益嚴重，勘合成為官員的“終身護符”，他們將勘合贈與親朋好友，濫用驛站，沿途小民受禍極深。
萬曆新政從整飭吏治開始。吏治者，考成法為其內核，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當政治相對清明之後，經濟改革成為當務之急。
當年財政相當困難，催征太急，四方之民已是精疲力竭，各地倉庫空蕩蕩的，邊餉不支，公私交困。
為了擺脫困境，張居正開源節流，雙管齊下。“宮廷善行當為天下先”，節流首先從控製宮廷浮費下手。
先皇隆慶去世之前仍在搜刮民財，命雲南進寶石二萬枚，廣東采珍珠八千兩，江西燒瓷器十多萬件。
這麽多奇珍異寶，皇帝一人享用得完嗎？如今已是萬曆新朝，張居正不買前朝舊帳，速令他們停止挖寶石、采珍珠、燒瓷器，就這樣，三省民困稍微減輕些許。
他並沒有滿足於此，他要永遠杜絕嘉靖、隆慶以來形成的派遣太監出外督造或督辦宮廷用品等事。張居正巧妙以《隆慶遺詔》指示工部立即召回“督造內臣”，也就是那些派到江南監督織造的太監，以後也不許再派了。
當時有一個正在蘇杭督織貢品的太監叫趙玢，他在隆慶年間非常得寵，仗寵拒不撤回。
工部以強硬口氣警告他立即回京，否則嚴肅查力。
工部在警告的同時，連彈劾的摺子都寫好了。識時務者為俊傑，趙玢看到情況不妙，馬上遵命回京，一時朝野氣象一新。
張居正盡力減少三公支出，削減冗費。光祿寺承擔著朝廷宴會筵席供應的職任，它的經費由各省每年以專款解送，成為各部委中肥水最大也是浪費最大的部門，冗耗冒濫極為突出。光祿寺官員為申請更多預算經費，使出吃奶力氣拚命燒錢，一切東西隻買貴的，不買對的。負責的臣僚看在眼裏，痛在心裏，卻也無力阻止。
張居正掌權以後，一麵奏請停止向光祿寺調用款項，從源頭上防止腐敗；一麵派禦史清查該寺帳目，將肥水衙門的日常運作置於眾目睽睽的監督之下。
多方調查發現，該寺原來使用的器皿常常超出規定，一再提請添造，這其中大有貓膩，多數器皿根本不是被使用報廢掉，而是被寺內官吏和宮中太監偷換變賣了。經過大力整頓，萬曆元年，該寺就創造了比往年節省六分之五的奇蹟，這在之前的半個多世紀裏聞所未聞。
張居正通過削減浮費、精簡機構、整頓驛站來重建國家經濟秩序，然而，百尺冰淵始解凍，僅靠厲行節約，不足以富國富民，要解決經濟危機，就必須廣開財源。如何如數收繳該收的錢糧，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
飽讀史書的張居正推崇漢武帝時代的理財家桑弘羊，他古為今用，把桑氏“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的思想理念發展成為具有張氏特色的“不加賦而上用足”的理財方針。
“不加賦而上用足”絕非一句漂亮的場麵話。張相爺有別於那些滿腦子搜斂民財以足國用之人，他堅持治亂政用重典，而貪婪成性、舞弊成風的各級官僚和勢豪奸猾首先被列入黑名單，杜絕他們中飽私囊，切實維護小民合法權益，增加國庫收入。
肅下必先正己，為了取信於民並切實貫徹經濟政策，真正均定賦役，張相爺改革革到自家，整頓族人冒充自己名義以取得優免的現象。
張居正的次子、翰林院編修張嗣修根據家父要求，嚴格清查家戶內田糧實數，有無詭寄影射田畝。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張家原有田土不過田糧七十餘石，該縣賦役冊上卻白紙黑字，赫然寫著“內閣張氏優免六百四十餘石”，五百七十石的差距懸殊令人大跌眼鏡。
經過調查，終於真相大白：
有族人依借張閣老的名號，一體優免的；
有家僮混將私田，概行優免的；
有奸豪賄賂當地官員，竄名戶下，巧為規避的；
有子弟族仆私庇親故，寄存張家名下而多出來的。
家族是國家的縮影，國朝第一家族存在的問題恰恰反映出整個帝國種種投機取巧的陋規陋習。
清查之後，張家做出高姿態，坦然願將詭寄於張家的五百七十餘石田糧上交國家，本宅田糧內七十四石例得優免者，其餘“盡數與小民一體當差”。
這一招用得極好，張居正利用人們“隨大流”心理和對政府的不信任，上演一出“大義滅親”的精彩劇目，表明他剔奸除弊的決心，不僅極大促進了措施的有力執行，而且為政府樹立了威信。由此一來，百姓開始相信政府的決策，各級官員也不得不跟隨首輔腳步前行了。
首輔的另一件安民的大事當屬整頓驛站。
在明代，從京師到各省的交通幹線都設有驛站，保證官員公差的便利並方便傳達公文。
驛站通過陸路與水路，把全國的城市與農村、內地與邊疆、內陸與沿海緊密相聯。中央政府通過驛站傳達最新政令，地方衙門也通過驛道向朝廷反饋信息。驛站設有官員，並備有轎、馬、車、船等交通工具，皆由沿途百姓提供。
明初的驛站運行得井井有條，到了張居正的時代，官員濫用驛站、驛丞敲詐百姓現象層出不窮。
官員因公出差，官府照例發給勘合，官員憑藉勘合享有免費住驛、公款吃喝等種種特權，用畢及時歸還勘合。隨著官場腐敗日益嚴重，勘合成為官員的“終身護符”，他們將勘合贈與親朋好友，濫用驛站，沿途小民受禍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