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製度的巨大變化
很顯然，如果從西方多黨民主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政治製度確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應當指出的是，正是從這一西方觀點出發，很多觀察家並不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過任何有意義的政治改革。
事實情況怎樣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製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隻不過這些變化並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們評價如何，正是這些政治製度上的變化，使得中國有能力適應和消化社會經濟變革以及轉型所帶來的各種變化。
那麽，中國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政治製度呢？官方的意識形態並不能幫助人們獲得有關中國政治製度的實質性的知識，一切要從中國政治製度的實際行為出發。因為政黨製度是中國政治製度的核心，人們進而要從認識這一政黨製度入手。
簡單地說，中國已經演變成為一種一黨主導下的開放型政黨製度。第一是開放。開放最重要，任何一個政治製度，如果不開放，就必然表現為排他性和封閉性。隻有開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開放性，在西方是通過外部多元主義，即多黨政治來實現的。理論上說，每一種利益都能夠找到代表其利益的政黨。在中國，因為沒有多黨政治，不同利益是依靠內部多元主義來實現的。內部多元主義表明了政黨的開放性。社會上產生了不同的利益，執政黨就向它們開放，把他們吸納到政權裏麵，通過利益的協調來實現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來致力於從一個革命性政黨轉型成為執政黨。在革命期間，政黨要強調依靠一些特定的階級和階層，但作為執政黨，它必須依靠所有的階級和階層，才能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中共的轉型不可說不快。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中共成功地解決了民營企業家加入執政黨、進入政治過程的問題。麵臨迅速崛起的社會組織和新興社會力量，執政黨現在又開始強調社會管理，致力於通過吸納更多的社會力量來擴展執政的基礎。隨著社會基礎的擴大，黨內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長。這就是這些年來執政黨在不斷強調黨內民主重要性，並尋找多種形式的黨內民主的原因。
這種內部多元主義基礎上的政治開放性，其有效性並不比其他任何製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無外部多元主義，也無內部多元主義，多數政權表現為封閉性，由一個家族（君主政權）或者少數幾個家族長期壟斷政權，統治國家。即使在民主國家，如英國、美國和日本，國家政權也經常被幾個政治大家族所壟斷。從統計學角度來看，從社會底層進入政治領域的人數，中國遠遠超過民主國家。共產黨統治不是家族統治，這使得共產黨更具有群眾性。
第二，同樣重要的是中國解決了精英階層更替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說，西方民主的本質是通過定期的選舉，解決政治精英的變更。在民主政治產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權更替過程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這種情形在中國傳統社會也存在了數千年，所謂的“革命”就是“改朝換代”的意思。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國拒絕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經發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製度。
這要歸功於鄧小平。鄧小平確立了兩種相關的製度：一是領導人退出製度，即退休製度；二是人才錄用製度，從社會的各個領域錄用人才。現在這個製度從基層到最高領導層已經高度製度化。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年齡的限製（即任何一個領導人一旦到了規定的年齡，就必須從相應的職位上退下來），各個階層精英更替的速度，不是其他任何一個製度所能比擬的，包括民主製度。盡管年齡規定的“一刀切”製度在外界看來，甚至已經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確產生了諸多積極的政治效果。
這個體製的優勢是很顯然的。首先，它避免了個人專製。可以從兩個層麵來理解。一是內部多元主義所形成的“黨內民主”，或者黨內集體領導製度。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製衡，遠比民主國家厲害。在美國，一旦當選總統，經常擁有“帝王般”的權力；而中國領導層中，在強人政治時代過去之後，再也難以出現這種“帝王般”的權力者了。二是限任製。現在一般情況下，領導層包括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和其他重要職位，至多是兩個任期，即十年，這和西方的總統製並沒有什麽區別。很顯然，限任製是對個人專製的一種有效製度製約。就是說，中國盡管沒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樣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來保證不會出現個人專製。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現象就是個人專製，無論是君主製國家還是具有現代政黨製度的國家。當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統治一個國家數十年的時候，就會弊端叢生，令社會不可忍受。
中國政治製度具有強大動員能力
其次，中國的政治體製使得政治更新異常迅速，政治能夠有效反映代際的、因此也是利益的變化。較之其他任何政體，中國政治體係的一個顯著現象就是官員流動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官員離開其任職的崗位，也有同樣多的官員進入這些崗位。這種快速的流動盡管也出現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認的是，它能夠更加有效地反映時代的變化。
第三，中國的政治製度具有強大的政策動員能力，從而促成政策的及時變化。從理論上說，多黨製國家政策變化的阻力應當比一黨製國家的為少，因為政策可以隨著政黨的輪替而變化。但事實上不是這樣。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無論是西方發達的民主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反對黨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忠誠”的反對黨，而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這樣的情況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政策變化非常困難。
很顯然，如果從西方多黨民主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政治製度確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應當指出的是，正是從這一西方觀點出發，很多觀察家並不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過任何有意義的政治改革。
事實情況怎樣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製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隻不過這些變化並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們評價如何，正是這些政治製度上的變化，使得中國有能力適應和消化社會經濟變革以及轉型所帶來的各種變化。
那麽，中國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政治製度呢？官方的意識形態並不能幫助人們獲得有關中國政治製度的實質性的知識，一切要從中國政治製度的實際行為出發。因為政黨製度是中國政治製度的核心，人們進而要從認識這一政黨製度入手。
簡單地說，中國已經演變成為一種一黨主導下的開放型政黨製度。第一是開放。開放最重要，任何一個政治製度，如果不開放，就必然表現為排他性和封閉性。隻有開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開放性，在西方是通過外部多元主義，即多黨政治來實現的。理論上說，每一種利益都能夠找到代表其利益的政黨。在中國，因為沒有多黨政治，不同利益是依靠內部多元主義來實現的。內部多元主義表明了政黨的開放性。社會上產生了不同的利益，執政黨就向它們開放，把他們吸納到政權裏麵，通過利益的協調來實現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來致力於從一個革命性政黨轉型成為執政黨。在革命期間，政黨要強調依靠一些特定的階級和階層，但作為執政黨，它必須依靠所有的階級和階層，才能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中共的轉型不可說不快。上個世紀90年代，隨著民營企業的崛起，中共成功地解決了民營企業家加入執政黨、進入政治過程的問題。麵臨迅速崛起的社會組織和新興社會力量，執政黨現在又開始強調社會管理，致力於通過吸納更多的社會力量來擴展執政的基礎。隨著社會基礎的擴大，黨內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長。這就是這些年來執政黨在不斷強調黨內民主重要性，並尋找多種形式的黨內民主的原因。
這種內部多元主義基礎上的政治開放性，其有效性並不比其他任何製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無外部多元主義，也無內部多元主義，多數政權表現為封閉性，由一個家族（君主政權）或者少數幾個家族長期壟斷政權，統治國家。即使在民主國家，如英國、美國和日本，國家政權也經常被幾個政治大家族所壟斷。從統計學角度來看，從社會底層進入政治領域的人數，中國遠遠超過民主國家。共產黨統治不是家族統治，這使得共產黨更具有群眾性。
第二，同樣重要的是中國解決了精英階層更替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說，西方民主的本質是通過定期的選舉，解決政治精英的變更。在民主政治產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權更替過程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這種情形在中國傳統社會也存在了數千年，所謂的“革命”就是“改朝換代”的意思。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國拒絕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經發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製度。
這要歸功於鄧小平。鄧小平確立了兩種相關的製度：一是領導人退出製度，即退休製度；二是人才錄用製度，從社會的各個領域錄用人才。現在這個製度從基層到最高領導層已經高度製度化。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年齡的限製（即任何一個領導人一旦到了規定的年齡，就必須從相應的職位上退下來），各個階層精英更替的速度，不是其他任何一個製度所能比擬的，包括民主製度。盡管年齡規定的“一刀切”製度在外界看來，甚至已經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確產生了諸多積極的政治效果。
這個體製的優勢是很顯然的。首先，它避免了個人專製。可以從兩個層麵來理解。一是內部多元主義所形成的“黨內民主”，或者黨內集體領導製度。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製衡，遠比民主國家厲害。在美國，一旦當選總統，經常擁有“帝王般”的權力；而中國領導層中，在強人政治時代過去之後，再也難以出現這種“帝王般”的權力者了。二是限任製。現在一般情況下，領導層包括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和其他重要職位，至多是兩個任期，即十年，這和西方的總統製並沒有什麽區別。很顯然，限任製是對個人專製的一種有效製度製約。就是說，中國盡管沒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樣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來保證不會出現個人專製。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現象就是個人專製，無論是君主製國家還是具有現代政黨製度的國家。當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統治一個國家數十年的時候，就會弊端叢生，令社會不可忍受。
中國政治製度具有強大動員能力
其次，中國的政治體製使得政治更新異常迅速，政治能夠有效反映代際的、因此也是利益的變化。較之其他任何政體，中國政治體係的一個顯著現象就是官員流動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官員離開其任職的崗位，也有同樣多的官員進入這些崗位。這種快速的流動盡管也出現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認的是，它能夠更加有效地反映時代的變化。
第三，中國的政治製度具有強大的政策動員能力，從而促成政策的及時變化。從理論上說，多黨製國家政策變化的阻力應當比一黨製國家的為少，因為政策可以隨著政黨的輪替而變化。但事實上不是這樣。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無論是西方發達的民主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反對黨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忠誠”的反對黨，而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這樣的情況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政策變化非常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