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各級政府之間、政府和社會之間的溝通存在著很大的問題。如同上訪製度的例子，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地方政府是不願意把負麵的信息向上級報告的，因為這會影響到上級對自己政績的評價。實際上，在中國的體製內，上級政府也不願意聽到來自下級的負麵信息。這樣，越來越多的問題一直在下麵累積著，直到遏製不住爆發出來。盡管現在有網際網路的作用，但網際網路更多的是一種城市現象，發生在廣大農村和小城鎮的事情很難通過網際網路形式表達出來。
基層政府和民眾關係緊張
更為重要的是群體事件中所表露出來的基層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因為地方政府往往用強製的手段來壓製或者解決問題，在很多地方，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程度。用“對立”狀態來描繪地方政權和民眾的關係更為貼切。
在中國的傳統中，文人或者智識階層在解決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矛盾過程中扮演著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於社會和皇權之間，既非完全屬於社會力量，也並不完全是皇權的代言人。在儒家的傳統裏，當文人作為皇權的一部分時，他們就要為社會著想；當他們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時，就要為皇權著想。這樣就在皇權和社會之間產生了一個中間地帶，很多問題就是在這個中間地帶消化掉的。在社會的基層，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為皇權效力，這就是傳統紳士階層的作用。天高皇帝遠，紳士階層的存在使得傳統中國社會的自治成為可能。
但同時，這也意味著文人和皇權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或者矛盾。在歷史上，如果文人被視為挑戰皇權，或者被視為站到了公開的對立麵，皇權就會用強力來鎮壓文人階層。但也有很多時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權力。如果兩者之間能夠保持一種均衡，那麽社會和政權就處於穩定狀態。而一旦當皇權徹底地把文人邊緣化，社會穩定甚至是政權的穩定就會成為大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經過各種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國傳統文人階層幾乎消失。改革開放後，文人被界定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文人階層異常活躍。但自90年代以來，通過政治的或者經濟的手段，文人階層很快被容納進政權體係，傳統文人和政權之間的“張力”或者“反對”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會的良心還存在嗎？
在過去很多年裏，有關部門也提倡社會科學為政府決策服務，但因為體製的製約，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會科學研究體製裏，從課題審查到經費分配，“政治上正確”是前提條件。從很大程度上說，在體製不改的情況下，國家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財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與文人階層的獨立性的衰落是同時進行的。在很多場合，這種支持不僅導致了一般意義上的經濟腐敗，更重要的是導致了專業精神的消失。歷史上，知識分子一直被視為社會的良心，但這個良心現在是否存在，可以爭論。不過，明確的是，這個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積極的回報了，更多的是麵臨有形或者無形的懲罰。
當文人階層消失之後，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黨政官僚體製了。在沒有強大的社會力量參與政治過程的情況下，官僚體製很難對付自身和社會之間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體製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權不能有效解決社會矛盾，表明地方政治權力出現了真空。
這就直接導致了武俠小說所描述的“俠義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會有很多種含義，但在一些時候，黑社會可以說是正常社會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種秩序，當前者失靈的時候，後者就跟隨而來。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於這些力量來解決問題，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麵。
中國基本上是一黨執政體製，或者說是一黨獨大體製。官方所定義的“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多黨合作製度”就其實質來說也是一種一黨獨大的製度。一黨執政體製和傳統皇權有很多相似之處，也就是說，如果這個體製要運轉有效，文人階層應當發揮積極的政治作用。毫無疑問，如何為文人階層的成長創造一個製度條件，如何重建中國的文人傳統，文人階層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個獨立的政治角色，這些都是中國政治發展過程中所麵臨的重要問題。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8年7月29日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國模式
新一波“黨內民主”政治改革？
最近，西方一些主流媒體報導，胡錦濤即將發表有關中國新領導層進行政治改革的講話，報導說胡錦濤將勾畫出十多年來中國最重要的以“黨內民主”為中心的政治改革計劃，準許黨內出現更多競爭，容許自由選舉，開放討論，等等。不過，一些報導也稱胡錦濤的計劃不見得會在黨內受到歡迎，因為既有保守派的反對，也有改革派的質疑。
實際上，自從“非典”爆發以來，無論是西方的中國觀察家還是中國國內知識分子，很多人都認為新領導層會進行政治改革。有人甚至認為即使新領導層沒有足夠的權力基礎，也完全可以利用這次“非典”事件來進行政治改革，從而鞏固權力。
基層政府和民眾關係緊張
更為重要的是群體事件中所表露出來的基層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緊張關係。因為地方政府往往用強製的手段來壓製或者解決問題，在很多地方，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程度。用“對立”狀態來描繪地方政權和民眾的關係更為貼切。
在中國的傳統中，文人或者智識階層在解決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矛盾過程中扮演著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文人居於社會和皇權之間，既非完全屬於社會力量，也並不完全是皇權的代言人。在儒家的傳統裏，當文人作為皇權的一部分時，他們就要為社會著想；當他們作為社會的一部分時，就要為皇權著想。這樣就在皇權和社會之間產生了一個中間地帶，很多問題就是在這個中間地帶消化掉的。在社會的基層，文人甚至完全代替政府治理地方，為皇權效力，這就是傳統紳士階層的作用。天高皇帝遠，紳士階層的存在使得傳統中國社會的自治成為可能。
但同時，這也意味著文人和皇權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或者矛盾。在歷史上，如果文人被視為挑戰皇權，或者被視為站到了公開的對立麵，皇權就會用強力來鎮壓文人階層。但也有很多時候，文人和皇帝共享權力。如果兩者之間能夠保持一種均衡，那麽社會和政權就處於穩定狀態。而一旦當皇權徹底地把文人邊緣化，社會穩定甚至是政權的穩定就會成為大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經過各種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國傳統文人階層幾乎消失。改革開放後，文人被界定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取得了合法性。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文人階層異常活躍。但自90年代以來，通過政治的或者經濟的手段，文人階層很快被容納進政權體係，傳統文人和政權之間的“張力”或者“反對”成分被有效消化。
社會的良心還存在嗎？
在過去很多年裏，有關部門也提倡社會科學為政府決策服務，但因為體製的製約，政策研究往往是投上所好。在社會科學研究體製裏，從課題審查到經費分配，“政治上正確”是前提條件。從很大程度上說，在體製不改的情況下，國家對人文社會科學的財政金融力量的支持的增加，與文人階層的獨立性的衰落是同時進行的。在很多場合，這種支持不僅導致了一般意義上的經濟腐敗，更重要的是導致了專業精神的消失。歷史上，知識分子一直被視為社會的良心，但這個良心現在是否存在，可以爭論。不過，明確的是，這個良心即使存在，也很少有積極的回報了，更多的是麵臨有形或者無形的懲罰。
當文人階層消失之後，政府所能依靠的力量就是黨政官僚體製了。在沒有強大的社會力量參與政治過程的情況下，官僚體製很難對付自身和社會之間的矛盾。相反，如上所分析的，官僚體製本身往往是矛盾的根源。
地方政權不能有效解決社會矛盾，表明地方政治權力出現了真空。
這就直接導致了武俠小說所描述的“俠義精神”在一些地方的崛起。黑社會有很多種含義，但在一些時候，黑社會可以說是正常社會和法律秩序之外的另一種秩序，當前者失靈的時候，後者就跟隨而來。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也要求助於這些力量來解決問題，形成黑白共存的局麵。
中國基本上是一黨執政體製，或者說是一黨獨大體製。官方所定義的“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多黨合作製度”就其實質來說也是一種一黨獨大的製度。一黨執政體製和傳統皇權有很多相似之處，也就是說，如果這個體製要運轉有效，文人階層應當發揮積極的政治作用。毫無疑問，如何為文人階層的成長創造一個製度條件，如何重建中國的文人傳統，文人階層如何去官僚化而扮演一個獨立的政治角色，這些都是中國政治發展過程中所麵臨的重要問題。
原刊於《聯合早報》2008年7月29日
第七部分 民主的中國模式
新一波“黨內民主”政治改革？
最近，西方一些主流媒體報導，胡錦濤即將發表有關中國新領導層進行政治改革的講話，報導說胡錦濤將勾畫出十多年來中國最重要的以“黨內民主”為中心的政治改革計劃，準許黨內出現更多競爭，容許自由選舉，開放討論，等等。不過，一些報導也稱胡錦濤的計劃不見得會在黨內受到歡迎，因為既有保守派的反對，也有改革派的質疑。
實際上，自從“非典”爆發以來，無論是西方的中國觀察家還是中國國內知識分子，很多人都認為新領導層會進行政治改革。有人甚至認為即使新領導層沒有足夠的權力基礎，也完全可以利用這次“非典”事件來進行政治改革，從而鞏固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