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許多德國人，就像是著魔一樣，變成了擅長胡攪蠻纏、強詞奪理的詭辯家。對這種怪異現象，美國歷史學家克雷格還是個大學生的時候，就曾在美麗的慕尼黑領教過。1935年的慕尼黑街頭，極端的反猶標語，隨處可見。在飯店或小酒館裏，克雷格偶爾跟人攀談，對方在言談之中，也可能會暗示自己並不贊同反猶政策。可就是這樣的人，也會做出諸如希特勒畢竟解決了失業問題、希特勒的對外政策恢復了德國的自尊、過火的反猶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屬所為，而希特勒並不知道之類的辯白。如果克雷格這個初來乍到的美國毛頭小夥子要加以反駁的話，話題可能就會轉到美國也有私刑，或者美國也沒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
這個出過康德、黑格爾和歌德的國度，似乎整個民族都不會講道理了。極權統治下的宣傳，能夠有效地破壞甚至摧毀人們正常的思維能力。
“宣傳隻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
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隻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這也就是說，隻要有利於征服群眾，宣傳可以不擇手段。那麽，一個生活在第三帝國的德國人，會被這個宣傳部長“征服”成啥樣呢？
美國記者夏伊勒的日記裏，就記錄了一個發生在1940年的生動案例。
8月28日晚，英國轟炸機空襲柏林，在格利茨車站的居民區炸死10人，炸傷28人。這是空襲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國人。戰火殃及平民，自然是件不幸的事情。戈培爾藉此大做文章。第二天，他命令報紙聲討英國戰機“攻擊手無寸鐵的柏林婦孺的‘野蠻暴行’”。於是，8月29日德國報紙的頭條標題驚人地一致：“英國的怯懦攻擊”。
媒體秉承戈培爾的旨意向德國人灌輸，“英國海盜”根據“邱吉爾本人的命令”，專挑德國的非軍事性目標攻擊，而德國戰機隻攻擊英國的軍事目標。當然，柏林人既不知道希特勒8月1日秘密下達的對英國實施空中打擊的指令，也不知道德國空軍在倫敦的“屠殺式轟炸”。
戈培爾的宣傳立竿見影。
8月31日，護士就問得了流感的夏伊勒：“為什麽他們要這樣做？”夏伊勒告訴她：“因為你們轟炸了倫敦。”可這位護士小姐卻反駁說：“是的，但是我們攻擊的是軍事目標，而英國人卻轟炸我們的房子。”
戈培爾宣傳的效果怎麽樣，用夏伊勒的話來說，這位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婦女就是一個“活gg”。
不過，這位護士之所以會這樣看問題，不能隻歸為戈培爾的宣傳之功。在戈培爾上任宣傳部長伊始，他就聲稱，宣傳者的背後應該豎著一把劍。這是一位極權主義者的深刻洞見。當年，一位《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說過這樣一句俏皮話：“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歡迎，戈培爾就會失業；如果戈培爾完全成功，希姆萊就會失業。”
希姆萊是何許人？第三帝國的秘密警察頭子。雖然戈培爾這些人深諳人性的弱點，懂得“宣傳必須簡單和反覆”這個手法的功效，明白謊言被人信奉，隻需“即使是一個簡單的謊話，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刻都是傻子。因此，宣傳的成功有賴於暴力的配合。
在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時候，還有集中營、死刑和流放等專政工具發揮作用。對於德國人民，得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僅文攻心，還武攻身。軟刀子和鋼刀子，相輔相成。誰敢公開不跟納粹黨一條心，就沒有好果子吃。可以監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關押，可以驅逐，可以不讓回國，可以判處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謀殺……大名鼎鼎的卡爾·施密特教授曾振振有詞地為第三帝國的司法恐怖辯護：“在判決政治犯罪時，規範和程序的運用隻能意味著束縛元首的手腳，有利於反抗者。”
納粹當局在運用專政機器消除雜音、剪除異己時，一點也不含糊、手軟。托馬斯·曼是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他不是納粹的支持者或同路人——1930年在柏林就作過題為《告德國人》的演講，劍鋒直指法西斯主義。1936年12月，納粹當局不僅沒收了他的財產，而且還剝奪了他的國籍，波恩大學甚至取消了他1919年獲得的名譽博士頭銜。雷馬克也是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德國作家，納粹上台後，他的書被清除出了書店和圖書館，人也上了政府的黑名單。不過，當局還是希望流亡國外的雷馬克能夠歸順，為納粹效力。戈培爾曾通過特工勸他回國，要他把《西線無戰事》的責任推給出版商，但雷馬克拒絕了。不肯低頭就是敵人。對待敵人，納粹可不在乎他們國際影響的大小。1937年，納粹德國褫奪了雷馬克的德國公民權。
殺雞可以儆猴。一個普普通通的德國平民，不會自認為麵對納粹的專政機器，他比托馬斯·曼或雷馬克更有力量。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人沒有受過納粹專政手段的直接迫害，但隻要生活在德國，就會心裏明白馬王爺幾隻眼。畢竟專政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是懸在所有德國人的頭上。
不過，這並不是說納粹統治就把德國弄成了真空一樣。就像1972年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伯爾所說：“在像納粹這樣的專製製度下並非一切都運轉得完美無缺。說不定哪裏有本書，於是便可前往借來，將其搞來，就像將一件珍玩帶走，閱讀，歸還。”他在青年時代還可以讀到法國作家莫裏亞克等人的優秀作品。但是，這隻是表明極權統治也有縫隙。僅此而已。事實上，到了四十年代初，上中學的孩子們，就會大部分人不知曉托馬斯·曼或雷馬克的作品了。
這個出過康德、黑格爾和歌德的國度，似乎整個民族都不會講道理了。極權統治下的宣傳，能夠有效地破壞甚至摧毀人們正常的思維能力。
“宣傳隻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
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隻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這也就是說，隻要有利於征服群眾，宣傳可以不擇手段。那麽，一個生活在第三帝國的德國人，會被這個宣傳部長“征服”成啥樣呢？
美國記者夏伊勒的日記裏，就記錄了一個發生在1940年的生動案例。
8月28日晚，英國轟炸機空襲柏林，在格利茨車站的居民區炸死10人，炸傷28人。這是空襲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國人。戰火殃及平民，自然是件不幸的事情。戈培爾藉此大做文章。第二天，他命令報紙聲討英國戰機“攻擊手無寸鐵的柏林婦孺的‘野蠻暴行’”。於是，8月29日德國報紙的頭條標題驚人地一致：“英國的怯懦攻擊”。
媒體秉承戈培爾的旨意向德國人灌輸，“英國海盜”根據“邱吉爾本人的命令”，專挑德國的非軍事性目標攻擊，而德國戰機隻攻擊英國的軍事目標。當然，柏林人既不知道希特勒8月1日秘密下達的對英國實施空中打擊的指令，也不知道德國空軍在倫敦的“屠殺式轟炸”。
戈培爾的宣傳立竿見影。
8月31日，護士就問得了流感的夏伊勒：“為什麽他們要這樣做？”夏伊勒告訴她：“因為你們轟炸了倫敦。”可這位護士小姐卻反駁說：“是的，但是我們攻擊的是軍事目標，而英國人卻轟炸我們的房子。”
戈培爾宣傳的效果怎麽樣，用夏伊勒的話來說，這位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婦女就是一個“活gg”。
不過，這位護士之所以會這樣看問題，不能隻歸為戈培爾的宣傳之功。在戈培爾上任宣傳部長伊始，他就聲稱，宣傳者的背後應該豎著一把劍。這是一位極權主義者的深刻洞見。當年，一位《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說過這樣一句俏皮話：“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歡迎，戈培爾就會失業；如果戈培爾完全成功，希姆萊就會失業。”
希姆萊是何許人？第三帝國的秘密警察頭子。雖然戈培爾這些人深諳人性的弱點，懂得“宣傳必須簡單和反覆”這個手法的功效，明白謊言被人信奉，隻需“即使是一個簡單的謊話，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時刻都是傻子。因此，宣傳的成功有賴於暴力的配合。
在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時候，還有集中營、死刑和流放等專政工具發揮作用。對於德國人民，得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不僅文攻心，還武攻身。軟刀子和鋼刀子，相輔相成。誰敢公開不跟納粹黨一條心，就沒有好果子吃。可以監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關押，可以驅逐，可以不讓回國，可以判處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謀殺……大名鼎鼎的卡爾·施密特教授曾振振有詞地為第三帝國的司法恐怖辯護：“在判決政治犯罪時，規範和程序的運用隻能意味著束縛元首的手腳，有利於反抗者。”
納粹當局在運用專政機器消除雜音、剪除異己時，一點也不含糊、手軟。托馬斯·曼是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他不是納粹的支持者或同路人——1930年在柏林就作過題為《告德國人》的演講，劍鋒直指法西斯主義。1936年12月，納粹當局不僅沒收了他的財產，而且還剝奪了他的國籍，波恩大學甚至取消了他1919年獲得的名譽博士頭銜。雷馬克也是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德國作家，納粹上台後，他的書被清除出了書店和圖書館，人也上了政府的黑名單。不過，當局還是希望流亡國外的雷馬克能夠歸順，為納粹效力。戈培爾曾通過特工勸他回國，要他把《西線無戰事》的責任推給出版商，但雷馬克拒絕了。不肯低頭就是敵人。對待敵人，納粹可不在乎他們國際影響的大小。1937年，納粹德國褫奪了雷馬克的德國公民權。
殺雞可以儆猴。一個普普通通的德國平民，不會自認為麵對納粹的專政機器，他比托馬斯·曼或雷馬克更有力量。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人沒有受過納粹專政手段的直接迫害，但隻要生活在德國，就會心裏明白馬王爺幾隻眼。畢竟專政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是懸在所有德國人的頭上。
不過，這並不是說納粹統治就把德國弄成了真空一樣。就像1972年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伯爾所說：“在像納粹這樣的專製製度下並非一切都運轉得完美無缺。說不定哪裏有本書，於是便可前往借來，將其搞來，就像將一件珍玩帶走，閱讀，歸還。”他在青年時代還可以讀到法國作家莫裏亞克等人的優秀作品。但是，這隻是表明極權統治也有縫隙。僅此而已。事實上，到了四十年代初，上中學的孩子們，就會大部分人不知曉托馬斯·曼或雷馬克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