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政府所強調的第三個層麵的問題似乎更為嚴峻。一方麵是維穩過程經常傾向於過度使用暴力機器，另一方麵甚至出現了國家暴力“私有化”的現象，最明顯的就是這些年曝光的“黑監獄”事件。而暴力的“私有化”更助長了維穩的暴力性。
很顯然，前兩個層麵社會秩序的缺失和暴力機器的凸顯，促使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對立化。而這種對立才是社會不穩定的真正根源。
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是中共創舉
但是，中國並不是一定要走上這樣一條道路的，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徑也是存在著的。實際上，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在社會管理方麵積累了很多很好的經驗。
在20世紀90年代，執政黨通過把社會力量容納進政權的政治過程來管理社會，這主要表現在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參政上。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許在國有部門之外發展出一個非國有部門來，民營經濟很快在很多指標上超越了國有部門。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民營企業家怎麽辦？這是個很大的新興社會群體，在社會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對這個新興群體，盡管當時社會有很大的爭議，但執政黨還是為這個群體開放政治過程。無疑，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是共產黨最具有創意的決策。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共產主義的目標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消滅資本家。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是中國共產黨的創舉，也使得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共產主義政黨區分開來。這種實事求是的做法，使得執政黨本身可以生生不息。
同時，這些年來，政府也在努力進行社會製度建設。社會政策多年來是政府頭等重要的議程，在一些方麵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由此看來，“社會管理”和“管理創新”往哪個方向發展，應當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在加快社會改革的基礎上，繼續走90年代的路，即把新興社會力量吸納到政治過程中，就會促使社會管理走上一個可持續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良性互動，最終造成強政府、強社會的局麵。而如果是繼續甚至強化這些年的“維穩”思路，那麽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使得基於暴力之上的社會管理更加不可持續，政府和人民陷入惡性互動，最終造成弱政府、弱社會的局麵。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1年5月24日
第六部分 民主與利益代表
是利益代表危機還是利益表達危機？
共產黨高層提出“三個代表”，又提倡容許私營企業家入黨。正如高層所表達的，中共這樣做是因為“中共要與時俱進”。這話並沒有錯，共產黨如果要保持和社會的相關性，就必須隨時調整和社會群體的關係。自改革開放、特別是90年代初鄧小平“南巡”以來，中共麵臨的“代表危機”越來越嚴重。從傳統上說，中共代表的主要是五個社會群體，即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以及黨政官員，但改革已經大大改變了這種情況。從前是意識形態社會，政府規定工人和農民是領導階級，現在已經轉變成為利益社會，工人、農民的經濟地位已經大不如從前了。更重要的變化是私營企業家階層的興起。這個階層雖然人數少，但經濟能量大，如果共產黨把這個階層排除在外，政權的基礎很容易被削弱。與時俱進意味著共產黨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階級或者社會基礎。這就是“三個代表”提出的政治背景。
提出“三個代表”很及時，它至少說明了高層已經意識到執政黨所麵臨的代表危機。現在問題已經提出來了，很多人認為共產黨可以轉型了，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轉型成為一個類似於社會民主黨那樣的政黨。但問題並非那樣簡單，中共真正的危機並非利益代表的危機，而是利益表達的危機。
在利益代表上，中共從來就沒有麵臨真正的危機。從前革命時代依靠的是工人和農民，當然黨要代表工人、農民的利益。現在搞經濟發展，依賴的是企業家。企業家為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不代表他們的利益就不合乎邏輯。這種代表範圍的變化，甚至代表重點的轉移，並不困難。
盡管江澤民的“七一講話”受到黨內左派人士的批評，但擁護這個決定的也不少。可以相信，局麵已定，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這個決定了。轉型這麽容易完成，主要是因為這是利益代表而非利益表達。利益代表是自上而下的事情，高層可以隨意地代表其所要代表的利益。正如在毛澤東時代，盡管黨宣稱要代表農民的利益，並非農民也是領導階級的一部分，但實際上的政策卻是犧牲農民的利益的。人們可以說，黨可以隨意改變其所代表的階級，但這樣的代表可以沒有任何意義。
政黨轉型並不是靠宣稱就可以做到的。如果執政黨隻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作代表的轉型，那麽這樣的轉型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轉型，或者說，這是一種人們不想看到的轉型。為什麽這樣說？關鍵在於真正的轉型要從利益表達做起。
什麽是利益代表？一位朋友有個現身說法。一天，他被北京的一位企業家邀請參與一個家庭聚會。受邀的有企業家朋友和電影明星，當然還少不了為聚會做飯燒菜的廚子。當問及時下討論最多的“三個代表”時，這位企業家就說：“我們這些企業家就是第一個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你們唱歌跳舞的就是第二個代表（最先進的文化），而那邊廚房裏的就是第三個代表（最廣大的人民）。”這個比喻很形象，很能幫助人們理解高層作代表轉型的動機，但也能幫助人理解這種利益代表背後的深刻危機。
很顯然，前兩個層麵社會秩序的缺失和暴力機器的凸顯，促使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對立化。而這種對立才是社會不穩定的真正根源。
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是中共創舉
但是，中國並不是一定要走上這樣一條道路的，其他更有效、更符合人性的途徑也是存在著的。實際上，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在社會管理方麵積累了很多很好的經驗。
在20世紀90年代，執政黨通過把社會力量容納進政權的政治過程來管理社會，這主要表現在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參政上。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改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容許在國有部門之外發展出一個非國有部門來，民營經濟很快在很多指標上超越了國有部門。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民營企業家怎麽辦？這是個很大的新興社會群體，在社會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對這個新興群體，盡管當時社會有很大的爭議，但執政黨還是為這個群體開放政治過程。無疑，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是共產黨最具有創意的決策。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共產主義的目標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消滅資本家。容許民營企業家入黨，是中國共產黨的創舉，也使得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共產主義政黨區分開來。這種實事求是的做法，使得執政黨本身可以生生不息。
同時，這些年來，政府也在努力進行社會製度建設。社會政策多年來是政府頭等重要的議程，在一些方麵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由此看來，“社會管理”和“管理創新”往哪個方向發展，應當是很清楚的。如果是在加快社會改革的基礎上，繼續走90年代的路，即把新興社會力量吸納到政治過程中，就會促使社會管理走上一個可持續的道路，促成政府和人民之間的良性互動，最終造成強政府、強社會的局麵。而如果是繼續甚至強化這些年的“維穩”思路，那麽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使得基於暴力之上的社會管理更加不可持續，政府和人民陷入惡性互動，最終造成弱政府、弱社會的局麵。
原刊於《聯合早報》2011年5月24日
第六部分 民主與利益代表
是利益代表危機還是利益表達危機？
共產黨高層提出“三個代表”，又提倡容許私營企業家入黨。正如高層所表達的，中共這樣做是因為“中共要與時俱進”。這話並沒有錯，共產黨如果要保持和社會的相關性，就必須隨時調整和社會群體的關係。自改革開放、特別是90年代初鄧小平“南巡”以來，中共麵臨的“代表危機”越來越嚴重。從傳統上說，中共代表的主要是五個社會群體，即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以及黨政官員，但改革已經大大改變了這種情況。從前是意識形態社會，政府規定工人和農民是領導階級，現在已經轉變成為利益社會，工人、農民的經濟地位已經大不如從前了。更重要的變化是私營企業家階層的興起。這個階層雖然人數少，但經濟能量大，如果共產黨把這個階層排除在外，政權的基礎很容易被削弱。與時俱進意味著共產黨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階級或者社會基礎。這就是“三個代表”提出的政治背景。
提出“三個代表”很及時，它至少說明了高層已經意識到執政黨所麵臨的代表危機。現在問題已經提出來了，很多人認為共產黨可以轉型了，從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轉型成為一個類似於社會民主黨那樣的政黨。但問題並非那樣簡單，中共真正的危機並非利益代表的危機，而是利益表達的危機。
在利益代表上，中共從來就沒有麵臨真正的危機。從前革命時代依靠的是工人和農民，當然黨要代表工人、農民的利益。現在搞經濟發展，依賴的是企業家。企業家為社會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不代表他們的利益就不合乎邏輯。這種代表範圍的變化，甚至代表重點的轉移，並不困難。
盡管江澤民的“七一講話”受到黨內左派人士的批評，但擁護這個決定的也不少。可以相信，局麵已定，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改變這個決定了。轉型這麽容易完成，主要是因為這是利益代表而非利益表達。利益代表是自上而下的事情，高層可以隨意地代表其所要代表的利益。正如在毛澤東時代，盡管黨宣稱要代表農民的利益，並非農民也是領導階級的一部分，但實際上的政策卻是犧牲農民的利益的。人們可以說，黨可以隨意改變其所代表的階級，但這樣的代表可以沒有任何意義。
政黨轉型並不是靠宣稱就可以做到的。如果執政黨隻是根據自己的利益來作代表的轉型，那麽這樣的轉型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轉型，或者說，這是一種人們不想看到的轉型。為什麽這樣說？關鍵在於真正的轉型要從利益表達做起。
什麽是利益代表？一位朋友有個現身說法。一天，他被北京的一位企業家邀請參與一個家庭聚會。受邀的有企業家朋友和電影明星，當然還少不了為聚會做飯燒菜的廚子。當問及時下討論最多的“三個代表”時，這位企業家就說：“我們這些企業家就是第一個代表（最先進的生產力），你們唱歌跳舞的就是第二個代表（最先進的文化），而那邊廚房裏的就是第三個代表（最廣大的人民）。”這個比喻很形象，很能幫助人們理解高層作代表轉型的動機，但也能幫助人理解這種利益代表背後的深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