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小皇帝完全支持考成法的推行：“愛卿的設計非常好，事不考成，怎知績效？奏準！”
皇帝批準後，大權集於內閣，政令必責實效，從六部到地方政府，辦理公文，必須按時查考，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
考成法剛剛頒布一個月，兵部就率先響應。
兵部尚書譚綸乃張居正一手提拔的國家重臣，對考成法的實質瞭然於胸，他率領兵部同僚不辭勞苦地清理大小未完成的任務，一一訂立完成期限，登記在兩本青色的小冊子上，一本送往兵部，一本投向內閣。
兵部給大同都督王崇古等人鄭重下達五年內修理大同沿邊牆垣，三年內修理好渾源右衛工程，兩年內修理好廣靈、威遠工程的任務，違期必究。
王崇古雷厲風行，僅僅用了六個月，就順利完成宣府一帶邊牆、城堡、墩台多項工程。
消息傳到京師，朝臣大喜，張居正看到兵部如此認真貫徹考成法，很是欣慰，嘴角露出少有的微笑，他擬票嘉獎他們：
“原總督王崇古，總督侍郎方逢時，巡撫副督禦史吳兌賞賜銀幣有差，吳兌提薪俸一級，欽此！”
在兵部的積極帶動和邊帥的同甘共苦下，考成法很快在整個帝國推廣開來，其他部院衙門亦效仿兵部。
考成法實施以後，數十年廢弛的政治逐漸得到改善。
史稱，考成法“如疾風迅雨，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無所不披靡”，“自是，政體為肅，一切不敢飾非”。
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曾在著作《萬曆十五年》中感嘆，考成法使“帝國官僚政治的效率達到了頂點，標誌著那個時代在中國社會政治傳統束縛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極限”。
任何一製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
考成法並非十全十美，綜核吏治、嚴格行法頗有矯枉過正之處。
陰險狡詐之徒總能找到法律的漏洞以投機鑽營、陷害善類。
沂州知州沈應科聰勇仁孝，所治之處的百姓莫不對他感恩戴德。入職三年，按例自己先上陳述職報告，然後由布政使、按察使二司進行考核，再送往吏部復考。
無奈布政使與沈應科有隙，故意扣押他的公文，足足扣了十天才送到吏部。這在以往或許還能通融過關，不巧此時全國上下都在狠抓吏治，公文耽誤一天就不能通過考核，遑論十天，最後的結果是降級處分。
山東巡撫李世達不忍得力助手被人誣陷，專門找到首輔求情，說他工作認真努力，拖延公文的責任不在於他，況且他又出自相門，相公大人大量就寬恕他吧。
張相爺固執地堅持原則，沈應科依然沒逃脫被貶官的惡運。
鑑於考成法中，升遷與政績掛鉤，一些官員為了向首輔邀功，奉行太過，每每給下屬下達過高的目標任務，不能按時完成規定任務就會遭到嚴厲懲罰，導致官員工作壓力巨大，催征過急，人心惶恐不安。
張居正的論學好友胡直進京匯報工作，臨走時專門拜謁首輔，提醒他：“以相公的才幹，輔佐幼主實在是遊刃有餘的，隻是如今的一些庸官為求高升，隻顧眼前的政績，一味勞民傷財，長此以往，於國家於民必釀大害。”
這個問題，張居正自己也有所覺察：近來因實行考成之法，執事官員慣於降罰，不分緩急輕重，一概從嚴從重懲罰。
戶科給事中蕭彥不失時機地奏上一本，他從民生出發，認為以催科多寡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標準，有損民力，提出“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的建議，獲得批準。
在浮競之風盛行的晚明，考成法的出現令人事變動更加頻繁，地方官因其地位低，各懷五日京兆之心。他們不安其位，視官如傳舍，根本不安心工作。
吏科左給事中張楚城針對這一弊病提奏請施行久任之法：
張楚誠認為，所有官員的提拔，必須有量化的標準，知縣、知州都必須任滿六年才能升任上一級行政管理崗位，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參政、參議等官員要任滿三年才能從副職提拔為正職。在這樣量化的升職周期內，如果有官員才能不適合所在崗位或不適合所管地區，經撫按官查實後，可以更調崗位及地區。
這種想法和張居正的用人理念不謀而合，張相一向認為如果官員任期太短，必無善政，給他們充足的時間熟悉政務、盡心職守，才有可能在任期內更好地治理地方事務，並發現優秀的人才。“官員不久任，更調太頻，遷轉太驟，真才實能之人，如何才能施展其才？百官有司如何能盡職盡責？”
張居正欣然採納張楚誠之議，果斷擬旨：兩京十三省一體遵行久任之法。間有才不宜官、官不宜地者，量行更易。
從此，地方上的藩、臬、守、令都能最大限度發揮才能。
無原則的久任亦非絕無毛病，官久必疲，尤其是在一個地方任職太長，容易與地方豪強串通舞弊，欺閉朝廷。
禮科給事中李邦佐條陳吏治五事，完善久任法。他指出，地方官的升遷不能隻注重其任期，重點是看其政績，由撫按官薦舉，才力人品不堪者，速行論調。
本朝永樂皇帝登基後，勵精圖治，也一度在武英殿用屏風書寫中外官僚姓名、履歷，作為用人行政的參考。其後，繼立的皇帝大多昏聵無能，這種舉措漸漸廢弛。有心的張居正吸取歷史經驗，認為此舉非常有助於開發聖聰。
皇帝批準後，大權集於內閣，政令必責實效，從六部到地方政府，辦理公文，必須按時查考，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
考成法剛剛頒布一個月，兵部就率先響應。
兵部尚書譚綸乃張居正一手提拔的國家重臣，對考成法的實質瞭然於胸，他率領兵部同僚不辭勞苦地清理大小未完成的任務，一一訂立完成期限，登記在兩本青色的小冊子上，一本送往兵部，一本投向內閣。
兵部給大同都督王崇古等人鄭重下達五年內修理大同沿邊牆垣，三年內修理好渾源右衛工程，兩年內修理好廣靈、威遠工程的任務，違期必究。
王崇古雷厲風行，僅僅用了六個月，就順利完成宣府一帶邊牆、城堡、墩台多項工程。
消息傳到京師，朝臣大喜，張居正看到兵部如此認真貫徹考成法，很是欣慰，嘴角露出少有的微笑，他擬票嘉獎他們：
“原總督王崇古，總督侍郎方逢時，巡撫副督禦史吳兌賞賜銀幣有差，吳兌提薪俸一級，欽此！”
在兵部的積極帶動和邊帥的同甘共苦下，考成法很快在整個帝國推廣開來，其他部院衙門亦效仿兵部。
考成法實施以後，數十年廢弛的政治逐漸得到改善。
史稱，考成法“如疾風迅雨，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無所不披靡”，“自是，政體為肅，一切不敢飾非”。
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曾在著作《萬曆十五年》中感嘆，考成法使“帝國官僚政治的效率達到了頂點，標誌著那個時代在中國社會政治傳統束縛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極限”。
任何一製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
考成法並非十全十美，綜核吏治、嚴格行法頗有矯枉過正之處。
陰險狡詐之徒總能找到法律的漏洞以投機鑽營、陷害善類。
沂州知州沈應科聰勇仁孝，所治之處的百姓莫不對他感恩戴德。入職三年，按例自己先上陳述職報告，然後由布政使、按察使二司進行考核，再送往吏部復考。
無奈布政使與沈應科有隙，故意扣押他的公文，足足扣了十天才送到吏部。這在以往或許還能通融過關，不巧此時全國上下都在狠抓吏治，公文耽誤一天就不能通過考核，遑論十天，最後的結果是降級處分。
山東巡撫李世達不忍得力助手被人誣陷，專門找到首輔求情，說他工作認真努力，拖延公文的責任不在於他，況且他又出自相門，相公大人大量就寬恕他吧。
張相爺固執地堅持原則，沈應科依然沒逃脫被貶官的惡運。
鑑於考成法中，升遷與政績掛鉤，一些官員為了向首輔邀功，奉行太過，每每給下屬下達過高的目標任務，不能按時完成規定任務就會遭到嚴厲懲罰，導致官員工作壓力巨大，催征過急，人心惶恐不安。
張居正的論學好友胡直進京匯報工作，臨走時專門拜謁首輔，提醒他：“以相公的才幹，輔佐幼主實在是遊刃有餘的，隻是如今的一些庸官為求高升，隻顧眼前的政績，一味勞民傷財，長此以往，於國家於民必釀大害。”
這個問題，張居正自己也有所覺察：近來因實行考成之法，執事官員慣於降罰，不分緩急輕重，一概從嚴從重懲罰。
戶科給事中蕭彥不失時機地奏上一本，他從民生出發，認為以催科多寡作為考核官員政績的標準，有損民力，提出“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的建議，獲得批準。
在浮競之風盛行的晚明，考成法的出現令人事變動更加頻繁，地方官因其地位低，各懷五日京兆之心。他們不安其位，視官如傳舍，根本不安心工作。
吏科左給事中張楚城針對這一弊病提奏請施行久任之法：
張楚誠認為，所有官員的提拔，必須有量化的標準，知縣、知州都必須任滿六年才能升任上一級行政管理崗位，布政使、按察使、布政使參政、參議等官員要任滿三年才能從副職提拔為正職。在這樣量化的升職周期內，如果有官員才能不適合所在崗位或不適合所管地區，經撫按官查實後，可以更調崗位及地區。
這種想法和張居正的用人理念不謀而合，張相一向認為如果官員任期太短，必無善政，給他們充足的時間熟悉政務、盡心職守，才有可能在任期內更好地治理地方事務，並發現優秀的人才。“官員不久任，更調太頻，遷轉太驟，真才實能之人，如何才能施展其才？百官有司如何能盡職盡責？”
張居正欣然採納張楚誠之議，果斷擬旨：兩京十三省一體遵行久任之法。間有才不宜官、官不宜地者，量行更易。
從此，地方上的藩、臬、守、令都能最大限度發揮才能。
無原則的久任亦非絕無毛病，官久必疲，尤其是在一個地方任職太長，容易與地方豪強串通舞弊，欺閉朝廷。
禮科給事中李邦佐條陳吏治五事，完善久任法。他指出，地方官的升遷不能隻注重其任期，重點是看其政績，由撫按官薦舉，才力人品不堪者，速行論調。
本朝永樂皇帝登基後，勵精圖治，也一度在武英殿用屏風書寫中外官僚姓名、履歷，作為用人行政的參考。其後，繼立的皇帝大多昏聵無能，這種舉措漸漸廢弛。有心的張居正吸取歷史經驗，認為此舉非常有助於開發聖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