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很可能是出自植木枝盛手筆的文章裏，有這樣一段熱情洋溢地為革命辯護的話：“如果政府企圖永遠把持政權，惟恐權力削弱，而加強對人民壓製的話，人民就必須要起來推翻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體。這時，若把罪責全部加在人民頭上，就等於把蒸汽密閉在鍋爐裏不讓發散，等到鍋爐爆炸後，責怪水蒸氣為什麽破壞鍋爐一樣。”
有人鼓吹國民有抵抗權和革命權，也有人大講“安寧”和“治安”。1877年，植木枝盛一點也不含糊地指出：“‘安寧’和‘治安’，隻有在有利於增進人民幸福的情況下，才值得尊重，它本身並沒有任何價值。如果為了維持‘安寧’和‘治安’，而摧殘人民的幸福，那末，這種‘安寧’和‘治安’，就應該加以反對。”而這一年《土陽雜誌》上發表的“治安論”一文，則認為，“治安未必都是好的”，如果“施行極其苛酷的政治、法律，使人民甚至不敢怒，以保持君主的至尊地位，獨攬國家的主權，不許人民參與政治，阻礙人民提高智能，使人民對政府感覺恐怖，來維持生活的安定狀態，那麽，這種安定狀態應該叫做野蠻的治安”。
植木枝盛激烈地反對以治安之名行壓迫之實。1879年，他在《民權自由論》裏雄辯滔滔：“如果必須犧牲人民幸福才能維持‘安寧’和‘秩序’的話，那麽，這種‘安寧’和‘秩序’是否算得上安寧和秩序呢？不，這不但不能叫作安寧和秩序，相反地，這才是不折不扣的‘擾亂’。所謂‘亂’，不一定是槍林彈雨的戰爭狀態，凡違背真理，不實行真正的法律，政府壓迫人民，人民委曲忍受，甚至不敢發表正當的意見，這就是國家的‘亂’，而且也可以說是大亂。”
跟植木枝盛這些人有所不同，福澤諭吉則反反覆覆地強調官民調和，告誡朝野各界：“政府不可輕易推翻，人民不可輕易壓製。”福澤諭吉鼓吹官民調和，宣揚告別革命，也是出於一番好心。可是事實上，自從西鄉隆盛死後，直到大日本帝國煙消雲散，也不存在政府會被民間武力輕易顛覆的危險。倒是連福澤諭吉那樣名滿天下的人，麵對政府的威權，也戰戰兢兢。
在福澤諭吉看來，“屈從政府是不應該的”。雖說他自稱“不喜歡世界上實行的專製政治”，但他又認為，“用實力對抗政府”，也“不能稱為上策”。他列舉了內亂帶來的種種弊害，比如，導致流血恐怖；人民的力量常常要比政府弱，蚍蜉撼大樹，除了流血添亂，還有什麽意義呢？即便是“一旦輕舉妄動地推翻了”舊政府，“仍難免以暴易暴，以愚代愚”。況且“無論那個舊政府怎樣的壞，總還有些善政良法，不然就不會維持相當的歲月”。
屈從也不行，對抗也不行，那怎麽辦呢？福澤諭吉開出的方子是，“堅持真理，捨身力爭，是說要堅信天理而不疑，不論處於何種暴政之下，身受怎樣苛酷的法製，都能忍受痛苦，矢誌不渝，不攜寸鐵，不使武力，隻用真理來說服政府”。這是福澤諭吉眼裏“上策中的上策”。為什麽呢？他的理由是，“用真理來說服政府，絲毫不會妨害這個國家當時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論不被採用，隻要理之所在，則天下人心自然悅服。因此，今年如行不通，可以期之來年”。即使“因憂世而苦其身心，甚至犧牲其生命的”，可這“殉道”“所喪失的不過一人之身，而其功能卻遠較殺千萬人費千萬金的內亂之師為好”。
樂於告別革命的，不隻是福澤諭吉這樣的民間知識分子。伊藤博文這樣的明治權貴也想這樣。在談到法國革命的時候，伊藤博文就說：“由於法國國王專橫，法國國民喜好暴亂，再加上盧梭那樣的持錯誤觀點的學者到處傳播謬論，致使自由民權之說風靡全國，終導致革命，聲勢浩大。”於是在大日本帝國，自由民權思想被視為國家的禍害，就不足為奇了。不過，伊藤博文覺得革命要不得的同時，他們壓根兒就不想告別專製，不想實行共和。
參議大隈重信主張採用英國的政黨內閣製，建議1882年年末選舉議員，1883年開設國會。在他看來，如果立憲隻是“采其形體而舍其真精”，不僅是“國家之不幸”，還是“執政者之禍患”，並且貪戀權力的“汙名”，也會“遺傳於後世”。如果“今日之執政者，不眷戀勢威，固定立憲政治之真體，則足垂其德於後世”。
要是按照大隈重信的設想改革，那不是要明治政府自我革命麽？大隈重信這下子捅了馬蜂窩，遭到了伊藤博文的強烈反對。在1881年政變中，大隈重信被參議伊藤博文和參議兼外務卿井上馨等人攆下了台。以至於福澤諭吉在給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的信裏感慨，“今天想起過去10月的情形，猶覺得昔日三位之交如漆似膠，而今天卻成了政敵，其變化之快何其速也”。
在日本帝國，豈止是把革命當成洪水猛獸！帝國當局的恐懼是雙重的，既怕發生法國大革命式的造反，也怕政體發生向英國美國模式的和平轉化。不僅像植木枝盛那樣的觀點被當局視為激進，就是大隈重信向英國學習的主張，也被當成激進。隻要可能動搖政權，無論你認為多麽平和，帝國權貴都會跟你急眼。
有人鼓吹國民有抵抗權和革命權，也有人大講“安寧”和“治安”。1877年，植木枝盛一點也不含糊地指出：“‘安寧’和‘治安’，隻有在有利於增進人民幸福的情況下，才值得尊重，它本身並沒有任何價值。如果為了維持‘安寧’和‘治安’，而摧殘人民的幸福，那末，這種‘安寧’和‘治安’，就應該加以反對。”而這一年《土陽雜誌》上發表的“治安論”一文，則認為，“治安未必都是好的”，如果“施行極其苛酷的政治、法律，使人民甚至不敢怒，以保持君主的至尊地位，獨攬國家的主權，不許人民參與政治，阻礙人民提高智能，使人民對政府感覺恐怖，來維持生活的安定狀態，那麽，這種安定狀態應該叫做野蠻的治安”。
植木枝盛激烈地反對以治安之名行壓迫之實。1879年，他在《民權自由論》裏雄辯滔滔：“如果必須犧牲人民幸福才能維持‘安寧’和‘秩序’的話，那麽，這種‘安寧’和‘秩序’是否算得上安寧和秩序呢？不，這不但不能叫作安寧和秩序，相反地，這才是不折不扣的‘擾亂’。所謂‘亂’，不一定是槍林彈雨的戰爭狀態，凡違背真理，不實行真正的法律，政府壓迫人民，人民委曲忍受，甚至不敢發表正當的意見，這就是國家的‘亂’，而且也可以說是大亂。”
跟植木枝盛這些人有所不同，福澤諭吉則反反覆覆地強調官民調和，告誡朝野各界：“政府不可輕易推翻，人民不可輕易壓製。”福澤諭吉鼓吹官民調和，宣揚告別革命，也是出於一番好心。可是事實上，自從西鄉隆盛死後，直到大日本帝國煙消雲散，也不存在政府會被民間武力輕易顛覆的危險。倒是連福澤諭吉那樣名滿天下的人，麵對政府的威權，也戰戰兢兢。
在福澤諭吉看來，“屈從政府是不應該的”。雖說他自稱“不喜歡世界上實行的專製政治”，但他又認為，“用實力對抗政府”，也“不能稱為上策”。他列舉了內亂帶來的種種弊害，比如，導致流血恐怖；人民的力量常常要比政府弱，蚍蜉撼大樹，除了流血添亂，還有什麽意義呢？即便是“一旦輕舉妄動地推翻了”舊政府，“仍難免以暴易暴，以愚代愚”。況且“無論那個舊政府怎樣的壞，總還有些善政良法，不然就不會維持相當的歲月”。
屈從也不行，對抗也不行，那怎麽辦呢？福澤諭吉開出的方子是，“堅持真理，捨身力爭，是說要堅信天理而不疑，不論處於何種暴政之下，身受怎樣苛酷的法製，都能忍受痛苦，矢誌不渝，不攜寸鐵，不使武力，隻用真理來說服政府”。這是福澤諭吉眼裏“上策中的上策”。為什麽呢？他的理由是，“用真理來說服政府，絲毫不會妨害這個國家當時原有的善政良法，即或正論不被採用，隻要理之所在，則天下人心自然悅服。因此，今年如行不通，可以期之來年”。即使“因憂世而苦其身心，甚至犧牲其生命的”，可這“殉道”“所喪失的不過一人之身，而其功能卻遠較殺千萬人費千萬金的內亂之師為好”。
樂於告別革命的，不隻是福澤諭吉這樣的民間知識分子。伊藤博文這樣的明治權貴也想這樣。在談到法國革命的時候，伊藤博文就說：“由於法國國王專橫，法國國民喜好暴亂，再加上盧梭那樣的持錯誤觀點的學者到處傳播謬論，致使自由民權之說風靡全國，終導致革命，聲勢浩大。”於是在大日本帝國，自由民權思想被視為國家的禍害，就不足為奇了。不過，伊藤博文覺得革命要不得的同時，他們壓根兒就不想告別專製，不想實行共和。
參議大隈重信主張採用英國的政黨內閣製，建議1882年年末選舉議員，1883年開設國會。在他看來，如果立憲隻是“采其形體而舍其真精”，不僅是“國家之不幸”，還是“執政者之禍患”，並且貪戀權力的“汙名”，也會“遺傳於後世”。如果“今日之執政者，不眷戀勢威，固定立憲政治之真體，則足垂其德於後世”。
要是按照大隈重信的設想改革，那不是要明治政府自我革命麽？大隈重信這下子捅了馬蜂窩，遭到了伊藤博文的強烈反對。在1881年政變中，大隈重信被參議伊藤博文和參議兼外務卿井上馨等人攆下了台。以至於福澤諭吉在給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的信裏感慨，“今天想起過去10月的情形，猶覺得昔日三位之交如漆似膠，而今天卻成了政敵，其變化之快何其速也”。
在日本帝國，豈止是把革命當成洪水猛獸！帝國當局的恐懼是雙重的，既怕發生法國大革命式的造反，也怕政體發生向英國美國模式的和平轉化。不僅像植木枝盛那樣的觀點被當局視為激進，就是大隈重信向英國學習的主張，也被當成激進。隻要可能動搖政權，無論你認為多麽平和，帝國權貴都會跟你急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