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部尚書王國光統籌安排各個糧食渠道，將糧食出入大權牢牢地掌握在國家手中，有效緩解了糧食緊張問題。他還別出心裁地設立“坐糧廳”，專門督辦軍糧，大大方便了諸軍，又將散隸諸司的全國錢穀歸併，減少了不必要的浪費。
工部尚書朱衡對黃河治理發表見解，指出茶城（疑為今江蘇徐州垞城）以北，當防黃河之決口而入，茶城以南，當防黃河之決口而出，自茶城至邳州、宿遷一線，高築兩堤，宿遷至清河盡塞決口，則河患可紓。
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視薊州、遼東；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王遴巡視陝西四鎮；兵部右侍郎吳百朋巡視宣府、大同、山西（亦稱太原鎮）三鎮，訂立糧餉、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番馬、逆黨八規以考核邊臣。
內閣大學士們抓緊修纂先朝實錄、確定經筵講官人選，為小皇帝編纂了圖文並茂的皇家教材《帝鑒圖說》……
萬事開頭難，無論怎麽說，這個頭，張首輔開得不錯。
張居正並沒有因這點成績而驕傲，他清醒地認識到一些官場老油條隻不過看見新天子新首輔，裝模作樣燒幾把火，到後來還會原形畢露。沒有徹底的人事洗牌，官僚係統遲早還會回到扯皮推諉的工作作風上。
官僚係統人浮於事，正是帝國病入膏肓的癥結所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一劑名為綜核名實的良藥在張首輔腦中漸漸成型。
“一個好漢三個幫”，完成改革大業，需要一批誌同道合者與自己一道披荊斬棘。對追隨者的最低要求，就是要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和辦事效率，嚴峻的現實已不允許張首輔選取人才從零培養，當務之急是從現有朝廷官員中遴選出合適人才，並將他們安排到最合適的崗位上發揮其才。張居正不失時機地打出“考成”牌，批量製造自己需要的改革良吏，並對帝國龐大的官僚機構去蕪存菁。
藥方已有，接下來就是設法獲得皇帝的支持和文官集團的配合，繼而推廣執行。雖然“考成法”是張居正的天才之舉，但張相公為了說服萬曆皇帝，著實下了一番工夫。
在儒家思想的浸潤下，十六世紀的中國傳統政治中的士大夫對改革有著近乎偏執的排斥，而對祖宗成憲懷抱著奇特的迷思。
祖宗在古人腦子中占據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變法懇切地呼籲革新，革新就不可避免地與“祖宗成法”相牴觸，積澱著的歷史成了現在、甚至未來的沉重羈絆。“祖宗成憲”曾無數次指導人們行動，而後來者嚐試與之割離時，那長久的牽絆成為時代的劇痛。
這也許就是古老帝國變法革新時，步履維艱的尷尬。當年王安石變法，遇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官場上下對新法的自覺抵製。王安石毫不畏懼，喊出一句驚天動地的名言：“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
天不作美。
老天爺偏偏大動肝火，降臨天災，反對派一起責罵王安石是罪魁禍首，既然天變足以令人畏懼，他的“祖宗之法不足守”更使得王安石成為官場的眾矢之的。
改革變法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裏顯得尤其艱難，真想打破祖宗成法，還得回歸祖宗成憲，從故紙堆中找到證據，一來讓改革順利進行，二來也為改革者自己尋找理論靠山，以此對付反對者。
最經典的案例要數清末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發動的戊戌變法。
康有為借“孔子改製考”幹了件掛羊頭賣狗肉的事，而這狗肉才是真正有料的東西，時人隻奔著“孔子”去圍觀，卻在不自覺中接受了“君主立憲”的先進思想。
明代的績效製度
萬曆元年冬，張居正奏上著名的《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正式向萬曆帝提出推行考成法。
隻有改革官僚體製，才能解決政治、經濟和軍事等一係列問題。張居正抬出太祖皇帝朱元璋：“臣稽考《會典》，觀昔高皇帝鴻圖遠謨，定考成之法，明確易行，又可督察。今官場弊積重難返，有違《會典》成憲，非恢復祖宗舊製不可。”
考成法“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量成，而參驗綜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這是一套嚴密的官僚考核方法。
通俗說來，考成法規定辦事時效，建立監督網絡。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部門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終註銷”。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檢查，作為考核官員優劣的標準。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考成係統：內閣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撫、巡按，藉以指揮整個官僚係統的運轉。
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是這個係統中最關鍵的環節。六部各設給事中，輔助皇帝處理章奏，稽察駁正六部過失。
六部尚書是二品大員，六科都給事中僅七品小官，但對六部的封駁、糾劾權卻操在六科手中。
以小官箝製大官，以六科監察六部，這是明朝的創製。張居正創造性地擴大六科職能，使事權最後集中於內閣。
外殼不變內部變，機構不變職能變，張居正巧妙高舉“祖宗成法”的大旗，免去保守官僚毫無意義的議論紛爭，把改革阻力減至最小。
工部尚書朱衡對黃河治理發表見解，指出茶城（疑為今江蘇徐州垞城）以北，當防黃河之決口而入，茶城以南，當防黃河之決口而出，自茶城至邳州、宿遷一線，高築兩堤，宿遷至清河盡塞決口，則河患可紓。
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巡視薊州、遼東；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王遴巡視陝西四鎮；兵部右侍郎吳百朋巡視宣府、大同、山西（亦稱太原鎮）三鎮，訂立糧餉、險隘、兵馬、器械、屯田、鹽法、番馬、逆黨八規以考核邊臣。
內閣大學士們抓緊修纂先朝實錄、確定經筵講官人選，為小皇帝編纂了圖文並茂的皇家教材《帝鑒圖說》……
萬事開頭難，無論怎麽說，這個頭，張首輔開得不錯。
張居正並沒有因這點成績而驕傲，他清醒地認識到一些官場老油條隻不過看見新天子新首輔，裝模作樣燒幾把火，到後來還會原形畢露。沒有徹底的人事洗牌，官僚係統遲早還會回到扯皮推諉的工作作風上。
官僚係統人浮於事，正是帝國病入膏肓的癥結所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一劑名為綜核名實的良藥在張首輔腦中漸漸成型。
“一個好漢三個幫”，完成改革大業，需要一批誌同道合者與自己一道披荊斬棘。對追隨者的最低要求，就是要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和辦事效率，嚴峻的現實已不允許張首輔選取人才從零培養，當務之急是從現有朝廷官員中遴選出合適人才，並將他們安排到最合適的崗位上發揮其才。張居正不失時機地打出“考成”牌，批量製造自己需要的改革良吏，並對帝國龐大的官僚機構去蕪存菁。
藥方已有，接下來就是設法獲得皇帝的支持和文官集團的配合，繼而推廣執行。雖然“考成法”是張居正的天才之舉，但張相公為了說服萬曆皇帝，著實下了一番工夫。
在儒家思想的浸潤下，十六世紀的中國傳統政治中的士大夫對改革有著近乎偏執的排斥，而對祖宗成憲懷抱著奇特的迷思。
祖宗在古人腦子中占據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變法懇切地呼籲革新，革新就不可避免地與“祖宗成法”相牴觸，積澱著的歷史成了現在、甚至未來的沉重羈絆。“祖宗成憲”曾無數次指導人們行動，而後來者嚐試與之割離時，那長久的牽絆成為時代的劇痛。
這也許就是古老帝國變法革新時，步履維艱的尷尬。當年王安石變法，遇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官場上下對新法的自覺抵製。王安石毫不畏懼，喊出一句驚天動地的名言：“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
天不作美。
老天爺偏偏大動肝火，降臨天災，反對派一起責罵王安石是罪魁禍首，既然天變足以令人畏懼，他的“祖宗之法不足守”更使得王安石成為官場的眾矢之的。
改革變法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裏顯得尤其艱難，真想打破祖宗成法，還得回歸祖宗成憲，從故紙堆中找到證據，一來讓改革順利進行，二來也為改革者自己尋找理論靠山，以此對付反對者。
最經典的案例要數清末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發動的戊戌變法。
康有為借“孔子改製考”幹了件掛羊頭賣狗肉的事，而這狗肉才是真正有料的東西，時人隻奔著“孔子”去圍觀，卻在不自覺中接受了“君主立憲”的先進思想。
明代的績效製度
萬曆元年冬，張居正奏上著名的《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正式向萬曆帝提出推行考成法。
隻有改革官僚體製，才能解決政治、經濟和軍事等一係列問題。張居正抬出太祖皇帝朱元璋：“臣稽考《會典》，觀昔高皇帝鴻圖遠謨，定考成之法，明確易行，又可督察。今官場弊積重難返，有違《會典》成憲，非恢復祖宗舊製不可。”
考成法“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量成，而參驗綜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這是一套嚴密的官僚考核方法。
通俗說來，考成法規定辦事時效，建立監督網絡。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部門都要“置立文簿，每月終註銷”。每事定出完成期限，逐月逐季逐年檢查，作為考核官員優劣的標準。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考成係統：內閣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都察院稽查巡撫、巡按，藉以指揮整個官僚係統的運轉。
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是這個係統中最關鍵的環節。六部各設給事中，輔助皇帝處理章奏，稽察駁正六部過失。
六部尚書是二品大員，六科都給事中僅七品小官，但對六部的封駁、糾劾權卻操在六科手中。
以小官箝製大官，以六科監察六部，這是明朝的創製。張居正創造性地擴大六科職能，使事權最後集中於內閣。
外殼不變內部變，機構不變職能變，張居正巧妙高舉“祖宗成法”的大旗，免去保守官僚毫無意義的議論紛爭，把改革阻力減至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