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倫威爾對哈林頓的含沙射影表示輕蔑，還說：“人家以刀劍打下的江山，豈能因一粒紙彈的攻擊而輕易放棄？”打江山就得坐江山，要不然，拚死拚活幹什麽呀？直到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他克倫威爾還是英國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哪裏會卸職回鄉去種地放羊？這還不算，他死了，他的兒子繼承了護國公的寶座。
華盛頓使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原來人類可以超越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他是為獨立和自由而戰，而不是為權力和交椅而戰。這位美國惟一有可能成為君主的人，卻在戰後為君主政體的議論憂心忡忡。1786年8月1日，華盛頓在弗農山莊致信約翰·傑伊：“據聞，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無所顧忌地談論君主政體。言論出自思想，再進一步即往往成為行動。這一步卻是無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對於敵人而言，這將為他們的一大勝利。他們竟然發現，我們無能管理自己；建立於平等自由基礎上的各項製度不過是一種空想和無稽之談。但願能及時採取明智措施，以免發生我們深以為憂的後果。”
正是由於華盛頓品格高尚，使得後人在編寫他的政治傳記時，無須帶著遺憾的心情寫上這樣幾句：如果他在聖誕之夜回到弗農山莊時，就天年已盡，那麽他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華盛頓不像許多獨裁者那樣需要庸人事後做這樣的假設。也正因為這樣，德國音樂家舒伯特說，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異說和專製政治的受害者敞開著”。而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亨利·格拉頓則鞭策自己的同胞：“在你們確定當奴隸的可行性之前，請始終朝美國看。”
和華盛頓一樣，美國的國父們都沒有那種打江山坐江山帶來的榮華富貴。打了八年仗，沒有封神榜。比如羅伯特·莫裏斯，他在《獨立宣言》《邦聯條例》《聯邦憲法》這三份重要文件上都簽過名，曾被大陸會議任命為財政總監，有時甚至私人解囊，以保證華盛頓軍隊的給養，1789年他辭謝了華盛頓的財政部長提名，寧願自己做生意。這人本是出席製憲會議的代表裏最有錢的人之一，可他是在窮困潦倒中度過的晚年。晚景不妙的國父，不止羅伯特·莫裏斯一人。
不過，這些共和國創建者的晚景淒涼，並不是遭人政治迫害所致，而是因為共和國沒有給任何一個人終身旱澇保收的物質待遇。每一個人，無論他們在獨立建國的過程中貢獻有多大，他們和平民一樣，都要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他們沒有榮華富貴，但也沒有朱元璋手下開國將帥們那種被朝廷整得家破人亡的慘劇。美國革命沒有吞噬自己的兒女。
“好人華盛頓”
1787年5月25日，修改《邦聯條例》的會議在費城召開。不過，出席的代表們卻把它開成了一次製憲會議。
頭一天，華盛頓被代表們一致同意推舉為大會主席。此前，自1783年11月辭去大陸軍總司令一職之後，他已在弗農山莊當了三年多農場主。
從5月25日到9月17日，製憲會議在一種自由、平等的氣氛中開了126天。可作為製憲會議主席的華盛頓，整個會議期間，僅僅發過三次言。這還是把他當選為會議主席後致答謝辭和製憲會議結束前說的幾句話也算上了。
與會的不少製憲會議代表意識到，華盛頓將成為美國第一任行政官。畢竟，美國沒有第二個人有華盛頓那樣的政治聲望。可也是在這一點上，體現了製憲會議代表們的自由之精神。
製憲會議剛開沒幾天，富蘭克林就說他總是擔心，聯邦政府將來某個時候會以君主製告終。這種憂慮並不是這位八旬老人所獨有。來自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平克尼主張設立一位生機勃勃的行政官，但他又怕行政官變成“一個選出來的君主”。巴特勒也憂懼“這個國家難道不會像其他國家那樣，出現喀提林和克倫威爾式的人物”？而倫道夫則擔心“我們不是在為英國政府製定憲法，而是在構建一個更加危險的君主製，一個選舉出來的君主製”。他希望在這個國家裏“永遠不再看到恢復君主製的任何企圖”。
這種對行政權不斷擴張和濫用行政權的憂慮，貫穿著整個製憲會議。在1787年6月4日全體委員會上，富蘭克林發言說：“第一個被放在掌舵位置上的人，會是個好人。今後的後繼者會是怎樣的人，就無人知道了。這裏也和別的國家一樣，行政官的地位總是會不斷提高，直到以君主製告終。”富蘭克林所說的“好人”，是指華盛頓。
也正因為這種思慮，在整個會議過程中，深諳分權製衡之道的代表們，以史為鑑，秉持自由之精神為共和國製憲，從而不僅為美國，也為人類歷史上擬成了第一部成文的限權憲法。他們將限權視若美國憲法的靈魂，而不像中國的韓非那樣，一方麵清醒地知道君王們身上有碰不得的逆鱗，可另一方麵又竭盡心力地去加強君權，使得逆鱗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畢竟，當政治精英自以為自己是有別於平民的統治階層，從而喪失或放棄對權力的戒心，吃虧的將不僅是平民。朱元璋坐了龍庭，首先要殺掉的，就是曾鞍前馬後為他賣過命的那些功臣。
但是製憲者們並不覺得自己能為萬世開天平。對於自己擬定的聯邦憲法，他們當時也還是信心不足。華盛頓估計這部憲法如果能維持20年就不錯了，而富蘭克林則認為，這一次可能會好若幹年，但最後還是會以專製而收場。盡管製憲者們有這樣或那樣的悲觀估計，華盛頓在1788年2月寫給拉法葉特侯爵的信裏依然肯定，新憲法至少有一點可取之處，那就是“採取了比人類迄今所建立的任何政府所採取的還要多的防範和其他難以逾越的措施，以防止走向暴政”。
華盛頓使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原來人類可以超越打江山坐江山的邏輯。他是為獨立和自由而戰，而不是為權力和交椅而戰。這位美國惟一有可能成為君主的人，卻在戰後為君主政體的議論憂心忡忡。1786年8月1日，華盛頓在弗農山莊致信約翰·傑伊：“據聞，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無所顧忌地談論君主政體。言論出自思想，再進一步即往往成為行動。這一步卻是無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對於敵人而言，這將為他們的一大勝利。他們竟然發現，我們無能管理自己；建立於平等自由基礎上的各項製度不過是一種空想和無稽之談。但願能及時採取明智措施，以免發生我們深以為憂的後果。”
正是由於華盛頓品格高尚，使得後人在編寫他的政治傳記時，無須帶著遺憾的心情寫上這樣幾句：如果他在聖誕之夜回到弗農山莊時，就天年已盡，那麽他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華盛頓不像許多獨裁者那樣需要庸人事後做這樣的假設。也正因為這樣，德國音樂家舒伯特說，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異說和專製政治的受害者敞開著”。而愛爾蘭民族主義領袖亨利·格拉頓則鞭策自己的同胞：“在你們確定當奴隸的可行性之前，請始終朝美國看。”
和華盛頓一樣，美國的國父們都沒有那種打江山坐江山帶來的榮華富貴。打了八年仗，沒有封神榜。比如羅伯特·莫裏斯，他在《獨立宣言》《邦聯條例》《聯邦憲法》這三份重要文件上都簽過名，曾被大陸會議任命為財政總監，有時甚至私人解囊，以保證華盛頓軍隊的給養，1789年他辭謝了華盛頓的財政部長提名，寧願自己做生意。這人本是出席製憲會議的代表裏最有錢的人之一，可他是在窮困潦倒中度過的晚年。晚景不妙的國父，不止羅伯特·莫裏斯一人。
不過，這些共和國創建者的晚景淒涼，並不是遭人政治迫害所致，而是因為共和國沒有給任何一個人終身旱澇保收的物質待遇。每一個人，無論他們在獨立建國的過程中貢獻有多大，他們和平民一樣，都要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他們沒有榮華富貴，但也沒有朱元璋手下開國將帥們那種被朝廷整得家破人亡的慘劇。美國革命沒有吞噬自己的兒女。
“好人華盛頓”
1787年5月25日，修改《邦聯條例》的會議在費城召開。不過，出席的代表們卻把它開成了一次製憲會議。
頭一天，華盛頓被代表們一致同意推舉為大會主席。此前，自1783年11月辭去大陸軍總司令一職之後，他已在弗農山莊當了三年多農場主。
從5月25日到9月17日，製憲會議在一種自由、平等的氣氛中開了126天。可作為製憲會議主席的華盛頓，整個會議期間，僅僅發過三次言。這還是把他當選為會議主席後致答謝辭和製憲會議結束前說的幾句話也算上了。
與會的不少製憲會議代表意識到，華盛頓將成為美國第一任行政官。畢竟，美國沒有第二個人有華盛頓那樣的政治聲望。可也是在這一點上，體現了製憲會議代表們的自由之精神。
製憲會議剛開沒幾天，富蘭克林就說他總是擔心，聯邦政府將來某個時候會以君主製告終。這種憂慮並不是這位八旬老人所獨有。來自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平克尼主張設立一位生機勃勃的行政官，但他又怕行政官變成“一個選出來的君主”。巴特勒也憂懼“這個國家難道不會像其他國家那樣，出現喀提林和克倫威爾式的人物”？而倫道夫則擔心“我們不是在為英國政府製定憲法，而是在構建一個更加危險的君主製，一個選舉出來的君主製”。他希望在這個國家裏“永遠不再看到恢復君主製的任何企圖”。
這種對行政權不斷擴張和濫用行政權的憂慮，貫穿著整個製憲會議。在1787年6月4日全體委員會上，富蘭克林發言說：“第一個被放在掌舵位置上的人，會是個好人。今後的後繼者會是怎樣的人，就無人知道了。這裏也和別的國家一樣，行政官的地位總是會不斷提高，直到以君主製告終。”富蘭克林所說的“好人”，是指華盛頓。
也正因為這種思慮，在整個會議過程中，深諳分權製衡之道的代表們，以史為鑑，秉持自由之精神為共和國製憲，從而不僅為美國，也為人類歷史上擬成了第一部成文的限權憲法。他們將限權視若美國憲法的靈魂，而不像中國的韓非那樣，一方麵清醒地知道君王們身上有碰不得的逆鱗，可另一方麵又竭盡心力地去加強君權，使得逆鱗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畢竟，當政治精英自以為自己是有別於平民的統治階層，從而喪失或放棄對權力的戒心，吃虧的將不僅是平民。朱元璋坐了龍庭，首先要殺掉的，就是曾鞍前馬後為他賣過命的那些功臣。
但是製憲者們並不覺得自己能為萬世開天平。對於自己擬定的聯邦憲法，他們當時也還是信心不足。華盛頓估計這部憲法如果能維持20年就不錯了，而富蘭克林則認為，這一次可能會好若幹年，但最後還是會以專製而收場。盡管製憲者們有這樣或那樣的悲觀估計，華盛頓在1788年2月寫給拉法葉特侯爵的信裏依然肯定，新憲法至少有一點可取之處，那就是“採取了比人類迄今所建立的任何政府所採取的還要多的防範和其他難以逾越的措施，以防止走向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