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會否認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性，無論是黨內民主還是黨外民主，無論是國家民主還是社會民主。也沒有人會否認新領導層有進行政治改革的強烈意願。這次“非典”事件的確說明了中國的政治不改革不行了。同時，“非典”事件也為政治改革提供了某種有利的條件。但是，改革的必要性和條件的具備並不意味著政治改革真的會到來，領導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來進行改革了。
要求中國民主化的呼聲，已經有二十幾年了；如果從五四運動算起的話，就有將近一個世紀了。現在不僅是中國人自己要求，連外國人也要求。當世界多數國家成為民主國家的時候，中國人當然也會要求民主。而對很多西方人而言，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推行民主，仍然是一種帶有激情的事業。民主如果不能在中國實現，就不能算西方民主的勝利。
但是想民主想得多了，很多人就對政治改革產生了臆想，總希望新領導人一上台就能進行政治改革，實現中國的民主化。他們總是忘記他們現在所提出的要求在幾十年前甚至上百年以前就已經提出了。人們不用去追溯久遠的過去就可以斷定，即使新領導層真的有“黨內民主”的改革思想，大凡也不會超過鄧小平和趙紫陽的改革思想。鄧小平1982年的那篇論述黨和國家領導體製的文章，迄今仍然是中共黨內最好的改革文章。要說黨內民主改革，當時的很多設想也是後人難以或者不敢提出的。
從鄧小平起，歷屆領導人沒有一位不談要搞黨內民主的。胡錦濤甚至以後的領導人也會繼續提到黨內民主。說得極端一些，隻要共產黨還存在，黨內民主的話語是不可少的。但是，說歸說，要取得具體的進展很難。正因為沒有進展或者很難有進展，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就成為一種官方的話語。這種話語權是非常必要的，它既可以幫助領導人樹立改革的形象，又可以向大眾表明執政黨是與時俱進的。
在政治改革方麵，中國的領導人不是沒有努力過。在黨內民主方麵，80年代中後期是最好的時期。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當時的總書記作了種種的努力，但是黨內民主沒有能夠搞起來，卻導致了社會民主的要求，最終發生了六四事件。從那以後，黨內民主說得多，做得少。直到今天也是這樣。
在社會民主方麵，執政黨也是在試驗的。80年代後期開始實行鄉村民主，讓農民自己來選擇村民委員會成員。90年代，領導人一直強調的就是基層民主。但是，一旦社會民主影響到執政黨的執政，就走到了頂點。幾年前，當四川的一個鄉和深圳的一個鎮開始鄉鎮長選舉試點的時候，很多人欣喜若狂，認為這才是中國國家民主的真正起點，民主可以從鄉鎮經過縣市一直達到中央。但是，多少年過去了，似乎沒有什麽動靜。官方不僅不鼓勵鄉鎮民主，從法律來說，鄉鎮長直選還是非法的！
社會民主沒有走通，現在再來試驗黨內民主？黨內民主可能要比社會民主難得多。在台灣，社會和國家都民主了，國民黨就是民主不了。隻是在李登輝搞垮了國民黨，國民黨變成了在野黨之後，才有了黨內民主，黨員才有權力選舉黨的主席及其他領導。
中國共產黨要生存，就要適應社會經濟的變遷，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但絕對不是外界所理解的黨內民主或者民主化。實際上，“三個代表”如果要實現，就要有黨內民主化，由不同社會階級選擇自己在黨內的代表。黨的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能夠讓執政黨的黨員來直接選舉嗎？這不是一個理想的問題，而是理想的現實操作性的問題。任何人可以提出這樣那樣的理想，但就是很少有政治操作性。對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太高了，以後的失望也會一樣大。看待政治，還是現實一些為好。
原刊於《信報》2003年6月18日
大民主、小民主和執政黨能力建設
中共中央四中全會把執政黨能力建設定為會議的主調。執政黨能力建設並非一個新鮮問題。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這個問題可說一直是中共領導層所麵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中共是唯一的執政黨，必須麵對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與時俱進，不斷進行執政能力的建設，否則就會出現政治大問題。
在這方麵，迄今為止，講得最好的還是鄧小平，他的那篇有關黨和國家領導體製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主題就是執政黨能力問題。他提出了諸多重要概念，如民主與法製、黨內民主與廢除領導人終身製，等等。最難能可貴的是，他是把這些問題放在政治改革的構架中來討論的，並非僅僅是黨本身的改革問題。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超越。1989年以後，高層實際上也在談執政黨問題，但沒有人能夠在政治改革的構架中來討論這個問題了。不過，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個代表”，這些也都是和執政黨能力建設有關的。
很顯然，一方麵由於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麵由於社會經濟層麵迅速而深刻的變化，執政黨能力建設已成為一個越來越困難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正如鄧小平當時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談民主。而民主，則又不可避免分為黨內民主和社會（黨外）民主兩個方麵。胡錦濤新領導層形成以來，黨內民主方麵有了很大的進展。例如，黨內監督製度得到了加強，選拔幹部方麵引進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現在又提出要用票決製來製衡黨政一把手中間盛行的腐敗問題。這個方向自然值得肯定。
要求中國民主化的呼聲，已經有二十幾年了；如果從五四運動算起的話，就有將近一個世紀了。現在不僅是中國人自己要求，連外國人也要求。當世界多數國家成為民主國家的時候，中國人當然也會要求民主。而對很多西方人而言，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推行民主，仍然是一種帶有激情的事業。民主如果不能在中國實現，就不能算西方民主的勝利。
但是想民主想得多了，很多人就對政治改革產生了臆想，總希望新領導人一上台就能進行政治改革，實現中國的民主化。他們總是忘記他們現在所提出的要求在幾十年前甚至上百年以前就已經提出了。人們不用去追溯久遠的過去就可以斷定，即使新領導層真的有“黨內民主”的改革思想，大凡也不會超過鄧小平和趙紫陽的改革思想。鄧小平1982年的那篇論述黨和國家領導體製的文章，迄今仍然是中共黨內最好的改革文章。要說黨內民主改革，當時的很多設想也是後人難以或者不敢提出的。
從鄧小平起，歷屆領導人沒有一位不談要搞黨內民主的。胡錦濤甚至以後的領導人也會繼續提到黨內民主。說得極端一些，隻要共產黨還存在，黨內民主的話語是不可少的。但是，說歸說，要取得具體的進展很難。正因為沒有進展或者很難有進展，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就成為一種官方的話語。這種話語權是非常必要的，它既可以幫助領導人樹立改革的形象，又可以向大眾表明執政黨是與時俱進的。
在政治改革方麵，中國的領導人不是沒有努力過。在黨內民主方麵，80年代中後期是最好的時期。在鄧小平的支持下，當時的總書記作了種種的努力，但是黨內民主沒有能夠搞起來，卻導致了社會民主的要求，最終發生了六四事件。從那以後，黨內民主說得多，做得少。直到今天也是這樣。
在社會民主方麵，執政黨也是在試驗的。80年代後期開始實行鄉村民主，讓農民自己來選擇村民委員會成員。90年代，領導人一直強調的就是基層民主。但是，一旦社會民主影響到執政黨的執政，就走到了頂點。幾年前，當四川的一個鄉和深圳的一個鎮開始鄉鎮長選舉試點的時候，很多人欣喜若狂，認為這才是中國國家民主的真正起點，民主可以從鄉鎮經過縣市一直達到中央。但是，多少年過去了，似乎沒有什麽動靜。官方不僅不鼓勵鄉鎮民主，從法律來說，鄉鎮長直選還是非法的！
社會民主沒有走通，現在再來試驗黨內民主？黨內民主可能要比社會民主難得多。在台灣，社會和國家都民主了，國民黨就是民主不了。隻是在李登輝搞垮了國民黨，國民黨變成了在野黨之後，才有了黨內民主，黨員才有權力選舉黨的主席及其他領導。
中國共產黨要生存，就要適應社會經濟的變遷，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但絕對不是外界所理解的黨內民主或者民主化。實際上，“三個代表”如果要實現，就要有黨內民主化，由不同社會階級選擇自己在黨內的代表。黨的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能夠讓執政黨的黨員來直接選舉嗎？這不是一個理想的問題，而是理想的現實操作性的問題。任何人可以提出這樣那樣的理想，但就是很少有政治操作性。對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太高了，以後的失望也會一樣大。看待政治，還是現實一些為好。
原刊於《信報》2003年6月18日
大民主、小民主和執政黨能力建設
中共中央四中全會把執政黨能力建設定為會議的主調。執政黨能力建設並非一個新鮮問題。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這個問題可說一直是中共領導層所麵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中共是唯一的執政黨，必須麵對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與時俱進，不斷進行執政能力的建設，否則就會出現政治大問題。
在這方麵，迄今為止，講得最好的還是鄧小平，他的那篇有關黨和國家領導體製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主題就是執政黨能力問題。他提出了諸多重要概念，如民主與法製、黨內民主與廢除領導人終身製，等等。最難能可貴的是，他是把這些問題放在政治改革的構架中來討論的，並非僅僅是黨本身的改革問題。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超越。1989年以後，高層實際上也在談執政黨問題，但沒有人能夠在政治改革的構架中來討論這個問題了。不過，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個代表”，這些也都是和執政黨能力建設有關的。
很顯然，一方麵由於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麵由於社會經濟層麵迅速而深刻的變化，執政黨能力建設已成為一個越來越困難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正如鄧小平當時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談民主。而民主，則又不可避免分為黨內民主和社會（黨外）民主兩個方麵。胡錦濤新領導層形成以來，黨內民主方麵有了很大的進展。例如，黨內監督製度得到了加強，選拔幹部方麵引進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現在又提出要用票決製來製衡黨政一把手中間盛行的腐敗問題。這個方向自然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