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民爭權、爭利必然導致“脫離群眾”的危險。對任何執政黨來說，這是最大的危險。一個執政黨，一旦演變成為利益導向，人民就會從主體變為客體，而執政黨本身也就很難再超越自己本身的利益。各級黨政官員“以錢為本”的gdp主義就是典型的例子。“脫離群眾”也阻礙著執政黨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很多年前，執政黨與時俱進，提出“三個代表”理論，意在建立黨與人民之間的製度關聯。但這些年來，並沒有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人民在“利益表達”和“利益聚合”方麵仍然缺失製度空間，即使是“代表利益”方麵，似乎也在倒退。例如前些年，在一些地方，人民代表開始尋求和其選區人民的關聯，但這種實踐馬上就遭否決，因為一些領導人認為人大代表不能以個人身份代表人民的利益。
中共黨政官員的“城堡政治”
更為糟糕的是，“脫離群眾”已經造就了黨政官員的“城堡政治”了。就是說，他們把自己和社會切割開來，把自己關在“城堡”裏麵，用各種方式（例如強化維穩機製、構造各種各樣的特供係統等）為自己構造一個“安全”的“城堡”。很多幹部官員享受著由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一切好處，但又通過“城堡政治”“豁免”市場經濟所能帶來的一切壞處。“城堡”之外的人民誰還能夠信任“城堡”之內的官員呢？實際上，一旦開始修建“城堡”，最後的結局就會是可以預見的了。一旦人民開始“圍城”，最堅固的“城堡”屆時也會變得不堪一擊。
“城堡政治”必然導致執政黨黨政官員的“消極腐敗”。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當代，執政黨領導層一再強調“腐敗要亡黨亡國”的道理，但是腐敗現象不僅沒有得到遏製，反而在變本加厲。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黨政官員腐敗的數量也經常超出人們的想像力。為什麽會這樣？道理很簡單，因為把人民排除在反腐敗之外，反腐敗僅僅局限於體製內。這些年來，有關方麵已經在內部製約、反腐敗方麵做了無數的嚐試，但大多事倍功半，甚至是不得要領。要有效地反腐敗，政治和行政過程就必須向人民開放，讓人民來監督黨政官員。當然，開放政治過程並不是像一些人所說的實行選舉政治那麽簡單，很多具有選舉民主的國家的腐敗也依然非常嚴重。中國的選舉政治不可避免，也在做不同的嚐試，但要有效反腐敗，還需要其他方麵的製度建設，例如媒體開放、透明的預算製度，等等。也就是說，要建設很多正式的製度管道，讓人民來參與反腐敗。
一句話，隻有人民才能解除執政黨所麵臨的這些危機。如何解除？除了政治改革，沒有其他的選擇。不管接受與否，政治改革必然成為執政黨最大的政治。中共已經提出了“立黨為民”、“立黨為國”的理想目標，那麽如何來實現這個目標呢？既然是“為國”、“為民”，那麽就要把國家和人民作為主體。隻有這樣，執政黨官員才能超越自身利益，重建和人民的關聯，在和人民的互動過程中獲取永無止境的動力，在和人民的永恆的行動過程中長期執政，從而實現長治久安。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1年7月5日
中共黨政官員的“城堡政治”
更為糟糕的是，“脫離群眾”已經造就了黨政官員的“城堡政治”了。就是說，他們把自己和社會切割開來，把自己關在“城堡”裏麵，用各種方式（例如強化維穩機製、構造各種各樣的特供係統等）為自己構造一個“安全”的“城堡”。很多幹部官員享受著由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一切好處，但又通過“城堡政治”“豁免”市場經濟所能帶來的一切壞處。“城堡”之外的人民誰還能夠信任“城堡”之內的官員呢？實際上，一旦開始修建“城堡”，最後的結局就會是可以預見的了。一旦人民開始“圍城”，最堅固的“城堡”屆時也會變得不堪一擊。
“城堡政治”必然導致執政黨黨政官員的“消極腐敗”。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當代，執政黨領導層一再強調“腐敗要亡黨亡國”的道理，但是腐敗現象不僅沒有得到遏製，反而在變本加厲。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黨政官員腐敗的數量也經常超出人們的想像力。為什麽會這樣？道理很簡單，因為把人民排除在反腐敗之外，反腐敗僅僅局限於體製內。這些年來，有關方麵已經在內部製約、反腐敗方麵做了無數的嚐試，但大多事倍功半，甚至是不得要領。要有效地反腐敗，政治和行政過程就必須向人民開放，讓人民來監督黨政官員。當然，開放政治過程並不是像一些人所說的實行選舉政治那麽簡單，很多具有選舉民主的國家的腐敗也依然非常嚴重。中國的選舉政治不可避免，也在做不同的嚐試，但要有效反腐敗，還需要其他方麵的製度建設，例如媒體開放、透明的預算製度，等等。也就是說，要建設很多正式的製度管道，讓人民來參與反腐敗。
一句話，隻有人民才能解除執政黨所麵臨的這些危機。如何解除？除了政治改革，沒有其他的選擇。不管接受與否，政治改革必然成為執政黨最大的政治。中共已經提出了“立黨為民”、“立黨為國”的理想目標，那麽如何來實現這個目標呢？既然是“為國”、“為民”，那麽就要把國家和人民作為主體。隻有這樣，執政黨官員才能超越自身利益，重建和人民的關聯，在和人民的互動過程中獲取永無止境的動力，在和人民的永恆的行動過程中長期執政，從而實現長治久安。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1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