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要避免四個“危險”，中共最需要的是什麽呢？這是個關鍵問題。如果不知道“最需要的是什麽”，那麽即使具有清醒的問題意識，也不會導致行動。
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
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其實，任何政黨，如果要執政，就必須得到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如果要長期執政，那麽更需要人民。很顯然，胡錦濤所強調的四大“危險”的核心就是人民，也就是說，人民而不是黨本身，才是解決執政黨所麵臨的這些危險問題的根本。
人民本來就是中共的核心，這一點從中共誕生的那天起就已經非常清楚了，至少從理論上說是如此。即使是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義”，其核心也是人民。中山先生不滿於西方的政黨製度和利益集團製度，認為它們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因此，他提倡“天下為公”，這個“公”就是人民。不過，國民黨並沒有能夠實現中山先生的願望。在與共產黨的政治較量中，國民黨最終被共產黨所淘汰，這裏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民。當時的共產黨（作為一個非法的反對黨）能夠把以人民利益為核心的建國思想有效地傳達到人民並被人民所接受，也同樣有效地組織人民起來反對國民黨。而國民黨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人民的認同和支持，因為其實行的是精英政治，依靠的是地方精英人物。脫離人民一久，就會被人民所推翻，其實，這也正是中國數千年王朝更替的規律。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那一代的領導人把人民作為其取得政權、執政和發展的根本。眾所周知的毛澤東和黃炎培延安“窯洞之對”的核心便是人民，即毛澤東認為要跳出中國歷史上王朝更替規律的要素就是人民參與政治，即民主。人民的這一核心地位體現在執政黨所塑造的各種政治話語和所建設的製度中，如“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子弟兵”、“人民公僕”、“為人民服務”等等，不勝枚舉。從文字表達來看，如果說中共的執政話語和製度與其他國家有什麽不同，那就是在每一個政治概念和製度之前，都必須加上“人民”兩字。
如今界定執政黨話語和製度的“人民”兩字依舊，而且在近年來有強化使用的趨勢，但人民的地位去了哪裏？“人民”僅為裝飾之用嗎？不用否認，在一些執政黨幹部和官員那裏，“人民”僅僅是個裝飾，有的甚至連這個裝飾也不需要了。問題在於，人民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而且人民不樂意被視為裝飾品，人民需要名副其實，需要自己的政府、法院、公僕，等等。這種矛盾就直接導致了胡錦濤所指出的四大“危險”。
首先是執政黨黨員的“精神懈怠”。中共已經從成立之時的50多人發展到今天的8000多萬，但以什麽來凝聚全黨呢？如果是一盤散沙，那麽黨員的數量就沒有任何意義。無論中外，歷史地看，能夠凝聚一個政黨的就是該黨永無止境的行動。在任何國家，任何政治都是政黨政治，因此任何政黨都必須行動著。如果沒有行動，政黨必然從政治中出局。在中國更是如此，共產黨在過去九十年完成了三件大事情，表明中共是在行動中成長的。今天，盡管中國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力量，但中共是最重要的行動主體。中國的成敗取決於中共，而非其他任何政治力量。
改革永遠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盡管麵臨巨大的挑戰，但為什麽執政黨精神鬆懈？很簡單，執政黨缺少行動。在目前的環境中，這個行動就是改革。執政黨要在改革中形成共識，凝聚共識，改革就是執政黨永遠的行動定位。並且，中共作為唯一的執政黨，改革永遠不會有結束的那一天；同時，改革也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須做的事情，是一個永遠不能停下來的過程。目前的困局就是一些黨政官員隻知道“不做什麽”或“什麽不能做”，而不知道“做什麽”和“如何做”。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理解執政黨沒有行動、“精神懈怠”的現象。不過，也很顯然，沒有一個政黨能夠躺在過去的成績上而不敗的，沒有行動就等於坐以待斃。
為什麽要改革？改革就是要增進人民的利益。增進人民的利益是執政黨最大的利益，因為隻有這樣，執政黨才能為人民所接受和支持。更為重要的是，改革的能力也來自人民。執政黨“能力不足”這一危險的根本原因在於其脫離了人民。一旦和人民脫離，其能力必然不足。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需要上說，共產黨都宣稱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產黨不是既得利益，但實際運作過程中則不然，很多黨政官員經常和人民爭權爭利，呈現給人民的是十足的利益導向行為。盡管中共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但仍然停留在行政黨的狀態。很少有人去做執政黨應當做的事情，即政治，而誰都想擠占行政權力，因為行政權力能夠為他們帶來莫大的利益。黨政官員在與民爭權、爭利方麵能力十足，這必然導致他們的執政能力不足。很簡單，這樣做把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麵，人民必然把他們視為異己。政府和人民一旦對立，執政能力就無從談起。如果黨政官員是為民而謀權謀利，還會出現能力不足的情況嗎？
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
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中共最需要的是人民。其實，任何政黨，如果要執政，就必須得到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如果要長期執政，那麽更需要人民。很顯然，胡錦濤所強調的四大“危險”的核心就是人民，也就是說，人民而不是黨本身，才是解決執政黨所麵臨的這些危險問題的根本。
人民本來就是中共的核心，這一點從中共誕生的那天起就已經非常清楚了，至少從理論上說是如此。即使是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義”，其核心也是人民。中山先生不滿於西方的政黨製度和利益集團製度，認為它們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因此，他提倡“天下為公”，這個“公”就是人民。不過，國民黨並沒有能夠實現中山先生的願望。在與共產黨的政治較量中，國民黨最終被共產黨所淘汰，這裏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民。當時的共產黨（作為一個非法的反對黨）能夠把以人民利益為核心的建國思想有效地傳達到人民並被人民所接受，也同樣有效地組織人民起來反對國民黨。而國民黨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人民的認同和支持，因為其實行的是精英政治，依靠的是地方精英人物。脫離人民一久，就會被人民所推翻，其實，這也正是中國數千年王朝更替的規律。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那一代的領導人把人民作為其取得政權、執政和發展的根本。眾所周知的毛澤東和黃炎培延安“窯洞之對”的核心便是人民，即毛澤東認為要跳出中國歷史上王朝更替規律的要素就是人民參與政治，即民主。人民的這一核心地位體現在執政黨所塑造的各種政治話語和所建設的製度中，如“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子弟兵”、“人民公僕”、“為人民服務”等等，不勝枚舉。從文字表達來看，如果說中共的執政話語和製度與其他國家有什麽不同，那就是在每一個政治概念和製度之前，都必須加上“人民”兩字。
如今界定執政黨話語和製度的“人民”兩字依舊，而且在近年來有強化使用的趨勢，但人民的地位去了哪裏？“人民”僅為裝飾之用嗎？不用否認，在一些執政黨幹部和官員那裏，“人民”僅僅是個裝飾，有的甚至連這個裝飾也不需要了。問題在於，人民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而且人民不樂意被視為裝飾品，人民需要名副其實，需要自己的政府、法院、公僕，等等。這種矛盾就直接導致了胡錦濤所指出的四大“危險”。
首先是執政黨黨員的“精神懈怠”。中共已經從成立之時的50多人發展到今天的8000多萬，但以什麽來凝聚全黨呢？如果是一盤散沙，那麽黨員的數量就沒有任何意義。無論中外，歷史地看，能夠凝聚一個政黨的就是該黨永無止境的行動。在任何國家，任何政治都是政黨政治，因此任何政黨都必須行動著。如果沒有行動，政黨必然從政治中出局。在中國更是如此，共產黨在過去九十年完成了三件大事情，表明中共是在行動中成長的。今天，盡管中國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力量，但中共是最重要的行動主體。中國的成敗取決於中共，而非其他任何政治力量。
改革永遠不會有結束的一天
盡管麵臨巨大的挑戰，但為什麽執政黨精神鬆懈？很簡單，執政黨缺少行動。在目前的環境中，這個行動就是改革。執政黨要在改革中形成共識，凝聚共識，改革就是執政黨永遠的行動定位。並且，中共作為唯一的執政黨，改革永遠不會有結束的那一天；同時，改革也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須做的事情，是一個永遠不能停下來的過程。目前的困局就是一些黨政官員隻知道“不做什麽”或“什麽不能做”，而不知道“做什麽”和“如何做”。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理解執政黨沒有行動、“精神懈怠”的現象。不過，也很顯然，沒有一個政黨能夠躺在過去的成績上而不敗的，沒有行動就等於坐以待斃。
為什麽要改革？改革就是要增進人民的利益。增進人民的利益是執政黨最大的利益，因為隻有這樣，執政黨才能為人民所接受和支持。更為重要的是，改革的能力也來自人民。執政黨“能力不足”這一危險的根本原因在於其脫離了人民。一旦和人民脫離，其能力必然不足。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際需要上說，共產黨都宣稱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產黨不是既得利益，但實際運作過程中則不然，很多黨政官員經常和人民爭權爭利，呈現給人民的是十足的利益導向行為。盡管中共在很多年前就提出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但仍然停留在行政黨的狀態。很少有人去做執政黨應當做的事情，即政治，而誰都想擠占行政權力，因為行政權力能夠為他們帶來莫大的利益。黨政官員在與民爭權、爭利方麵能力十足，這必然導致他們的執政能力不足。很簡單，這樣做把人民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麵，人民必然把他們視為異己。政府和人民一旦對立，執政能力就無從談起。如果黨政官員是為民而謀權謀利，還會出現能力不足的情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