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奇異組合使得嘉靖帝片刻離不開寵臣嚴嵩，嚴嵩也片刻離不開兒子嚴世蕃，當時民間盛傳嚴嵩為“大丞相”，嚴世蕃為“小丞相”。
麵對嚴嵩的所作所為，張居正心中想必頗有微詞，但六年的鄉居生活早已讓張居正脫胎換骨，讓他從一個滿腔熱血的政壇毛頭小子蛻變成善於隱藏真實感情的成熟官員，心如古井，波瀾不驚，等待著屬於自己的機會。
事實上，張居正也未能免俗地寫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賀表頌詞。此時的他雖未像同科進士楊繼盛那樣不惜粉身碎骨彈劾權奸，但也決不為一己的榮華富貴而與嚴黨沆瀣一氣，而是與嚴嵩及其黨羽敷衍周旋，不親不疏，過著唐代詩人白居易《中隱》中描寫的“大隱住朝市”式的生活。
短暫的隱忍不代表麻木，身處京師的張居正對是非曲直有著清楚的認識。一次，張居正主持會試，一個張門學子得意洋洋地向眾人炫耀說他深得嚴相公歡心，張居正聽到後怒氣騰騰，拍案而起，當眾責斥他，讓他投奔嚴門，不要玷汙自己的清名。
回朝這麽久，張居正眼睜睜地看著同年進士李春芳晉升翰林學士，而雄心勃勃的自己卻原地踏步走，隻得到一個到河南汝寧冊封崇端王襲封的閑差。不過汝寧距離江陵不遠，張居正正好順便回鄉，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
此時徐階與嚴嵩的爭鬥逐漸白熱化，與徐階相善的友人畏懼嚴嵩的權勢，看到嚴黨人馬唯恐避匿不及，投靠嚴嵩者又百般排斥徐黨，惟獨張居正在兩位權貴之間逶迤相處，應付自如。
他在嚴首輔麵前毫不掩飾自己與徐階友好相知，在徐大人麵前也痛恨嚴嵩禍國殃民，卻並沒受到嚴嵩的打壓，相反嚴嵩還很愛護這位青年才俊。
當官需要被提攜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三月，刑獄係統兩位同仁吳時來、董傳策挺身而出，同日上疏，揭露嚴嵩貪汙禍國的罪行。
嚴嵩老謀深算，自然看得出吳時來、董傳策是徐階推到前台的棋子，心中暗想，這兩個小人物不足為道，徐階才是心頭大患。
嚴嵩又一次戴上麵具在皇帝麵前展現他無懈可擊的演技，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訴：次輔徐階及其門人顛倒是非，欺負自己。可他萬萬沒有想到，今日之自己早已不能與夙昔相比，徐階的地位正日漸提高。
嘉靖帝雖處置了吳時來等人，也對嚴嵩心生罅隙，遇到需要秘詢的重大事務時，常常捨棄嚴首輔，獨找徐次輔商議。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徐階便由少傅晉太子太師。也正是這一年，三十六歲的張居正迎來平生第一次升遷，經徐階推薦，從七品的翰林院編修擢升為六品的右春坊右中允，主管國子監司業事，相當於國立大學副校長。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這個副校長可小瞧不得，雖然官品不高，卻是參與朝廷決策、主導社會輿論的要職。這給張居正提供了進一步施展才能的機會。張居正也牢牢把握住了這次機會，他沒有忘記當年顧璘賞識栽培自己的經歷，一如顧先生贈與自己玉帶一般，張居正對好學上進者也毫不吝嗇，時常贈與他們各類圖書及銀幣，百般提攜有才之士；加之他機敏博學的風格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在眾多國子監監生中樹立了威望。
人脈決定成敗，明代監生中有相當比例能夠入仕擔任各級官員，倘若張居正能經營好自己的“副校長”身份，在監生及士大夫中間，醞釀出一種“誰人不識張江陵”的氣氛來，不啻為一筆官場的長期投資，日後必有豐厚的收益。而這一切，也正是徐階將自己這個最得意門生安排到這個職位的初衷。
正是在國子監的生涯中，張居正進一步接觸了風靡士林的陽明心學，心學培養了他敦本務實的作風與不避毀譽的人生態度，這兩件東西可謂張居正的製勝法寶，自始至終支持著他的政治行為與人格形態。與此同時，喜結天下賢士的張居正結交了一批著名的陽明心學學者，如江西胡直、羅汝芳，貴州孫應鰲和麻城（現屬湖北紅安）耿定向，幾位年輕人的理想各有不同，然而，人生際遇將其緊緊聯在一起，今後的歲月中，他們互相砥礪，互相攜助。
張居正也是在這裏第一次與另一顆未來的政治明星有了最初的交集，此人是張居正一生重要的朋友，也是他當時的頂頭上司——時任國子監祭酒的高拱。
高拱，字肅卿，號中玄，出身於河南新鄭的一個官宦世家，相貌魁偉，自幼穎敏勤奮，胸懷大誌。他曾是裕王（後來的隆慶皇帝朱載垕）的老師，兩人關係密切，繼嚴嵩之後，他成了徐階的主要對手。
高拱長張居正十三歲，已年過半百，是浸淫官場多年的大叔了。
才高氣傲的高拱仗著學問與年齡上的優勢，目空天下士，然而初次見到張副校長，他就被張居正英俊瀟灑的外表和學貫古今的才識深深折服，頓生相見恨晚之感。
二人從政經歷也頗為相似，始而同在翰林院，同在太學國子監，又同入內閣，以學問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許，左提右攜，相處甚好。
高拱教育學生，文章寫作不能止步於手法的運用，而要注重言之有物，明白自己作文的目的是表達觀點，抒發情感，而不是刻意追求華麗和規整；翰林官職責不隻是“備問代言，商榷政務”，還負有“輔德輔政，平章四海”的重任。這與旨趣亦在精研國家典章製度與時事政治的張居正不謀而合。
麵對嚴嵩的所作所為，張居正心中想必頗有微詞，但六年的鄉居生活早已讓張居正脫胎換骨，讓他從一個滿腔熱血的政壇毛頭小子蛻變成善於隱藏真實感情的成熟官員，心如古井，波瀾不驚，等待著屬於自己的機會。
事實上，張居正也未能免俗地寫了一些無關痛癢的賀表頌詞。此時的他雖未像同科進士楊繼盛那樣不惜粉身碎骨彈劾權奸，但也決不為一己的榮華富貴而與嚴黨沆瀣一氣，而是與嚴嵩及其黨羽敷衍周旋，不親不疏，過著唐代詩人白居易《中隱》中描寫的“大隱住朝市”式的生活。
短暫的隱忍不代表麻木，身處京師的張居正對是非曲直有著清楚的認識。一次，張居正主持會試，一個張門學子得意洋洋地向眾人炫耀說他深得嚴相公歡心，張居正聽到後怒氣騰騰，拍案而起，當眾責斥他，讓他投奔嚴門，不要玷汙自己的清名。
回朝這麽久，張居正眼睜睜地看著同年進士李春芳晉升翰林學士，而雄心勃勃的自己卻原地踏步走，隻得到一個到河南汝寧冊封崇端王襲封的閑差。不過汝寧距離江陵不遠，張居正正好順便回鄉，這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
此時徐階與嚴嵩的爭鬥逐漸白熱化，與徐階相善的友人畏懼嚴嵩的權勢，看到嚴黨人馬唯恐避匿不及，投靠嚴嵩者又百般排斥徐黨，惟獨張居正在兩位權貴之間逶迤相處，應付自如。
他在嚴首輔麵前毫不掩飾自己與徐階友好相知，在徐大人麵前也痛恨嚴嵩禍國殃民，卻並沒受到嚴嵩的打壓，相反嚴嵩還很愛護這位青年才俊。
當官需要被提攜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三月，刑獄係統兩位同仁吳時來、董傳策挺身而出，同日上疏，揭露嚴嵩貪汙禍國的罪行。
嚴嵩老謀深算，自然看得出吳時來、董傳策是徐階推到前台的棋子，心中暗想，這兩個小人物不足為道，徐階才是心頭大患。
嚴嵩又一次戴上麵具在皇帝麵前展現他無懈可擊的演技，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哭訴：次輔徐階及其門人顛倒是非，欺負自己。可他萬萬沒有想到，今日之自己早已不能與夙昔相比，徐階的地位正日漸提高。
嘉靖帝雖處置了吳時來等人，也對嚴嵩心生罅隙，遇到需要秘詢的重大事務時，常常捨棄嚴首輔，獨找徐次輔商議。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徐階便由少傅晉太子太師。也正是這一年，三十六歲的張居正迎來平生第一次升遷，經徐階推薦，從七品的翰林院編修擢升為六品的右春坊右中允，主管國子監司業事，相當於國立大學副校長。
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這個副校長可小瞧不得，雖然官品不高，卻是參與朝廷決策、主導社會輿論的要職。這給張居正提供了進一步施展才能的機會。張居正也牢牢把握住了這次機會，他沒有忘記當年顧璘賞識栽培自己的經歷，一如顧先生贈與自己玉帶一般，張居正對好學上進者也毫不吝嗇，時常贈與他們各類圖書及銀幣，百般提攜有才之士；加之他機敏博學的風格也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在眾多國子監監生中樹立了威望。
人脈決定成敗，明代監生中有相當比例能夠入仕擔任各級官員，倘若張居正能經營好自己的“副校長”身份，在監生及士大夫中間，醞釀出一種“誰人不識張江陵”的氣氛來，不啻為一筆官場的長期投資，日後必有豐厚的收益。而這一切，也正是徐階將自己這個最得意門生安排到這個職位的初衷。
正是在國子監的生涯中，張居正進一步接觸了風靡士林的陽明心學，心學培養了他敦本務實的作風與不避毀譽的人生態度，這兩件東西可謂張居正的製勝法寶，自始至終支持著他的政治行為與人格形態。與此同時，喜結天下賢士的張居正結交了一批著名的陽明心學學者，如江西胡直、羅汝芳，貴州孫應鰲和麻城（現屬湖北紅安）耿定向，幾位年輕人的理想各有不同，然而，人生際遇將其緊緊聯在一起，今後的歲月中，他們互相砥礪，互相攜助。
張居正也是在這裏第一次與另一顆未來的政治明星有了最初的交集，此人是張居正一生重要的朋友，也是他當時的頂頭上司——時任國子監祭酒的高拱。
高拱，字肅卿，號中玄，出身於河南新鄭的一個官宦世家，相貌魁偉，自幼穎敏勤奮，胸懷大誌。他曾是裕王（後來的隆慶皇帝朱載垕）的老師，兩人關係密切，繼嚴嵩之後，他成了徐階的主要對手。
高拱長張居正十三歲，已年過半百，是浸淫官場多年的大叔了。
才高氣傲的高拱仗著學問與年齡上的優勢，目空天下士，然而初次見到張副校長，他就被張居正英俊瀟灑的外表和學貫古今的才識深深折服，頓生相見恨晚之感。
二人從政經歷也頗為相似，始而同在翰林院，同在太學國子監，又同入內閣，以學問相切磋，以事功相期許，左提右攜，相處甚好。
高拱教育學生，文章寫作不能止步於手法的運用，而要注重言之有物，明白自己作文的目的是表達觀點，抒發情感，而不是刻意追求華麗和規整；翰林官職責不隻是“備問代言，商榷政務”，還負有“輔德輔政，平章四海”的重任。這與旨趣亦在精研國家典章製度與時事政治的張居正不謀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