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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愛讀的極簡歐洲史 作者：[澳]約翰.赫斯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81節：第八章平民百姓的生活麵貌
(10)
歐洲君主的低調謹慎也是不得已，因為在這個群雄環伺的微妙均衡局麵下，他隻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壓太過，可能轉而投靠敵營。在此情況下，他們重視經濟發展和新興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為，而雖然這些科技主要是用於戰事，但和現代殊無不同的是，這些國防花費可能帶來重大回收。除了謹言慎行，他們也牢記羅馬帝國的教訓和基督徒國王身負的義務，因此比較不會施行暴政、縱情聲色，而這樣的場景在亞洲君主中屢見不鮮，比歐洲常見得多。
這些歐洲君王降伏舊日貴族後，隨即成為一個活躍的新興階級——城市裏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者。當年這些君主勢單力薄，曾經允許各個城鎮自治，而隨著城市的財富日增，這個讓步也變得更加舉足輕重。相較於自擁大軍、躲在城堡裏防禦自己的貴族，中產階級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脅性。然而，無論貴族多難應付，他們畢竟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而在這個社會秩序裏，國王是天經地義的元首；反觀中產階級，他們的生活方式根本無需國王的存在，長遠來看，對於王政的威脅遠比貴族更棘手。
君主從薄弱的基礎起步，權勢逐漸增添——隻有在英國，君王猶在國會的馴服下，這是唯一的例外。這個機構是中世紀留存下來的傳統：國王必須和大臣們商量國事。即使是專製君主最出名的法國，國王的命令也不是無遠弗屆、令出必行；為了維繫國土完整，他必須做出許多讓步和特別交易。法國的三級會議雖不再召開，偏遠省份的迷你三級會議卻依然存在，在否決法王於1780年代推動的稅製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試圖變革失敗，被迫重新召開國家三級會議——改革分子借鏡英國議會政府並得到啟發，非逼得他那樣做不可。
至於中歐，也就是現在的德國和義大利，從來不曾有哪個君主建立起統一的強國，皇帝和教皇長年為權力明爭暗鬥。在這個地區，都市、城邦、侯國封邑林立，儼然多個獨立小國，是歐洲權力分散的一個極端例證。這些迷你小國為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個歐洲也因這兩場運動脫胎換骨。
? 權力分散、遺產多元
歐洲在政治上雖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個完整的文明，中世紀以降就一直被稱為基督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會是不分國界、屹立於所有土地上的組織。教會也曾野心勃勃想控製國政，但國王雖然肩負護衛基督信仰的義務，卻不認為自己應該對教會唯命是從、有求必應。教會與國家之間總是關係緊繃，最突顯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皇和皇帝之間的劍拔弩張，而這又是權力分散的另一例證。
教會是基督教社會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這個宗教的聖典——《聖經》以及古希臘羅馬學術的保護者。在中世紀，一些學者將《聖經》和古學術編織為一，製造出一套頭頭是道的神學思維，但教會也有罩門，它的聖典對教會本身的結構隻字未提——教會其實是個以羅馬統治為範的精密組織；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羅馬學術是異教徒的作品。借著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這樣的扞格就此爆發。
在中國，權力是極其明確地集中在皇帝手裏，以儒家為尊的精英文化對君權統治也支持有加。無論是個人修為或待人處世，中國人莫不以儒家思想為圭臬，它已深深紮根於整個社會和國家。統治者不管有沒有合法性都得熟讀四書五經，而你得通過儒家經典考試才能當上國家官員。
反觀歐洲，權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個大拚盤，與君權統治之間的係帶並不牢固。中國人非常聰明，可是他們的聰明從來不會脫軌失控，縱有奇思異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紛擾。歐洲社會的開放則是源遠流長。近代歐洲在經濟上爆發力十足，智識生活百家爭鳴，皆是基於一個事實：不管是好是壞，從來沒有一個單一強權掌控過它、形塑過它。它多元的歷史遺產因此能被充分發掘、延伸；希臘的數學觀念在科學革命時期得到實現，從而建立起科技創新的一個新基礎。
經濟歷史學家拋出一個問題，問歐洲何以在工業化方麵跑第一，就仿佛其他社會跟歐洲是在同一個軌道上並行，結果率先觸線的是歐洲。帕特裏夏·克龍，本書諸多靈感即是得自於她，卻是這樣問：“歐洲究竟是跑了第一？還是怪物一個？”在她看來，歐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個“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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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君主的低調謹慎也是不得已，因為在這個群雄環伺的微妙均衡局麵下，他隻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壓太過，可能轉而投靠敵營。在此情況下，他們重視經濟發展和新興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為，而雖然這些科技主要是用於戰事，但和現代殊無不同的是，這些國防花費可能帶來重大回收。除了謹言慎行，他們也牢記羅馬帝國的教訓和基督徒國王身負的義務，因此比較不會施行暴政、縱情聲色，而這樣的場景在亞洲君主中屢見不鮮，比歐洲常見得多。
這些歐洲君王降伏舊日貴族後，隨即成為一個活躍的新興階級——城市裏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者。當年這些君主勢單力薄，曾經允許各個城鎮自治，而隨著城市的財富日增，這個讓步也變得更加舉足輕重。相較於自擁大軍、躲在城堡裏防禦自己的貴族，中產階級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脅性。然而，無論貴族多難應付，他們畢竟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而在這個社會秩序裏，國王是天經地義的元首；反觀中產階級，他們的生活方式根本無需國王的存在，長遠來看，對於王政的威脅遠比貴族更棘手。
君主從薄弱的基礎起步，權勢逐漸增添——隻有在英國，君王猶在國會的馴服下，這是唯一的例外。這個機構是中世紀留存下來的傳統：國王必須和大臣們商量國事。即使是專製君主最出名的法國，國王的命令也不是無遠弗屆、令出必行；為了維繫國土完整，他必須做出許多讓步和特別交易。法國的三級會議雖不再召開，偏遠省份的迷你三級會議卻依然存在，在否決法王於1780年代推動的稅製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試圖變革失敗，被迫重新召開國家三級會議——改革分子借鏡英國議會政府並得到啟發，非逼得他那樣做不可。
至於中歐，也就是現在的德國和義大利，從來不曾有哪個君主建立起統一的強國，皇帝和教皇長年為權力明爭暗鬥。在這個地區，都市、城邦、侯國封邑林立，儼然多個獨立小國，是歐洲權力分散的一個極端例證。這些迷你小國為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個歐洲也因這兩場運動脫胎換骨。
? 權力分散、遺產多元
歐洲在政治上雖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個完整的文明，中世紀以降就一直被稱為基督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會是不分國界、屹立於所有土地上的組織。教會也曾野心勃勃想控製國政，但國王雖然肩負護衛基督信仰的義務，卻不認為自己應該對教會唯命是從、有求必應。教會與國家之間總是關係緊繃，最突顯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皇和皇帝之間的劍拔弩張，而這又是權力分散的另一例證。
教會是基督教社會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這個宗教的聖典——《聖經》以及古希臘羅馬學術的保護者。在中世紀，一些學者將《聖經》和古學術編織為一，製造出一套頭頭是道的神學思維，但教會也有罩門，它的聖典對教會本身的結構隻字未提——教會其實是個以羅馬統治為範的精密組織；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羅馬學術是異教徒的作品。借著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這樣的扞格就此爆發。
在中國，權力是極其明確地集中在皇帝手裏，以儒家為尊的精英文化對君權統治也支持有加。無論是個人修為或待人處世，中國人莫不以儒家思想為圭臬，它已深深紮根於整個社會和國家。統治者不管有沒有合法性都得熟讀四書五經，而你得通過儒家經典考試才能當上國家官員。
反觀歐洲，權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個大拚盤，與君權統治之間的係帶並不牢固。中國人非常聰明，可是他們的聰明從來不會脫軌失控，縱有奇思異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紛擾。歐洲社會的開放則是源遠流長。近代歐洲在經濟上爆發力十足，智識生活百家爭鳴，皆是基於一個事實：不管是好是壞，從來沒有一個單一強權掌控過它、形塑過它。它多元的歷史遺產因此能被充分發掘、延伸；希臘的數學觀念在科學革命時期得到實現，從而建立起科技創新的一個新基礎。
經濟歷史學家拋出一個問題，問歐洲何以在工業化方麵跑第一，就仿佛其他社會跟歐洲是在同一個軌道上並行，結果率先觸線的是歐洲。帕特裏夏·克龍，本書諸多靈感即是得自於她，卻是這樣問：“歐洲究竟是跑了第一？還是怪物一個？”在她看來，歐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個“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