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執政黨要維持其改革的主體地位，首要的任務就是要做好黨內民主，通過黨內民主確立黨的領導集體在全黨的權威，確立黨中央對各級黨組織的權威，確立黨本身對社會的權威。
如何推進黨內民主？黨內民主的主體是黨內競爭。在這方麵，中共十三大做了一些嚐試（主要是差額選舉），十七大則已經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黨內競爭引入到對未來領導層的選拔中。同時，這些年各級黨組織也在加大黨內競爭的廣度和力度。但為什麽黨內競爭伴隨著黨內不團結的現象呢？黨內很多人往往是因為“不服氣”而走向不團結的。
如果說黨內競爭不可避免，那麽競爭規則的確立是重中之重。競爭的規則必須公正和透明。沒有明文的競爭規則，潛規則就會大行其道。當潛規則主導政治競爭時，民主就會被濫用。如果民主被濫用，黨內競爭不僅會導致黨內的不團結，更會弱化執政黨的整體能力，從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風險。
最大的敵人往往是自己
在這些方麵，有很多的歷史經驗教訓。例如，人們可以從蘇聯、東歐共產黨的解體中學到很多。蘇東共產黨曾經一度強大，因為缺少黨內改革，這些黨最後實際上變成了封閉的官僚利益集團，與整個社會相對立。另一方麵，當黨內的改革派發動改革時，黨內又不存在民主機製。當黨本身對改革沒有共識，或者黨內改革阻力過大的時候，改革派的改革勢必造成黨內的嚴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蘇東的共產黨是自己打敗了自己，自己推翻了自己。實際上，對共產黨體製以及其他一黨執政或一黨獨大體製來說，最大的敵人往往是自己。
中國本身也有這方麵的經驗教訓。1989年六四事件也具有黨內不團結的背景。黨內的腐敗導致了大規模的社會抗議運動，而黨內民主的不健全又造成了黨內的不團結甚至分裂。
很多年裏，中共一直在強調執政黨建設，希望藉此達到長期執政的目標。同時，執政黨也提出了“執政為民”的理念，來解決執政黨和社會隔離起來的問題。可以說，黨建原則和黨建的目標已經確立，無論是執政黨自身還是社會對此都有很高的認同，但問題是如何把原則細化為具體的政策和製度建設。中國是個轉型社會，轉型期本身就充滿著很大不確定性。執政黨對轉型期的確定性負有最主要的責任，而要擔負起社會轉型的確定性，執政黨自身就必須首先具有確定性。政治安全問題無疑是執政黨確定性的核心。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0年1月26日
中國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轉型，中國也必須加快民主化進程。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和一個日益開放的社會，要求一種同樣開放的政治體製，這就是中國民主化的動力。從歷史經驗看，任何一個社會，當其社會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必然產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發生的歐洲是這樣，在後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從這個角度來說，民主具有普世性。民主政治首先發生在西方，然後傳播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但這並不是說，民主屬於西方。
民主化必須推進，但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並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後發展中國家的通病，是這些國家難以發展有效和高質量民主的一個主要根源。在當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所追求的政治發展目標。在這些國家，無論是社會精英還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問題，首先總想到民主，以為民主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不難觀察到，在後發展中社會，人們往往把西方社會的政治發展史，理解成為一部民主化的歷史，同時把一切美好的價值和民主聯繫起來，以為民主能夠幫助實現各種期望的價值。（很長時間以來，西方社會產生了大量的從民主化視角來透視西方歷史的文獻，這個事實也強化了後發展中國家人們對西方民主的看法。）
很多價值並非要通過民主來實現
不可否認，民主製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製度安排，民主化也貫穿了近代西方歷史。正因為這樣，西方民主也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所學習。但是把所有好的價值和民主聯繫起來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體現的價值，例如自治、分權和社會參與，也體現在其他製度安排上了。甚至在西方，這些價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體現在其他製度安排上，或者說這些（其他）製度的存在推動了西方的民主化過程。
（在西方民主文獻中，這些其他製度被歸結為“傳統文化”。）中國傳統的製度安排，實際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些價值，尤其是分權。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人們所追求的很多價值，通過非民主的製度安排也是可以實現的。當然，不能把“非民主政體”解讀成為“專製政體”。把人類政治史簡單地歸納為“民主”和“專製”不符合歷史事實。很多製度安排是技術性和中性的，並不能用“民主”和“專製”這樣具有高度意識形態和道德的概念來解釋。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非民主政體，都需要這些中性的製度安排，沒有這些製度安排，就不能成為（近）現代國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麵的成就也並非用民主政治就能解釋的。例如，很多西方學者發現，西方民族主權國家的形成和戰爭分不開，西方的工業、產業和商業組織文明是工業化的產物。即使在政治社會製度方麵，近代國家的一些基本製度也已經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來了。盡管人們不能低估民主化對這些製度的影響（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但很多製度的產生，和民主化並沒有什麽有機的關聯。
如何推進黨內民主？黨內民主的主體是黨內競爭。在這方麵，中共十三大做了一些嚐試（主要是差額選舉），十七大則已經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即把黨內競爭引入到對未來領導層的選拔中。同時，這些年各級黨組織也在加大黨內競爭的廣度和力度。但為什麽黨內競爭伴隨著黨內不團結的現象呢？黨內很多人往往是因為“不服氣”而走向不團結的。
如果說黨內競爭不可避免，那麽競爭規則的確立是重中之重。競爭的規則必須公正和透明。沒有明文的競爭規則，潛規則就會大行其道。當潛規則主導政治競爭時，民主就會被濫用。如果民主被濫用，黨內競爭不僅會導致黨內的不團結，更會弱化執政黨的整體能力，從而增加政治安全的風險。
最大的敵人往往是自己
在這些方麵，有很多的歷史經驗教訓。例如，人們可以從蘇聯、東歐共產黨的解體中學到很多。蘇東共產黨曾經一度強大，因為缺少黨內改革，這些黨最後實際上變成了封閉的官僚利益集團，與整個社會相對立。另一方麵，當黨內的改革派發動改革時，黨內又不存在民主機製。當黨本身對改革沒有共識，或者黨內改革阻力過大的時候，改革派的改革勢必造成黨內的嚴重分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蘇東的共產黨是自己打敗了自己，自己推翻了自己。實際上，對共產黨體製以及其他一黨執政或一黨獨大體製來說，最大的敵人往往是自己。
中國本身也有這方麵的經驗教訓。1989年六四事件也具有黨內不團結的背景。黨內的腐敗導致了大規模的社會抗議運動，而黨內民主的不健全又造成了黨內的不團結甚至分裂。
很多年裏，中共一直在強調執政黨建設，希望藉此達到長期執政的目標。同時，執政黨也提出了“執政為民”的理念，來解決執政黨和社會隔離起來的問題。可以說，黨建原則和黨建的目標已經確立，無論是執政黨自身還是社會對此都有很高的認同，但問題是如何把原則細化為具體的政策和製度建設。中國是個轉型社會，轉型期本身就充滿著很大不確定性。執政黨對轉型期的確定性負有最主要的責任，而要擔負起社會轉型的確定性，執政黨自身就必須首先具有確定性。政治安全問題無疑是執政黨確定性的核心。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0年1月26日
中國的民主化及其限度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轉型，中國也必須加快民主化進程。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和一個日益開放的社會，要求一種同樣開放的政治體製，這就是中國民主化的動力。從歷史經驗看，任何一個社會，當其社會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必然產生民主化的要求。在民主先發生的歐洲是這樣，在後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從這個角度來說，民主具有普世性。民主政治首先發生在西方，然後傳播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但這並不是說，民主屬於西方。
民主化必須推進，但民主化是有限度的，泛民主化並不可取。泛民主化是後發展中國家的通病，是這些國家難以發展有效和高質量民主的一個主要根源。在當代世界，民主化往往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所追求的政治發展目標。在這些國家，無論是社會精英還是政治人物，一旦遇到問題，首先總想到民主，以為民主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不難觀察到，在後發展中社會，人們往往把西方社會的政治發展史，理解成為一部民主化的歷史，同時把一切美好的價值和民主聯繫起來，以為民主能夠幫助實現各種期望的價值。（很長時間以來，西方社會產生了大量的從民主化視角來透視西方歷史的文獻，這個事實也強化了後發展中國家人們對西方民主的看法。）
很多價值並非要通過民主來實現
不可否認，民主製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製度安排，民主化也貫穿了近代西方歷史。正因為這樣，西方民主也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所學習。但是把所有好的價值和民主聯繫起來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體現的價值，例如自治、分權和社會參與，也體現在其他製度安排上了。甚至在西方，這些價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體現在其他製度安排上，或者說這些（其他）製度的存在推動了西方的民主化過程。
（在西方民主文獻中，這些其他製度被歸結為“傳統文化”。）中國傳統的製度安排，實際上也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些價值，尤其是分權。也就是說，從歷史上看，人們所追求的很多價值，通過非民主的製度安排也是可以實現的。當然，不能把“非民主政體”解讀成為“專製政體”。把人類政治史簡單地歸納為“民主”和“專製”不符合歷史事實。很多製度安排是技術性和中性的，並不能用“民主”和“專製”這樣具有高度意識形態和道德的概念來解釋。無論是民主政體還是非民主政體，都需要這些中性的製度安排，沒有這些製度安排，就不能成為（近）現代國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麵的成就也並非用民主政治就能解釋的。例如，很多西方學者發現，西方民族主權國家的形成和戰爭分不開，西方的工業、產業和商業組織文明是工業化的產物。即使在政治社會製度方麵，近代國家的一些基本製度也已經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來了。盡管人們不能低估民主化對這些製度的影響（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但很多製度的產生，和民主化並沒有什麽有機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