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6月，福澤諭吉發表《國權可分說》。同月，政府頒布了誹謗律、新聞紙條例等壓製言論的法令。“新聞條例”規定，對“政事、法律之類記載，不得妄加批評”；“政府官員、衙門公務或有關外交事類，雖細瑣之件，亦禁止私自揭載”。政府同時公布的《誹謗律》新設了“皇族不敬罪”和“官吏侮辱罪”。
1875年8月到12月，在日本新聞界，因為觸犯法律而遭到處罰的事件有9起，而在1876年，1月就有5起，2月有6起，3月有18起。其中受到懲罰的，就有福澤諭吉的朋友。1875年12月，他在《郵政報知新聞》的熟人藤田茂吉被罰款200元，監禁1個月；1876年2月，《朝野新聞》的末廣鐵腸和成島柳北再次被捕。
因為刊登批評新聞紙條例的文章，《朝野新聞》的主編末廣鐵腸被監禁二個月，罰款20元。就在末廣和成島被判的次日，福澤諭吉開始動筆寫《學者安心論》。他在指出“學者名人被捕入獄決非美談”的同時，也呼籲學者應該結束跟政府的對立，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進政策。可是，當他把這篇文章呈送當局，要求出版，卻未能獲得批準。
1876年11月，福澤諭吉的《分權論》脫稿；1877年9月，西鄉隆盛兵敗自殺，跟西鄉並無一麵之交的福澤諭吉，為了“保存日本國民的抵抗精神，以使其精神氣質不致斷絕”，寫下了《丁醜公論》。可是，因為“無奈害怕觸犯條例”，《分權論》沒有及時出版，直到1877年11月西南戰爭結束後才付梓發行，而《丁醜公論》又“恐為當時社會所不容”，直到1901年，西鄉被讚譽為大陸政策的先驅時，他才公諸於世。
福澤諭吉隱忍的背後，是明治政權的跋扈。為什麽麵對權力的囂張，福澤諭吉沒有拍案而起針鋒相對呢？按照日本歷史學家遠山茂樹的分析，也許是福澤諭吉認為，“一旦違法，就會被人斥之為傻瓜和糊塗，付出這般犧牲，並沒有絲毫益處。”
名頭之響如福澤諭吉，也照樣得看權力的臉色。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慶應義塾主辦的《民間雜誌》，因為發表文章評論此事，其名義發行人遭到警視廳的訓斥，還讓寫保證書，保證今後不再發表這類文章。福澤諭吉得知消息後，沒有同意寫保證書，而是認為最好是要求停刊。就這樣，雜誌在這個月出到第189號就停辦了。6月1日，福澤諭吉在寫給老朋友、元老院議政官大久保一翁的信裏說：“近來政府的法令越發嚴厲，這種時候，由於極容易犯禁，出版也就成了無益的麻煩，故普遍將雜誌停辦。”不管是出於什麽樣的考慮，不敢惹上“無益的麻煩”背後，是權力實實在在的霸道，以及人們對權力的實實在在的恐懼。
《丁醜公論》還壓在箱底不敢發表，福澤諭吉卻又在1881年的《時事小言》裏抬起了明治政府的轎子來：“日本的政府從來都是專製的。但是由於明治維新，專製政府一下子垮了台，現在看起來，專製已經成為過去。今天的政府當權者與民權論者相比，雖然在改革的精神上有早晚先後的不同，但在主張上，兩者可以說是誌同道合的朋友。”
可福澤諭吉的熱臉貼在明治當局的冷屁股上。1883年，政府修改了新聞紙條例，不僅內務省，就連府縣知事都有了發行停止權。所有進行時事評論的報刊，都必須交納1000日元（東京）或700日元（大阪等地）的發行保證金。當時這個數目的保證金，不是一筆小錢。沒收違法報刊的印刷機器等手段，更是趕盡殺絕置之死地的措施。用日本新聞史家的話來說，這個修改後的新聞紙條例，“簡直可以說是報紙的撲滅法”。民間是可以辦報，但是報紙生死大權卻捏在帝國政府的手裏。再鬧騰，能鬧騰到哪裏去了？
且不說“維新”維的是什麽“新”，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這種維新是帝國政府主導的維新。這種政府主導的局麵，直到天皇下終戰詔書那一刻，也沒有改變過。像福澤諭吉這些人，一方麵對“國家”充滿著恐懼，可另一方麵又對“國家”的未來表示樂觀。自己的命運都把握不了，還能把握“國家”的命運？這是日本帝國時代的一種典型政治悲劇。
“出頭的釘子挨砸”
“大逆事件”是明治時代終結的象徵。
1910年，幸德秋水等人被捕。整個帝國籠罩在政府製造的恐怖之中。
作家德富蘆花發表公開信，懇請政府從輕處罰。
1910年10月13日，年輕的石川啄木憤激地作下了這首詩歌：
看著那陰沉沉的
灰暗的天空，
我似乎想要殺人了。
當然，石川啄木沒有殺人，倒是幸德秋水很快就要被殺了。
1911年1月，幸德秋水等12名社會主義者，被以大逆罪處死。大逆事件用幸德秋水這些人的血，為日本帝國的“進步”畫上一道不可逾越的警戒線。
2月1日，德富蘆花在第一高等學校慷慨陳詞，稱讚幸德秋水等人是“為人類獻身的誌士”，抨擊政府這樣對待這些人，是“暗殺”，是“不折不扣的謀殺”。
然而，大部分人不是像德富蘆花那樣，在喪鍾為幸德秋水他們敲響的時候，站出來為他們辯護、吶喊。
1875年8月到12月，在日本新聞界，因為觸犯法律而遭到處罰的事件有9起，而在1876年，1月就有5起，2月有6起，3月有18起。其中受到懲罰的，就有福澤諭吉的朋友。1875年12月，他在《郵政報知新聞》的熟人藤田茂吉被罰款200元，監禁1個月；1876年2月，《朝野新聞》的末廣鐵腸和成島柳北再次被捕。
因為刊登批評新聞紙條例的文章，《朝野新聞》的主編末廣鐵腸被監禁二個月，罰款20元。就在末廣和成島被判的次日，福澤諭吉開始動筆寫《學者安心論》。他在指出“學者名人被捕入獄決非美談”的同時，也呼籲學者應該結束跟政府的對立，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進政策。可是，當他把這篇文章呈送當局，要求出版，卻未能獲得批準。
1876年11月，福澤諭吉的《分權論》脫稿；1877年9月，西鄉隆盛兵敗自殺，跟西鄉並無一麵之交的福澤諭吉，為了“保存日本國民的抵抗精神，以使其精神氣質不致斷絕”，寫下了《丁醜公論》。可是，因為“無奈害怕觸犯條例”，《分權論》沒有及時出版，直到1877年11月西南戰爭結束後才付梓發行，而《丁醜公論》又“恐為當時社會所不容”，直到1901年，西鄉被讚譽為大陸政策的先驅時，他才公諸於世。
福澤諭吉隱忍的背後，是明治政權的跋扈。為什麽麵對權力的囂張，福澤諭吉沒有拍案而起針鋒相對呢？按照日本歷史學家遠山茂樹的分析，也許是福澤諭吉認為，“一旦違法，就會被人斥之為傻瓜和糊塗，付出這般犧牲，並沒有絲毫益處。”
名頭之響如福澤諭吉，也照樣得看權力的臉色。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慶應義塾主辦的《民間雜誌》，因為發表文章評論此事，其名義發行人遭到警視廳的訓斥，還讓寫保證書，保證今後不再發表這類文章。福澤諭吉得知消息後，沒有同意寫保證書，而是認為最好是要求停刊。就這樣，雜誌在這個月出到第189號就停辦了。6月1日，福澤諭吉在寫給老朋友、元老院議政官大久保一翁的信裏說：“近來政府的法令越發嚴厲，這種時候，由於極容易犯禁，出版也就成了無益的麻煩，故普遍將雜誌停辦。”不管是出於什麽樣的考慮，不敢惹上“無益的麻煩”背後，是權力實實在在的霸道，以及人們對權力的實實在在的恐懼。
《丁醜公論》還壓在箱底不敢發表，福澤諭吉卻又在1881年的《時事小言》裏抬起了明治政府的轎子來：“日本的政府從來都是專製的。但是由於明治維新，專製政府一下子垮了台，現在看起來，專製已經成為過去。今天的政府當權者與民權論者相比，雖然在改革的精神上有早晚先後的不同，但在主張上，兩者可以說是誌同道合的朋友。”
可福澤諭吉的熱臉貼在明治當局的冷屁股上。1883年，政府修改了新聞紙條例，不僅內務省，就連府縣知事都有了發行停止權。所有進行時事評論的報刊，都必須交納1000日元（東京）或700日元（大阪等地）的發行保證金。當時這個數目的保證金，不是一筆小錢。沒收違法報刊的印刷機器等手段，更是趕盡殺絕置之死地的措施。用日本新聞史家的話來說，這個修改後的新聞紙條例，“簡直可以說是報紙的撲滅法”。民間是可以辦報，但是報紙生死大權卻捏在帝國政府的手裏。再鬧騰，能鬧騰到哪裏去了？
且不說“維新”維的是什麽“新”，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這種維新是帝國政府主導的維新。這種政府主導的局麵，直到天皇下終戰詔書那一刻，也沒有改變過。像福澤諭吉這些人，一方麵對“國家”充滿著恐懼，可另一方麵又對“國家”的未來表示樂觀。自己的命運都把握不了，還能把握“國家”的命運？這是日本帝國時代的一種典型政治悲劇。
“出頭的釘子挨砸”
“大逆事件”是明治時代終結的象徵。
1910年，幸德秋水等人被捕。整個帝國籠罩在政府製造的恐怖之中。
作家德富蘆花發表公開信，懇請政府從輕處罰。
1910年10月13日，年輕的石川啄木憤激地作下了這首詩歌：
看著那陰沉沉的
灰暗的天空，
我似乎想要殺人了。
當然，石川啄木沒有殺人，倒是幸德秋水很快就要被殺了。
1911年1月，幸德秋水等12名社會主義者，被以大逆罪處死。大逆事件用幸德秋水這些人的血，為日本帝國的“進步”畫上一道不可逾越的警戒線。
2月1日，德富蘆花在第一高等學校慷慨陳詞，稱讚幸德秋水等人是“為人類獻身的誌士”，抨擊政府這樣對待這些人，是“暗殺”，是“不折不扣的謀殺”。
然而，大部分人不是像德富蘆花那樣，在喪鍾為幸德秋水他們敲響的時候，站出來為他們辯護、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