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兆民如此這般描寫，給人的印象是，廟堂之上是洪洞縣裏無好人。
這還不算，中江兆民甚至還把日本定性為一個“腐敗透頂的社會”。其實，中江兆民的後半生，恰逢日本帝國蓬勃發展之際。在短短幾十年裏，鐵甲海軍、鐵路、電燈、電報、大學、議會等等，從無到有，大敗清帝國，更是在國際舞台上聲名鵲起。可是在法國喝了幾年洋墨水的中江兆民，似乎視而不見，反而揚言，“假使執筆，就用筆攻擊；如果開口，就用詬罵去對付它”，聲稱“直到死去以前，我仍要揮舞這一枝攻擊的筆”。
不過，中江兆民著述這種激憤之作，官府沒有索取他的性命，也沒有剝奪他的自由，還能公開發表。別說那還是二十世紀初，就是放在二十一世紀，如果扳著手指數數，不能在報刊電台公開批評總理大臣級人物的亞洲國家，也絕不隻一個。要是在這些國家發表類似的言論，肯定會被當成嚴重的刑事犯罪予以打擊。比較而言，日本帝國當年的輿論管製可謂相當寬鬆。
中江兆民的例子並不是日本帝國言論相當自由的孤證。
1903年，幸德秋水出版《社會主義神髓》，片山潛出版《我的社會主義》。這兩本書都是明治時代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代表作。在當年的日本帝國出版這種書，就相當於是在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寫文章鼓吹蘇聯應該實行私有化一樣。可帝國當局竟容忍了幸德秋水公然鼓吹“實行社會主義大革命”。他這本書1903年7月初版，到11月份，就出第六版了，此後又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出了第七版。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的大逆事件，被後人稱為“明治時期最大的冤罪事件”，當時給日本社會帶來了強烈的政治恐怖感。對於這個事件的影響，小說家木下尚江稱，當時日本各地是“草枯，風死，荒野滿目淒涼”。日本歷史學家阪本太郎也說，“至此，對社會主義者的鎮壓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凡是帶有社會二字的東西均被視為危險品而遭到禁止”。即便世道如此殘酷，幸德秋水成了死刑犯，但是明治當局沒有剝奪他終身的出版自由權。
相比20世紀其他國家的某些政治鎮壓而言，大逆事件的恐怖程度，實際上還算比較溫和。在幸德秋水被殺後第八天，他在東京監獄裏完稿的《基督抹殺論》公開出版，並且一個月裏重版了七次。
“住房蓋成了監獄”
植木枝盛是自由民權運動的弄潮兒。對日本的前途與命運，他倒不像福澤諭吉那樣信心滿滿。
這並不是說，植木枝盛睜著兩隻大眼睛，卻看不到東京通了火車之類的變化。
隻是植木枝盛懂得，事情一碼歸一碼。畢竟，胳膊、膽、肺，再怎麽健康，並不能由此就說心髒的健康與否無關痛癢。
有了火車坐，有了牛肉吃，這固然是高興事兒。但是植木枝盛的心智沒有迷失在眼前的種種“進步”之中。在1877年3月的一篇文章裏，植木枝盛談到了人們對於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心態：“社會上有很多人輕信政府，完全把它當作了文明革新者，他們認為我國目前已經真正達到文明和進步了，看到眼前修起來的漂亮的學校、兵營和官署，以及鐵道、電線、磚瓦和瓦斯燈等的設備，就過早地認為文明的條件已經具備，而為之歡欣鼓舞。”
相比許多為日本帝國的“進步”感到歡欣鼓舞的人，植木枝盛看得更遠，思慮更深。
在植木枝盛看來，“今天的政府既不是守舊者，也不是文明開化者，而是一個地地道道自私自利貪得無厭的政府”。他說：“政府雖然平定了內亂，那也不過是極權政治的勝利罷了，不能算作國家的勝利。政府禁止佩刀，誠然是一種文明風氣，然而並沒有代之以保護人身的法令，設立法院隻是模仿西洋，實際上治罪依然採用野蠻的法律。盡管政府製定了很多束縛人民的法令，可是就沒有一個限製政府壓製人民的法令。這種片麵的政策，難道稱得起真正的文明嗎？”
植木枝盛希望“政體的變革”，要求“實行君臣共治，廢除政府之獨裁，使人民掌握政權”。他的這個願望，直到日本被打敗之前，也沒有變成現實。植木枝盛的願望背後，是他對明治政權的獨到認識。在1878年左右的一份備忘錄裏，植木枝盛寫道：“所謂維新這一改革，隻是政府的變革，隻是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發生的一次事件，與被統治者毫無關係。德川政府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獨裁政府，也就是專製的政府。明治維新猶如要蓋住房而蓋成了監獄。從前，把土地和人民歸政府私有。今天的政府雖然頒發了土地券承認土地為人民所有，卻又濫用徵收捐稅的權力，這真是令人難以理解。人民對此不發生疑問，也是很奇怪的。這種情況，就等於把支配金錢的權力和修建工程一齊交給了承修人。”
植木枝盛的眼光敏銳而又老辣。對他這種一針見血的民權思想家，明治政府哪能坐視不管。有段時間，常有密探跟在他屁股後麵。在1878年10月的一則日記裏，他記下了自己被跟蹤的情形：有兩個密探，“不管遠近，也不問白天黑夜，不論去洗澡或理髮”，始終緊緊地跟蹤著他。
俗話說的好，一好掩百醜。對於一般人而言，得了實惠，容易丟了腦子。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植木枝盛那樣敏銳、清醒。眼前的“進步”，就足以使他們心滿意足。
這還不算，中江兆民甚至還把日本定性為一個“腐敗透頂的社會”。其實，中江兆民的後半生，恰逢日本帝國蓬勃發展之際。在短短幾十年裏，鐵甲海軍、鐵路、電燈、電報、大學、議會等等，從無到有，大敗清帝國，更是在國際舞台上聲名鵲起。可是在法國喝了幾年洋墨水的中江兆民，似乎視而不見，反而揚言，“假使執筆，就用筆攻擊；如果開口，就用詬罵去對付它”，聲稱“直到死去以前，我仍要揮舞這一枝攻擊的筆”。
不過，中江兆民著述這種激憤之作，官府沒有索取他的性命，也沒有剝奪他的自由，還能公開發表。別說那還是二十世紀初，就是放在二十一世紀，如果扳著手指數數，不能在報刊電台公開批評總理大臣級人物的亞洲國家，也絕不隻一個。要是在這些國家發表類似的言論，肯定會被當成嚴重的刑事犯罪予以打擊。比較而言，日本帝國當年的輿論管製可謂相當寬鬆。
中江兆民的例子並不是日本帝國言論相當自由的孤證。
1903年，幸德秋水出版《社會主義神髓》，片山潛出版《我的社會主義》。這兩本書都是明治時代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代表作。在當年的日本帝國出版這種書，就相當於是在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寫文章鼓吹蘇聯應該實行私有化一樣。可帝國當局竟容忍了幸德秋水公然鼓吹“實行社會主義大革命”。他這本書1903年7月初版，到11月份，就出第六版了，此後又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出了第七版。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的大逆事件，被後人稱為“明治時期最大的冤罪事件”，當時給日本社會帶來了強烈的政治恐怖感。對於這個事件的影響，小說家木下尚江稱，當時日本各地是“草枯，風死，荒野滿目淒涼”。日本歷史學家阪本太郎也說，“至此，對社會主義者的鎮壓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凡是帶有社會二字的東西均被視為危險品而遭到禁止”。即便世道如此殘酷，幸德秋水成了死刑犯，但是明治當局沒有剝奪他終身的出版自由權。
相比20世紀其他國家的某些政治鎮壓而言，大逆事件的恐怖程度，實際上還算比較溫和。在幸德秋水被殺後第八天，他在東京監獄裏完稿的《基督抹殺論》公開出版，並且一個月裏重版了七次。
“住房蓋成了監獄”
植木枝盛是自由民權運動的弄潮兒。對日本的前途與命運，他倒不像福澤諭吉那樣信心滿滿。
這並不是說，植木枝盛睜著兩隻大眼睛，卻看不到東京通了火車之類的變化。
隻是植木枝盛懂得，事情一碼歸一碼。畢竟，胳膊、膽、肺，再怎麽健康，並不能由此就說心髒的健康與否無關痛癢。
有了火車坐，有了牛肉吃，這固然是高興事兒。但是植木枝盛的心智沒有迷失在眼前的種種“進步”之中。在1877年3月的一篇文章裏，植木枝盛談到了人們對於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心態：“社會上有很多人輕信政府，完全把它當作了文明革新者，他們認為我國目前已經真正達到文明和進步了，看到眼前修起來的漂亮的學校、兵營和官署，以及鐵道、電線、磚瓦和瓦斯燈等的設備，就過早地認為文明的條件已經具備，而為之歡欣鼓舞。”
相比許多為日本帝國的“進步”感到歡欣鼓舞的人，植木枝盛看得更遠，思慮更深。
在植木枝盛看來，“今天的政府既不是守舊者，也不是文明開化者，而是一個地地道道自私自利貪得無厭的政府”。他說：“政府雖然平定了內亂，那也不過是極權政治的勝利罷了，不能算作國家的勝利。政府禁止佩刀，誠然是一種文明風氣，然而並沒有代之以保護人身的法令，設立法院隻是模仿西洋，實際上治罪依然採用野蠻的法律。盡管政府製定了很多束縛人民的法令，可是就沒有一個限製政府壓製人民的法令。這種片麵的政策，難道稱得起真正的文明嗎？”
植木枝盛希望“政體的變革”，要求“實行君臣共治，廢除政府之獨裁，使人民掌握政權”。他的這個願望，直到日本被打敗之前，也沒有變成現實。植木枝盛的願望背後，是他對明治政權的獨到認識。在1878年左右的一份備忘錄裏，植木枝盛寫道：“所謂維新這一改革，隻是政府的變革，隻是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發生的一次事件，與被統治者毫無關係。德川政府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仍然是獨裁政府，也就是專製的政府。明治維新猶如要蓋住房而蓋成了監獄。從前，把土地和人民歸政府私有。今天的政府雖然頒發了土地券承認土地為人民所有，卻又濫用徵收捐稅的權力，這真是令人難以理解。人民對此不發生疑問，也是很奇怪的。這種情況，就等於把支配金錢的權力和修建工程一齊交給了承修人。”
植木枝盛的眼光敏銳而又老辣。對他這種一針見血的民權思想家，明治政府哪能坐視不管。有段時間，常有密探跟在他屁股後麵。在1878年10月的一則日記裏，他記下了自己被跟蹤的情形：有兩個密探，“不管遠近，也不問白天黑夜，不論去洗澡或理髮”，始終緊緊地跟蹤著他。
俗話說的好，一好掩百醜。對於一般人而言，得了實惠，容易丟了腦子。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植木枝盛那樣敏銳、清醒。眼前的“進步”，就足以使他們心滿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