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聯合早報》2006年9月12日
中國要明確政治改革“路線圖”
毫無疑問，中國政治改革的內外部壓力正在迅速增加。就內部來說，中國的社會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經濟基礎變化了，政治上層建築也必須跟著變化。這個說法在當今社會還是真理。歷史上，許許多多政權就是因為不能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最終導致解體。在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就是改造現行的政治體製，不僅使之能夠適應新的社會經濟形勢，更為重要的是強化現行政治體製的能力，以繼續引導或者領導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後一點，中共和世界上其他很多政黨不同。在民主國家，政黨往往通過選舉得到統治權，就是說選票是政黨的合法性基礎；而在中國，共產黨是通過領導社會經濟的發展，通過為民眾提供福利和服務來取得合法性的。中共麵臨的一大挑戰就是如何在新的社會經濟形勢下更新自身的執政能力。這顯然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
此外，盡管很多年來中共採取了很多反腐敗措施，但是黨政幹部的腐敗依然嚴重。如果腐敗不能得到遏製，共產黨的實際執政能力及其內外合法性基礎都會受到負麵的影響。如何從製度上遏製腐敗也是政治改革的問題。沒有體製上的革新，腐敗難以根除。在這一點上，中共黨內應當說已經有了足夠的共識。
有改革路線圖壓力會小得多
外部的壓力也在迅速增加。這裏又有幾個主要的因素。首先是西方世界在中國的巨大利益。經過數十年的開放政策，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係中的重要一環。一旦中國內部出了問題，全球經濟體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響。全球資本對中國的政治具有兩麵性：一方麵，全球資本進入中國，在促進中國內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促使中國和外在世界整合和相互依賴；另一方麵，全球資本也會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提出自身的要求，要求中國政治朝著他們認為“正確”的方向發展。最近幾年來，西方流行的所謂的“中國不確定論”就反映了資本對中國內部政治變化的關切。
外在的壓力也表現在歐美領導層的變化上。在美國，如果民主黨上台，其對華關係的重點必然會轉移到貿易，並且會把人權、民主和貿易聯繫起來。但即使共和黨繼續執政，美國政府也不會忽視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由於中國缺少美國政治人物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很多經濟貿易甚至戰略問題很容易被政治化。歐洲也有類似的情況。德國、法國和英國的領導層都已經發生了變化，環保、人權和民主在這些國家的對華貿易中會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應當指出的是，正是因為中國和全球經濟體之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互相依賴程度，西方國家相信他們有能力來影響中國的政治發展方向。
在今天的全球經濟體的主要成員國中，中國似乎是唯一一個未進行民主化的大國。盡管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也不時地對俄羅斯表現出不滿，但俄羅斯畢竟已經民主化，俄羅斯所需要的隻是改善其民主的品質。這種情況對中國顯然也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如何應對可能來自於民主國家個別的或者是集體的壓力？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這對中國會是個挑戰。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並非沒有政治改革，這方麵實際上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尤其在機構改革、法製和公務員製度建設等方麵，隻不過中國的政治改革並不是西方世界所定義的那種。西方對中國政治變化的不理解從一個側麵表明，中國在政治改革方麵沒有自身的“話語權”，至少是缺乏西方可以理解的“話語”。這說明，中國需要確立麵向國際社會的政治改革“話語”，至少必須說明為什麽到現在為止的這些改革是與中國最終的民主化相關的。無論是機構改革還是法製建設，都是現代國家建設的一部分。中國不僅要發展民主，更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製度是民主的製度基礎。
應強調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
無論內外部，人們對中國政治改革的不解在於，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一張政治發展的路線圖。所謂的路線圖，簡單地說，就是要確立類似於孫中山先生從前所強調過的政治發展階段論。當然，時代變了，不可能再去重複孫中山先生的階段論。但是如果中國能夠呈現這樣一張路線圖，那麽各方麵對中國政治變化的理解就會容易得多，中國所麵臨的壓力也會小得多。
因為中國的民主是發展中的民主，繪製這樣一張路線圖並非不可能。筆者在各個場合強調，中國的改革實踐已經表明中國的改革是可以分階段進行的。改革大體可分為經濟、社會和政治三方麵，但在各個階段，改革的重點可以是不同的。中國改革的第一個階段，可以說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經濟改革是主體改革。在經濟改革為主體的階段，中國也進行了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不過社會和政治改革是輔助性的，是為了支持經濟改革。
在第二個階段，即自十六大以來，社會改革已經逐漸成為主體改革。社會改革一方麵是為了消化由經濟改革帶來的負麵效應，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深化經濟改革。而社會改革也要求政治改革，沒有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就很難推行下去。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社會改革一直會是中國的主體改革。在社會改革基本完成之後，中國才會進入一個以政治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政治民主才會有堅實的基礎。這個邏輯既符合中國國情，也符合西方民主發展的邏輯。
中國要明確政治改革“路線圖”
毫無疑問，中國政治改革的內外部壓力正在迅速增加。就內部來說，中國的社會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經濟基礎變化了，政治上層建築也必須跟著變化。這個說法在當今社會還是真理。歷史上，許許多多政權就是因為不能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最終導致解體。在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就是改造現行的政治體製，不僅使之能夠適應新的社會經濟形勢，更為重要的是強化現行政治體製的能力，以繼續引導或者領導社會經濟的發展。這後一點，中共和世界上其他很多政黨不同。在民主國家，政黨往往通過選舉得到統治權，就是說選票是政黨的合法性基礎；而在中國，共產黨是通過領導社會經濟的發展，通過為民眾提供福利和服務來取得合法性的。中共麵臨的一大挑戰就是如何在新的社會經濟形勢下更新自身的執政能力。這顯然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
此外，盡管很多年來中共採取了很多反腐敗措施，但是黨政幹部的腐敗依然嚴重。如果腐敗不能得到遏製，共產黨的實際執政能力及其內外合法性基礎都會受到負麵的影響。如何從製度上遏製腐敗也是政治改革的問題。沒有體製上的革新，腐敗難以根除。在這一點上，中共黨內應當說已經有了足夠的共識。
有改革路線圖壓力會小得多
外部的壓力也在迅速增加。這裏又有幾個主要的因素。首先是西方世界在中國的巨大利益。經過數十年的開放政策，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係中的重要一環。一旦中國內部出了問題，全球經濟體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響。全球資本對中國的政治具有兩麵性：一方麵，全球資本進入中國，在促進中國內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促使中國和外在世界整合和相互依賴；另一方麵，全球資本也會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提出自身的要求，要求中國政治朝著他們認為“正確”的方向發展。最近幾年來，西方流行的所謂的“中國不確定論”就反映了資本對中國內部政治變化的關切。
外在的壓力也表現在歐美領導層的變化上。在美國，如果民主黨上台，其對華關係的重點必然會轉移到貿易，並且會把人權、民主和貿易聯繫起來。但即使共和黨繼續執政，美國政府也不會忽視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由於中國缺少美國政治人物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很多經濟貿易甚至戰略問題很容易被政治化。歐洲也有類似的情況。德國、法國和英國的領導層都已經發生了變化，環保、人權和民主在這些國家的對華貿易中會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應當指出的是，正是因為中國和全球經濟體之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互相依賴程度，西方國家相信他們有能力來影響中國的政治發展方向。
在今天的全球經濟體的主要成員國中，中國似乎是唯一一個未進行民主化的大國。盡管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也不時地對俄羅斯表現出不滿，但俄羅斯畢竟已經民主化，俄羅斯所需要的隻是改善其民主的品質。這種情況對中國顯然也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如何應對可能來自於民主國家個別的或者是集體的壓力？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這對中國會是個挑戰。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並非沒有政治改革，這方麵實際上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尤其在機構改革、法製和公務員製度建設等方麵，隻不過中國的政治改革並不是西方世界所定義的那種。西方對中國政治變化的不理解從一個側麵表明，中國在政治改革方麵沒有自身的“話語權”，至少是缺乏西方可以理解的“話語”。這說明，中國需要確立麵向國際社會的政治改革“話語”，至少必須說明為什麽到現在為止的這些改革是與中國最終的民主化相關的。無論是機構改革還是法製建設，都是現代國家建設的一部分。中國不僅要發展民主，更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製度是民主的製度基礎。
應強調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
無論內外部，人們對中國政治改革的不解在於，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一張政治發展的路線圖。所謂的路線圖，簡單地說，就是要確立類似於孫中山先生從前所強調過的政治發展階段論。當然，時代變了，不可能再去重複孫中山先生的階段論。但是如果中國能夠呈現這樣一張路線圖，那麽各方麵對中國政治變化的理解就會容易得多，中國所麵臨的壓力也會小得多。
因為中國的民主是發展中的民主，繪製這樣一張路線圖並非不可能。筆者在各個場合強調，中國的改革實踐已經表明中國的改革是可以分階段進行的。改革大體可分為經濟、社會和政治三方麵，但在各個階段，改革的重點可以是不同的。中國改革的第一個階段，可以說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經濟改革是主體改革。在經濟改革為主體的階段，中國也進行了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不過社會和政治改革是輔助性的，是為了支持經濟改革。
在第二個階段，即自十六大以來，社會改革已經逐漸成為主體改革。社會改革一方麵是為了消化由經濟改革帶來的負麵效應，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深化經濟改革。而社會改革也要求政治改革，沒有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就很難推行下去。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社會改革一直會是中國的主體改革。在社會改革基本完成之後，中國才會進入一個以政治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政治民主才會有堅實的基礎。這個邏輯既符合中國國情，也符合西方民主發展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