矇騙、說謊，是戈培爾的工作。英國駐柏林大使內維爾·安德森爵士曾這樣評價戈培爾：“對他來說，沒有什麽膽汁是太苦的，沒有什麽謊言是太過於明目張膽的。”這話說得沒錯。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國猶太人的噩夢，可是過後，戈培爾卻信誓旦旦地聲稱：“關於所謂洗劫和搗毀猶太人財產的一切說法，都是令人厭惡的謊言，我們沒有動過猶太人的一根汗毛。”
也許有人會說，世上哪有什麽誠實的政客？天下政客一般黑。難道邱吉爾說的就句句是實話麽？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有沒有不說謊的政客，而在於對任何政客的話公民是否可以自由公開地反駁。在英美，羅斯福、邱吉爾的一句話無論好壞，都可能招來一萬句反駁，而在第三帝國則是不容異見，哪怕希特勒和戈培爾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一般也沒有哪家德國報紙電台敢鬥膽唱反調戳穿它。
正因為這樣，明知第三帝國已到窮途末路，戈培爾依舊把人民當猴耍，繼續堅守他的宣傳王國。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記裏，他這樣寫道：“晚上放映每周新聞。電影裏的西線情景真令人吃驚。我們根本不能讓公眾知道。”這自然是從納粹統治不可動搖的大局出發，能統治一天是一天。此時的德國，許多人在準備將卐字旗換成白旗。可這些信息並沒有妨礙戈培爾昂揚的宣傳勁頭。他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記裏還在說“打算大大強化我們整個宣傳通訊政策。在目前的戰爭階段，調子最高的語言即是最好的語言”。
謊言重複一千遍，其實並不會成為真理。但宣傳部長戈培爾懂得，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甚至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而別人又不能戳穿的話，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中國不也有“三人成虎”這樣的古話？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
至於第三帝國宣傳部的忽悠，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隻有天知道。因為在納粹黨和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納粹黨和政府來保全自己。假裝被黨國騙得心悅誠服，是一種被廣泛運用的生存技巧。在極權國家，裝孫子，是一種最基本的國民素質。就這樣，極權政治破壞了一個社會的正常交流，不過害人也害己。
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發表激情洋溢的演講，聽眾報之以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當戈培爾問他們：“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得到的是狂吼出來的回應：“願意！”在這種場合，對戈培爾來說，這自然是他願意聽到的標準答案，而不是被噓聲和臭雞蛋轟下台去。對聽眾來說，如果不想進集中營，也不會說“不願意”自找晦氣。領導這麽問，群眾那麽答，在第三帝國已是習以為常的現象。可是戈培爾過後卻在背地裏罵這些聽眾是一群白癡：“假如我對這幫傢夥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這可真是一語道破了第三帝國的天機。
形式主義的“萬眾一心”“異口同聲”，是極權統治不可缺少的象徵。其實，在戈培爾視聽眾為白癡的時候，對他那裝腔作勢的演說，何嚐就不可能也有聽眾會心裏譏笑他：真是個白癡！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
在極權國家，有時候你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騙，是極權統治得以維繫的紐帶，也是群眾對極權統治表示馴順的白旗。
當然，並不是說就一定沒人會“真誠”地相信戈培爾的宣傳。畢竟，宣傳陷阱無處不在。在納粹德國這樣的極權國家，不存在對官方的宣傳灌輸百毒不侵之人。更何況，納粹當局控製輿論的某些冠冕堂皇的說辭，也還是挺能迷惑人的。比如，在有些事情上為什麽要隱瞞和掩蓋真相呢？因為如實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攻擊德國的口實。所以得以國家利益為重，家醜不可外揚，也不準外揚。如果碰到外國人，即便滿肚子的委屈和怨氣，也要堆起笑臉講第三帝國的幸福生活。
人們樂於接受這種論調的原因，既有“愛國感情”的因素起作用，恐怕也有希望自己什麽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為這樣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帶來的心理壓力。
對於納粹當局來說，人們一旦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家醜不可外揚之類的說辭，就達到了它所需要的控製輿論的目的。因為家醜不準外揚的另一麵，一定是家醜也不準內揚，通過實行嚴厲的新聞出版管製，盡可能把更多國民蒙在鼓裏。要不然，《柏林日報》可以自由報導和評論的話，外國人不也照樣可以獲知，從而家醜不也就外揚了麽？
至於境外那些希特勒鞭長莫及的批評德國的聲音，納粹的行話稱之為“惡意宣傳”。這一招還挺管用。於是，就連有些並不是納粹分子的德國人，也起勁地捍衛納粹的言行，反對別人的批評。因為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批評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結果，不知不覺之中，自以為真誠的“愛國”就轉化成了維護納粹政權。
也許有人會說，世上哪有什麽誠實的政客？天下政客一般黑。難道邱吉爾說的就句句是實話麽？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有沒有不說謊的政客，而在於對任何政客的話公民是否可以自由公開地反駁。在英美，羅斯福、邱吉爾的一句話無論好壞，都可能招來一萬句反駁，而在第三帝國則是不容異見，哪怕希特勒和戈培爾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一般也沒有哪家德國報紙電台敢鬥膽唱反調戳穿它。
正因為這樣，明知第三帝國已到窮途末路，戈培爾依舊把人民當猴耍，繼續堅守他的宣傳王國。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記裏，他這樣寫道：“晚上放映每周新聞。電影裏的西線情景真令人吃驚。我們根本不能讓公眾知道。”這自然是從納粹統治不可動搖的大局出發，能統治一天是一天。此時的德國，許多人在準備將卐字旗換成白旗。可這些信息並沒有妨礙戈培爾昂揚的宣傳勁頭。他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記裏還在說“打算大大強化我們整個宣傳通訊政策。在目前的戰爭階段，調子最高的語言即是最好的語言”。
謊言重複一千遍，其實並不會成為真理。但宣傳部長戈培爾懂得，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甚至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而別人又不能戳穿的話，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中國不也有“三人成虎”這樣的古話？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
至於第三帝國宣傳部的忽悠，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隻有天知道。因為在納粹黨和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納粹黨和政府來保全自己。假裝被黨國騙得心悅誠服，是一種被廣泛運用的生存技巧。在極權國家，裝孫子，是一種最基本的國民素質。就這樣，極權政治破壞了一個社會的正常交流，不過害人也害己。
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發表激情洋溢的演講，聽眾報之以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當戈培爾問他們：“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得到的是狂吼出來的回應：“願意！”在這種場合，對戈培爾來說，這自然是他願意聽到的標準答案，而不是被噓聲和臭雞蛋轟下台去。對聽眾來說，如果不想進集中營，也不會說“不願意”自找晦氣。領導這麽問，群眾那麽答，在第三帝國已是習以為常的現象。可是戈培爾過後卻在背地裏罵這些聽眾是一群白癡：“假如我對這幫傢夥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這可真是一語道破了第三帝國的天機。
形式主義的“萬眾一心”“異口同聲”，是極權統治不可缺少的象徵。其實，在戈培爾視聽眾為白癡的時候，對他那裝腔作勢的演說，何嚐就不可能也有聽眾會心裏譏笑他：真是個白癡！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
在極權國家，有時候你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騙，是極權統治得以維繫的紐帶，也是群眾對極權統治表示馴順的白旗。
當然，並不是說就一定沒人會“真誠”地相信戈培爾的宣傳。畢竟，宣傳陷阱無處不在。在納粹德國這樣的極權國家，不存在對官方的宣傳灌輸百毒不侵之人。更何況，納粹當局控製輿論的某些冠冕堂皇的說辭，也還是挺能迷惑人的。比如，在有些事情上為什麽要隱瞞和掩蓋真相呢？因為如實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攻擊德國的口實。所以得以國家利益為重，家醜不可外揚，也不準外揚。如果碰到外國人，即便滿肚子的委屈和怨氣，也要堆起笑臉講第三帝國的幸福生活。
人們樂於接受這種論調的原因，既有“愛國感情”的因素起作用，恐怕也有希望自己什麽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為這樣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帶來的心理壓力。
對於納粹當局來說，人們一旦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家醜不可外揚之類的說辭，就達到了它所需要的控製輿論的目的。因為家醜不準外揚的另一麵，一定是家醜也不準內揚，通過實行嚴厲的新聞出版管製，盡可能把更多國民蒙在鼓裏。要不然，《柏林日報》可以自由報導和評論的話，外國人不也照樣可以獲知，從而家醜不也就外揚了麽？
至於境外那些希特勒鞭長莫及的批評德國的聲音，納粹的行話稱之為“惡意宣傳”。這一招還挺管用。於是，就連有些並不是納粹分子的德國人，也起勁地捍衛納粹的言行，反對別人的批評。因為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批評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結果，不知不覺之中，自以為真誠的“愛國”就轉化成了維護納粹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