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採取激烈的行動不也可以嗎
1881年10月，明治天皇發布詔書，決定1890年開設國會。
此前，伊藤博文致信岩倉具視，說服他“不要在期限的長短上進行爭論，如強行爭論一二年，則會失去收攬人心的效果，而且也是失策”。伊藤博文建議“先由聖上規定在明治23年開設國會，其後既宜緩又宜急”。
開設國會的敕諭一下，原來為此奔走呼籲的自由民權人士轉而組織政黨。敕諭頒布還不到一周，板垣退助任總理的自由黨就成立起來了。第二年的四月，在野的大隈重信出任立憲改進黨總理。
立憲黨的宗旨書起頭就說，“大詔降後，立憲之事已定。我等帝國臣民逢此百年一遇之盛世……”既然躬逢盛世，準備怎麽做呢？立憲黨稱“激進之變革非我黨所望”，因為“急邃變革，將擾亂社會秩序，反而危害政治”。無論是“為陋見所惑”“徒以保守為主”，還是“爭相躁進，好發激昂之情”，“我黨皆拒絕之”。立憲黨希望“以正當之手段改良”，“以切實之方法使國家進步”。
大隈重信的想法並不孤立。在愛國公黨成立前後，板垣退助在演說裏也講，“今日我們既然已成為實行議會製度的國家的人民，即應該放棄過去那種過激行動，而締造一個穩重溫和的政黨，以便成為他黨的模範”。
可見，伊藤博文所謂“收攬人心”雲雲，並非徒託空言。等有了帝國憲法，有了帝國議會，許多日本人更恭恭敬敬、有滋有味地走起了議會道路。
那個被當成亂臣賊子給處死的幸德秋水，是個社會主義者。高島米峰在回憶起他的時候說，從1904年起，幸德秋水的思想“逐漸激化”。當時兩人還爭論過。高島米峰對幸德秋水說過，“在已建立議會製度的社會中，不採用那麽激烈的行動，不是也可以嗎？”且不說幸德秋水言行的是是非非，倒是高島米峰的這種說法，當可代表那時不少人見到取名議會的東西就禮拜的心態。
在日本自由民權派人士樂滋滋地走議會道路的同時，來自左翼的那些人，既反對現行體製，也對共和政體、政治自由不以為然。1910年，幸德秋水在東京監獄裏寫道：“現在歐美各國的議會都已經腐敗，其中雖然也不能說沒有好的議員，但屬少數，起不了作用。”這些人更看重“一人一票”的“民主”。在1902年1月27日發表在《萬朝報》上的文章裏，幸德秋水說：“請想一想，假如我國人民早已獲得公民投票和公民創製的權利，藩閥政客還能保持著今天這般好運嗎？毫無道理的軍備能夠得到擴充嗎？苛重的捐稅能夠被接受嗎？高野問題能夠拖延到今天還得不到解決嗎？礦毒事件還用得著直接向天皇提出控訴嗎？”
照幸德秋水這些人的看法，“衣食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而政治自由“在遭受凍餒的人們看來，難道不僅僅是一句空話嗎”？將有錢花有飯吃跟政治自由對立起來的幸德秋水，似乎沒有想過，為什麽在他看來沒有多大意義的政治自由，帝國當局死活就是不肯給自己的國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幸德秋水1911年死於非命，不是因為飢餓和貧窮，不是因為必須在挨餓和政治自由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因為政治不自由。
就像家產多少跟婚姻是否幸福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一樣，經濟的發展和私有財產的保護，也跟共和政體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繫。事實上，在某種條件下，發展經濟，保護私產，也可能成為走向共和的障礙。當年明治當局就把殖產興業作為對付民權家的一種手段。黑田清隆在1880年2月提出《開設國會尚早意見案》，認為“當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競相開發產業的時候，讓無賴不平之徒空發無用之論，從事不急之務的人慢慢消耗他們的勢力，而使實用的人材去發跡吧”。富裕了，也可以得到政府的保護。《明治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日本臣民不被侵犯所有權，至因公緊要之用，則依法律所定”。
有錢，就可以過“好日子”。就像中江兆民分析的那樣，到明治維新之後，“假使有經濟力量，就可以坐馬車，就可以住高樓大廈，而沒有界限或等級的差別。於是生活水平陡然提高，人人都希望追求超過自己的經濟力量以上的娛樂，千方百計想得到它。於是乎做官吏的人，就接受禮品及賄賂以養肥自己。經營工商業的人，就鑽營奔走，投靠背景，互相勾結，尋找牟取暴利的機會……”壯大的中產階層，不見得就是專製政體的掘墓人，會去掀起英美歷史上那種流血或不流血的所謂“資產階級革命”。
實在有不想一門子心思發財，卻試圖挑戰明治政治製度威權的人，就用暴力收拾。因為大逆事件，明治政府在1911年藉口“取締過激的社會運動”，警視廳新成立了“特別高等警察科”。到1923年，日本主要府縣，如京都、大阪等地，也都增設了這特高科。1928年（昭和三年），全國各府縣都設立了特高科。特高科是幹什麽的？就是思想警察、政治警察。對於那些一心發財的人，他們的財產基本有保障，有吃有喝，有出路，跟大日本帝國政府叫什麽板呢？
雖然日本帝國是有一些人主張革命，可是和中國內戰的烽煙不斷相反，日本除了1877年西南戰役的短暫衝突之外，從1877年之後到日本帝國投降，六十多年裏就沒有激盪過革命的洪流。換言之，大日本帝國實現了有些人夢寐以求的告別革命，沒有內戰的動盪，沒有烽煙四起的慘劇。就朝野之間的關係而言，大日本帝國是一個社會穩定的帝國。革命的危險是沒有了，可權力專橫的危險卻是時刻存在，實實在在。
1881年10月，明治天皇發布詔書，決定1890年開設國會。
此前，伊藤博文致信岩倉具視，說服他“不要在期限的長短上進行爭論，如強行爭論一二年，則會失去收攬人心的效果，而且也是失策”。伊藤博文建議“先由聖上規定在明治23年開設國會，其後既宜緩又宜急”。
開設國會的敕諭一下，原來為此奔走呼籲的自由民權人士轉而組織政黨。敕諭頒布還不到一周，板垣退助任總理的自由黨就成立起來了。第二年的四月，在野的大隈重信出任立憲改進黨總理。
立憲黨的宗旨書起頭就說，“大詔降後，立憲之事已定。我等帝國臣民逢此百年一遇之盛世……”既然躬逢盛世，準備怎麽做呢？立憲黨稱“激進之變革非我黨所望”，因為“急邃變革，將擾亂社會秩序，反而危害政治”。無論是“為陋見所惑”“徒以保守為主”，還是“爭相躁進，好發激昂之情”，“我黨皆拒絕之”。立憲黨希望“以正當之手段改良”，“以切實之方法使國家進步”。
大隈重信的想法並不孤立。在愛國公黨成立前後，板垣退助在演說裏也講，“今日我們既然已成為實行議會製度的國家的人民，即應該放棄過去那種過激行動，而締造一個穩重溫和的政黨，以便成為他黨的模範”。
可見，伊藤博文所謂“收攬人心”雲雲，並非徒託空言。等有了帝國憲法，有了帝國議會，許多日本人更恭恭敬敬、有滋有味地走起了議會道路。
那個被當成亂臣賊子給處死的幸德秋水，是個社會主義者。高島米峰在回憶起他的時候說，從1904年起，幸德秋水的思想“逐漸激化”。當時兩人還爭論過。高島米峰對幸德秋水說過，“在已建立議會製度的社會中，不採用那麽激烈的行動，不是也可以嗎？”且不說幸德秋水言行的是是非非，倒是高島米峰的這種說法，當可代表那時不少人見到取名議會的東西就禮拜的心態。
在日本自由民權派人士樂滋滋地走議會道路的同時，來自左翼的那些人，既反對現行體製，也對共和政體、政治自由不以為然。1910年，幸德秋水在東京監獄裏寫道：“現在歐美各國的議會都已經腐敗，其中雖然也不能說沒有好的議員，但屬少數，起不了作用。”這些人更看重“一人一票”的“民主”。在1902年1月27日發表在《萬朝報》上的文章裏，幸德秋水說：“請想一想，假如我國人民早已獲得公民投票和公民創製的權利，藩閥政客還能保持著今天這般好運嗎？毫無道理的軍備能夠得到擴充嗎？苛重的捐稅能夠被接受嗎？高野問題能夠拖延到今天還得不到解決嗎？礦毒事件還用得著直接向天皇提出控訴嗎？”
照幸德秋水這些人的看法，“衣食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而政治自由“在遭受凍餒的人們看來，難道不僅僅是一句空話嗎”？將有錢花有飯吃跟政治自由對立起來的幸德秋水，似乎沒有想過，為什麽在他看來沒有多大意義的政治自由，帝國當局死活就是不肯給自己的國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幸德秋水1911年死於非命，不是因為飢餓和貧窮，不是因為必須在挨餓和政治自由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因為政治不自由。
就像家產多少跟婚姻是否幸福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一樣，經濟的發展和私有財產的保護，也跟共和政體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繫。事實上，在某種條件下，發展經濟，保護私產，也可能成為走向共和的障礙。當年明治當局就把殖產興業作為對付民權家的一種手段。黑田清隆在1880年2月提出《開設國會尚早意見案》，認為“當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競相開發產業的時候，讓無賴不平之徒空發無用之論，從事不急之務的人慢慢消耗他們的勢力，而使實用的人材去發跡吧”。富裕了，也可以得到政府的保護。《明治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日本臣民不被侵犯所有權，至因公緊要之用，則依法律所定”。
有錢，就可以過“好日子”。就像中江兆民分析的那樣，到明治維新之後，“假使有經濟力量，就可以坐馬車，就可以住高樓大廈，而沒有界限或等級的差別。於是生活水平陡然提高，人人都希望追求超過自己的經濟力量以上的娛樂，千方百計想得到它。於是乎做官吏的人，就接受禮品及賄賂以養肥自己。經營工商業的人，就鑽營奔走，投靠背景，互相勾結，尋找牟取暴利的機會……”壯大的中產階層，不見得就是專製政體的掘墓人，會去掀起英美歷史上那種流血或不流血的所謂“資產階級革命”。
實在有不想一門子心思發財，卻試圖挑戰明治政治製度威權的人，就用暴力收拾。因為大逆事件，明治政府在1911年藉口“取締過激的社會運動”，警視廳新成立了“特別高等警察科”。到1923年，日本主要府縣，如京都、大阪等地，也都增設了這特高科。1928年（昭和三年），全國各府縣都設立了特高科。特高科是幹什麽的？就是思想警察、政治警察。對於那些一心發財的人，他們的財產基本有保障，有吃有喝，有出路，跟大日本帝國政府叫什麽板呢？
雖然日本帝國是有一些人主張革命，可是和中國內戰的烽煙不斷相反，日本除了1877年西南戰役的短暫衝突之外，從1877年之後到日本帝國投降，六十多年裏就沒有激盪過革命的洪流。換言之，大日本帝國實現了有些人夢寐以求的告別革命，沒有內戰的動盪，沒有烽煙四起的慘劇。就朝野之間的關係而言，大日本帝國是一個社會穩定的帝國。革命的危險是沒有了，可權力專橫的危險卻是時刻存在，實實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