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無論政體是什麽，當一個大國政府在和平問題上使用“絕不”或“永遠”一類的詞時，是不會怎麽被其他國家太當真的。沒有任何一種政體能夠確保一個國家一定能夠做到和平崛起，也沒有一個大國能夠長期遠離或大或小的戰爭。某種政體的大國更樂於戰爭，和某種政體的大國更傾向於和平的公式，在歷史的經驗中並不存在。
有些情形下，由於更加傾向順應民意，共和政體下的大國，會更加傾向於訴諸武力。比如，西奧多·羅斯福總統1904年派軍艦去地中海營救被摩洛哥匪徒綁架的帕底凱裏斯。與之相反，專製或極權政體下的大國，由於向來蔑視民意，輕賤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有時反而可能更傾向於避免戰爭。因此，1904年這件事要是發生在一個專製國家，哪怕被匪徒綁架10個公民，政府可能也不會出兵救援。
不管怎麽說，無論何種政體的國家，都難免會碰到諸如海外貿易、領土糾紛、僑民權益之類的問題，因此在客觀上沒有一個大國能夠免於在對外關係中使用武力的誘惑或壓力。
六、在共和政體下，因為分權製衡機製的存在，政府首腦任期的限製等因素，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都隻能在憲法和法律授權的前提下運用國力，而不能撇開憲法和法律濫用國力，按照自己的意誌一條道走到黑，煊赫的國力，不是任何個人、黨派或機構追逐榮耀的工具，孤注一擲的賭本。
馬歇爾將軍在二戰期間曾說過，“一個民主國家不能打七年戰爭”。這話耐人尋味，在一個共和國，人民隻會為任何戰爭付出可接受的風險和代價。畢竟，無論人們怎麽定義所參與的戰爭，正義還是不正義，侵略還是反侵略，作為國家間最為極端的一種衝突形式，總是意味著要在生命、財產等方麵，付出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慘或輕的代價。
在國會的辯論中，在媒體的爭鳴裏，在民眾的請願示威上，在選戰時，戰爭正義與否、合法與否、是否必要、是否值得，等等，不同的聲音都會反映出來。戰爭的利弊，各方都會在公共辯論中竭盡所能地展示給公眾，然後由每個人自己去判斷。這裏無所謂愛國不愛國，隻有合法與不合法，在議會或選舉中投贊成票或反對票，“愛國”是個多餘的詞。無論是內閣製還是總統製，議員的選舉、總統的選舉，一個政黨是在野或執政，都取決於選票和選票背後的民意。誰也無權讓後繼者堅持他開闢的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這樣的國家可能也經常動武，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某個黨派、某個領袖人物的意誌，不惜代價地窮兵黷武。日本帝國的荒木貞夫有句名言：“如果我們有三百萬枝竹矛，就能征服俄國。”對這種胡言亂語，正如一位批評者所言，如果這種話是向英國或法國國會提出來，“說這種話的人第二天就會被送進瘋人院”。
共和政體國家使用國力的限度，越南戰爭就是一個例子。自1965年3月6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的3500名士兵在南越的峴港登陸，到越南戰爭結束，美國陣亡47000人，1萬人死於戰區中的事故和疾病，154萬人負傷，為這場戰爭至少花費了1500億美元。代價如此高昂，美國還是結束了軍事行動，沒有哪個政要能一意孤行繼續戰爭。越戰期間，國會參議員富布賴特就說，“作為一個開端，我們幹脆不必再講‘失敗和恥辱’那種浮誇的廢話了。對錯誤的清算既不是一種失敗，也不是一種恥辱；它是一種適應現實的合理而老實的辦法，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是可以引以為自豪的。當詹森總統時常聲言他不想當第一個打敗仗的美國總統時，當尼克森總統警告人們‘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敗仗’會導致人們對‘美國領導權的信心的垮台’時，他們這樣講不是為了民族的利益，而是為了民族的自私和他們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
（三）政體與安全國家
一、無論基於何種角度和考量，國家安全都是一個國家的基本需求。國家安全又與國力密切相關。而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強大，並不囿於採用共和政體還是專製政體。正因為如此，這種經驗也支撐著這樣的觀念：國家強大是壓倒性的目標，隻要國家能夠強大，採用何種政體無關緊要。
日本明治維新所追求的一個目標，就是國家強大。曾留學過英國的文部大臣森有禮聲言，“日本若是處於三等國的地位，就要進到二等，若是二等國，就要進到一等，終究要成為‘世界之冠’”。思想家福澤諭吉則期待，“在遙遠的東洋創建一個新的文明國家，形成東有日本，西有英國，彼此相對互不落後的局麵……”甚至夢想，“我們是日本人，總有一天，我們日本會強大起來，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國那樣把中國和印度握在掌心，還要打退英國，自己來統治全亞洲”。
可是什麽樣的政體才有助於實現這個日本帝國夢呢？對於未來的日本製度如何安排，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即使像福澤諭吉這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在他的心目中，“我輩畢生之目的唯在擴張國權一點。至於內政權落於誰手之事，與國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論也。其政治體製和名義即令類似專製，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擴張國權，便可滿足”。
最後是伊藤博文、森有禮這些反對共和政體的人占據上風。1882年8月，在歐洲考察的伊藤博文寫信給岩倉具視，批評“國人隻讀英美法過激論者的著作，誤信它們為金科玉律”。9月，又致信大藏卿鬆方正義，說“所謂議會政府，並不適合我日本的國情，這是不言而喻的事。”英美的共和政體不入伊藤博文的法眼，唯獨普魯士德國的製度讓取經的伊藤博文心馳神往：“今天，普國之所以能富國強兵，維持和增進國民的幸福與安寧，決不是自由民權的種子所結之果。”隨後，伊藤博文主持起草的明治憲法，自然是有立憲，無共和。
有些情形下，由於更加傾向順應民意，共和政體下的大國，會更加傾向於訴諸武力。比如，西奧多·羅斯福總統1904年派軍艦去地中海營救被摩洛哥匪徒綁架的帕底凱裏斯。與之相反，專製或極權政體下的大國，由於向來蔑視民意，輕賤國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有時反而可能更傾向於避免戰爭。因此，1904年這件事要是發生在一個專製國家，哪怕被匪徒綁架10個公民，政府可能也不會出兵救援。
不管怎麽說，無論何種政體的國家，都難免會碰到諸如海外貿易、領土糾紛、僑民權益之類的問題，因此在客觀上沒有一個大國能夠免於在對外關係中使用武力的誘惑或壓力。
六、在共和政體下，因為分權製衡機製的存在，政府首腦任期的限製等因素，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都隻能在憲法和法律授權的前提下運用國力，而不能撇開憲法和法律濫用國力，按照自己的意誌一條道走到黑，煊赫的國力，不是任何個人、黨派或機構追逐榮耀的工具，孤注一擲的賭本。
馬歇爾將軍在二戰期間曾說過，“一個民主國家不能打七年戰爭”。這話耐人尋味，在一個共和國，人民隻會為任何戰爭付出可接受的風險和代價。畢竟，無論人們怎麽定義所參與的戰爭，正義還是不正義，侵略還是反侵略，作為國家間最為極端的一種衝突形式，總是意味著要在生命、財產等方麵，付出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慘或輕的代價。
在國會的辯論中，在媒體的爭鳴裏，在民眾的請願示威上，在選戰時，戰爭正義與否、合法與否、是否必要、是否值得，等等，不同的聲音都會反映出來。戰爭的利弊，各方都會在公共辯論中竭盡所能地展示給公眾，然後由每個人自己去判斷。這裏無所謂愛國不愛國，隻有合法與不合法，在議會或選舉中投贊成票或反對票，“愛國”是個多餘的詞。無論是內閣製還是總統製，議員的選舉、總統的選舉，一個政黨是在野或執政，都取決於選票和選票背後的民意。誰也無權讓後繼者堅持他開闢的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這樣的國家可能也經常動武，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某個黨派、某個領袖人物的意誌，不惜代價地窮兵黷武。日本帝國的荒木貞夫有句名言：“如果我們有三百萬枝竹矛，就能征服俄國。”對這種胡言亂語，正如一位批評者所言，如果這種話是向英國或法國國會提出來，“說這種話的人第二天就會被送進瘋人院”。
共和政體國家使用國力的限度，越南戰爭就是一個例子。自1965年3月6日美國海軍陸戰隊的3500名士兵在南越的峴港登陸，到越南戰爭結束，美國陣亡47000人，1萬人死於戰區中的事故和疾病，154萬人負傷，為這場戰爭至少花費了1500億美元。代價如此高昂，美國還是結束了軍事行動，沒有哪個政要能一意孤行繼續戰爭。越戰期間，國會參議員富布賴特就說，“作為一個開端，我們幹脆不必再講‘失敗和恥辱’那種浮誇的廢話了。對錯誤的清算既不是一種失敗，也不是一種恥辱；它是一種適應現實的合理而老實的辦法，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是可以引以為自豪的。當詹森總統時常聲言他不想當第一個打敗仗的美國總統時，當尼克森總統警告人們‘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敗仗’會導致人們對‘美國領導權的信心的垮台’時，他們這樣講不是為了民族的利益，而是為了民族的自私和他們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
（三）政體與安全國家
一、無論基於何種角度和考量，國家安全都是一個國家的基本需求。國家安全又與國力密切相關。而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強大，並不囿於採用共和政體還是專製政體。正因為如此，這種經驗也支撐著這樣的觀念：國家強大是壓倒性的目標，隻要國家能夠強大，採用何種政體無關緊要。
日本明治維新所追求的一個目標，就是國家強大。曾留學過英國的文部大臣森有禮聲言，“日本若是處於三等國的地位，就要進到二等，若是二等國，就要進到一等，終究要成為‘世界之冠’”。思想家福澤諭吉則期待，“在遙遠的東洋創建一個新的文明國家，形成東有日本，西有英國，彼此相對互不落後的局麵……”甚至夢想，“我們是日本人，總有一天，我們日本會強大起來，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國那樣把中國和印度握在掌心，還要打退英國，自己來統治全亞洲”。
可是什麽樣的政體才有助於實現這個日本帝國夢呢？對於未來的日本製度如何安排，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即使像福澤諭吉這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在他的心目中，“我輩畢生之目的唯在擴張國權一點。至於內政權落於誰手之事，與國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論也。其政治體製和名義即令類似專製，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擴張國權，便可滿足”。
最後是伊藤博文、森有禮這些反對共和政體的人占據上風。1882年8月，在歐洲考察的伊藤博文寫信給岩倉具視，批評“國人隻讀英美法過激論者的著作，誤信它們為金科玉律”。9月，又致信大藏卿鬆方正義，說“所謂議會政府，並不適合我日本的國情，這是不言而喻的事。”英美的共和政體不入伊藤博文的法眼，唯獨普魯士德國的製度讓取經的伊藤博文心馳神往：“今天，普國之所以能富國強兵，維持和增進國民的幸福與安寧，決不是自由民權的種子所結之果。”隨後，伊藤博文主持起草的明治憲法，自然是有立憲，無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