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如螻蟻。殺了，也就殺了。不滿的人們，也隻是圖點嘴上的快慰，用種種傳說跟官家較勁。據說，佐倉宗五郎死後，冤魂不散，堀田正信的老婆臨產時死於非命。農民說，這是老天爺在為佐倉宗五郎報仇。後來，佐倉宗五郎不再隻是龍門陣裏口口相傳的角色，還成了日本文藝作品中的傳奇人物。1845年，日本歌舞伎劇作家石川一夢，根據小說《佐倉義民傳》寫成歌舞伎劇本《東山櫻莊子》，並於1851年8月4日在江戶首次將佐倉宗五郎的形象搬上了舞台。這曲戲連演104天，居然場場座無虛席。
可是不管怎樣，佐倉宗五郎不是英國那個連20先令也不肯繳的漢普登，也不是強迫約翰王在《大憲章》上簽字的英國貴族。佐倉宗五郎這些日本農民，隻是覺得租稅太重，而不是認為租稅沒有經過他們或他們的代表同意。他們隻是希望減輕自己承受不起的租稅，不是爭取租稅必須經過他們或他們的代表同意的權利。
“盡快交納租稅乃是國民的本分”
《勸學篇》是一本讓福澤諭吉名滿日本的小冊子。在1873年出版的《勸學篇》第七篇裏，福澤諭吉說，“就主人的身分來說，全國人民不能人人執政”，因此“設立政府，委以國政，代表人民辦理一切事務”。接著，他進一步推論，“人民既然是一國的主人，那麽負擔保衛國家的一切費用就是應盡的職責，在繳納的時候，決不應稍露不滿之色。要知道為了保衛國家，即鬚髮給官吏薪俸，還不能不支付海陸軍費及法院和地方官的經費。總算起來，數目似乎很大，按照全國人口平均計算，每人隻出一二日元。一年間一人隻出一二日元，卻受到政府的保護，晚上不怕盜賊，單身旅行不怕搶劫，得以安然度日，豈不是大為上算嗎？世間盡管有合算的買賣，可是再沒比納稅給政府而受保護的事更便宜的。……合乎道理而又上算的錢，就該毫不遲疑地付出才是。”
在福澤諭吉這樣的人一廂情願地強調人民應該樂於繳稅的時候，當權者卻在謀劃如何保證人民隻能做掏錢卻不管錢的工具。
1876年9月，元老院奉命開始起草憲法。可是，元老院的國憲案最後遭到了否定。原因就像岩倉具視說的那樣：“元老院所上奏的憲法草案第8編第2條中規定，若沒有得到法律的許可不得徵收租稅。這顯然是把徵稅權全部讓給了國會。照此規定，若議會對政府的徵稅法案有意見，人民就可免去交稅的義務，這樣國庫就斷絕了支出的來源。將賦稅的全權賦予國會，就猶如老虎負隅，左右內閣，指使王命，誰人敢加以阻止？這是激進政論家十分滿足的地方。”
憲法是要立，但不能立無代議士不交稅，無國會立法不交稅那樣的限權憲法。
1881年，明治天皇發布預備立憲的詔敕。這意味著，在1890年立憲之前，國民還沒有參政權，卻都有著真真切切的納稅義務。為了緩解矛盾衝突，福澤諭吉起勁地吆喝起了官民調和。1882年，他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東洋政略究竟如何》，先是講了一通憂國的大道理，說“我們日本的東洋政略最終不能不依賴於兵力，擴軍備戰不可沒有資本；其資本的出處在於國民”雲雲。既然如此，誰不老老實實繳稅，豈不就有國家的禍害民族的罪人之嫌？在福澤諭吉看來，雖然從道理上有“參政權與納稅義務交易之說”，但是直到1889年，“無法行使參政權”，那總不能人民不繳稅而國家不擴軍備戰了吧？一番推論之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們人民……隻好等待八年。盡快交納租稅乃是國民的本分”。他進而建議，到1890年之前，應堅決實行增稅政策。
那等上八年又如何呢？
在人們千呼萬喚開國會，尚需慢慢等待開國會的時候，地方議會先後開設了起來。1878年7月，製定了《郡區町村編成法》《府縣會規則》和《地方稅規則》。從1879年到1881年，相繼在41個府縣成立了府會或縣會。當時，正趕上田賦改革的掃尾階段。府縣會設立的宗旨，就是便於“徵收民費”。
1878年5月，政府委員在元老院所作的說明裏，就為什麽要設立府縣會，講了三條主要原因，其中直接與稅有關的有兩條。其一是，設置府縣以來，因為民費徵收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老是引起民間的物議。之所以產生物議，不一定就是由於府知事、縣令的專斷暴行或區長、戶長的濫用和浪費。根子在於沒有明確的法律，所以老百姓常常心生疑團，以至於在有的地方釀成騷亂。其二是，徵收民費，徵收地方稅，如果沒有明確統一的辦法，地方官就幾乎無法操作。如果製定出征收辦法，不僅特別方便地方官徵收稅費，而且也不會有“人民生疑、物議紛起的麻煩”。
可是，府縣會的發展脫離了當局預想的軌道。
府縣會一開設，用福澤諭吉的話說，民情為之一變：“從前見到府縣的小吏都不敢抬頭看的農民商賈之輩，現在坐在莊嚴的會堂審查地方稅議案，討論預算的多寡，而當要通過一府一縣的法案時，府知事、縣令也難於左右他們。從前農家的年貢由領主的地頭課收，其輕重多寡被認為是由上天之手規定之後按嚴格的命令從天上下達的，豈料今天我們的年貢（用老眼光來看，地方稅也就是年貢）由我們自己來審議，真是上下顛倒，用俗話來說，這等於老百姓辦起老爺的事。”
可是不管怎樣，佐倉宗五郎不是英國那個連20先令也不肯繳的漢普登，也不是強迫約翰王在《大憲章》上簽字的英國貴族。佐倉宗五郎這些日本農民，隻是覺得租稅太重，而不是認為租稅沒有經過他們或他們的代表同意。他們隻是希望減輕自己承受不起的租稅，不是爭取租稅必須經過他們或他們的代表同意的權利。
“盡快交納租稅乃是國民的本分”
《勸學篇》是一本讓福澤諭吉名滿日本的小冊子。在1873年出版的《勸學篇》第七篇裏，福澤諭吉說，“就主人的身分來說，全國人民不能人人執政”，因此“設立政府，委以國政，代表人民辦理一切事務”。接著，他進一步推論，“人民既然是一國的主人，那麽負擔保衛國家的一切費用就是應盡的職責，在繳納的時候，決不應稍露不滿之色。要知道為了保衛國家，即鬚髮給官吏薪俸，還不能不支付海陸軍費及法院和地方官的經費。總算起來，數目似乎很大，按照全國人口平均計算，每人隻出一二日元。一年間一人隻出一二日元，卻受到政府的保護，晚上不怕盜賊，單身旅行不怕搶劫，得以安然度日，豈不是大為上算嗎？世間盡管有合算的買賣，可是再沒比納稅給政府而受保護的事更便宜的。……合乎道理而又上算的錢，就該毫不遲疑地付出才是。”
在福澤諭吉這樣的人一廂情願地強調人民應該樂於繳稅的時候，當權者卻在謀劃如何保證人民隻能做掏錢卻不管錢的工具。
1876年9月，元老院奉命開始起草憲法。可是，元老院的國憲案最後遭到了否定。原因就像岩倉具視說的那樣：“元老院所上奏的憲法草案第8編第2條中規定，若沒有得到法律的許可不得徵收租稅。這顯然是把徵稅權全部讓給了國會。照此規定，若議會對政府的徵稅法案有意見，人民就可免去交稅的義務，這樣國庫就斷絕了支出的來源。將賦稅的全權賦予國會，就猶如老虎負隅，左右內閣，指使王命，誰人敢加以阻止？這是激進政論家十分滿足的地方。”
憲法是要立，但不能立無代議士不交稅，無國會立法不交稅那樣的限權憲法。
1881年，明治天皇發布預備立憲的詔敕。這意味著，在1890年立憲之前，國民還沒有參政權，卻都有著真真切切的納稅義務。為了緩解矛盾衝突，福澤諭吉起勁地吆喝起了官民調和。1882年，他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東洋政略究竟如何》，先是講了一通憂國的大道理，說“我們日本的東洋政略最終不能不依賴於兵力，擴軍備戰不可沒有資本；其資本的出處在於國民”雲雲。既然如此，誰不老老實實繳稅，豈不就有國家的禍害民族的罪人之嫌？在福澤諭吉看來，雖然從道理上有“參政權與納稅義務交易之說”，但是直到1889年，“無法行使參政權”，那總不能人民不繳稅而國家不擴軍備戰了吧？一番推論之後，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們人民……隻好等待八年。盡快交納租稅乃是國民的本分”。他進而建議，到1890年之前，應堅決實行增稅政策。
那等上八年又如何呢？
在人們千呼萬喚開國會，尚需慢慢等待開國會的時候，地方議會先後開設了起來。1878年7月，製定了《郡區町村編成法》《府縣會規則》和《地方稅規則》。從1879年到1881年，相繼在41個府縣成立了府會或縣會。當時，正趕上田賦改革的掃尾階段。府縣會設立的宗旨，就是便於“徵收民費”。
1878年5月，政府委員在元老院所作的說明裏，就為什麽要設立府縣會，講了三條主要原因，其中直接與稅有關的有兩條。其一是，設置府縣以來，因為民費徵收還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老是引起民間的物議。之所以產生物議，不一定就是由於府知事、縣令的專斷暴行或區長、戶長的濫用和浪費。根子在於沒有明確的法律，所以老百姓常常心生疑團，以至於在有的地方釀成騷亂。其二是，徵收民費，徵收地方稅，如果沒有明確統一的辦法，地方官就幾乎無法操作。如果製定出征收辦法，不僅特別方便地方官徵收稅費，而且也不會有“人民生疑、物議紛起的麻煩”。
可是，府縣會的發展脫離了當局預想的軌道。
府縣會一開設，用福澤諭吉的話說，民情為之一變：“從前見到府縣的小吏都不敢抬頭看的農民商賈之輩，現在坐在莊嚴的會堂審查地方稅議案，討論預算的多寡，而當要通過一府一縣的法案時，府知事、縣令也難於左右他們。從前農家的年貢由領主的地頭課收，其輕重多寡被認為是由上天之手規定之後按嚴格的命令從天上下達的，豈料今天我們的年貢（用老眼光來看，地方稅也就是年貢）由我們自己來審議，真是上下顛倒，用俗話來說，這等於老百姓辦起老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