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社會自我管理還是“被”管理，都涉及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問題。這種關係在學術界被稱為regime，或者政權形態。西方社會所討論的“regime 插nge”，中文翻譯成為“政權更替”。這個譯法的意思並不是很確切。在一些非民主國家，西方政府利用那裏越來越壯大的非政府組織搞政權更替，這使得“公民社會”這個概念在中國變得非常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一些人簡單地認為，公民社會的發展不僅不利於社會穩定，反而會對政權構成威脅。但事實上，“regime 插nge”比“政權變更”具有更豐富的含義。如果“regime 插nge”僅僅是“改朝換代”，那當然比較敏感。但實際上，這個概念更多指的是政權形態的變化，也就是要改變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的關係。這種變化不是革命，而是改革，就是對現存的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進行變革，使其走上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因此對政權和社會都有好處。
很多人把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對立起來。在對立的意義上，就會產生兩個極端：要麽隻有政府，沒有社會；要麽隻有社會，沒有政府。兩者似乎都是零和遊戲。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就是一個隻有政府沒有社會的典型案例。當時人們在理論上視國家和社會關係為一種零和遊戲，在實踐上，基本上就不存在任何社會，所有社會個人都被“原子化”，通過各種人身限製，依附於國家和政府。
另一個極端是隻有社會，沒有政府。這個極端的典型，最糟糕的情況就是無政府狀態，而最好的情況是社會的完全自治或自發的組織。不過，從歷史上看，完全自治的社會無論中外都沒有出現過。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府，不管政府以什麽樣的形式出現。
在學術界，幾十年來，人們對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一直有很多爭論。兩者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四種情況：強政府、弱社會；強社會、弱政府；弱政府、弱社會；強政府、強社會。
很顯然，最差的情況是弱政府和弱社會，而第四種情形即強政府、強社會是最理想的。
中國屬於哪一種？很多人肯定會說是“強政府、弱社會”。但實際上，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
一方麵，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中國體現出典型的強政府現象。中國政府很強大，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來達成其政策議程，似乎能“從容”應對來自社會的各方麵挑戰。但從另一方麵看，中國不僅社會很弱，政府也很弱。政府的很多政策推行不下去，往往停留在字麵上。為什麽會這樣？
弱社會不利政府
這和社會弱有關係。社會對政府很難施加影響力，中央政府隻有依賴官僚機構來推行政策。但沒有社會對官僚機構的壓力，官僚機構就沒有動力來實施政策，而弱社會本身更沒有力量來實施政府政策。中國政府強大的動員能力來自政治方麵的動員。不過，政治方麵的動員一旦使用過度，就會產生很多負麵效應，其中最大的負麵效應就是使得本來已經很弱的製度更加脆弱。例如法製，法製是任何一個國家製度能力的保障，而中國各種形式的政治動員經常是超越甚至破壞法製的。在很多地方，一些領導人盡管也強調法製，但更熱衷於通過政治動員來作政策執行，這使得中國社會法治化目標的實現還遙遙無期。
很明顯，在社會管理方麵，人們應當爭取的是第四種情況，就是強政府和強社會。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場零和遊戲，可以是雙贏遊戲。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具有自我組織化能力的社會。沒有社會，政權就沒有基礎；如果社會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
那麽，如何實現“強政府、強社會”的目標？經驗地看，這樣一個社會必須是以下三種秩序的共存：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層麵的社會秩序是社會的自我管理。社會如果沒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勢必什麽都要依賴政府。政府什麽都管的話，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管理也必然無效。要社會形成自我管理，必須賦予社會足夠的空間，這就要求政府放權給社會。政府必須把那些社會可以自我管理的領域開放給社會本身。此外，政府也應當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領域讓渡給社會。不過，應當強調的是，社會的自我管理並不是社會的放任自由，政府要對涉及公共利益的社會領域進行規製。
第二個層麵是政府和社會的夥伴關係。在一些政府必須參與管理的領域，也不見得政府要親自管理，而是可以委託給社會組織來進行管理，就是說，政府和社會可以是夥伴關係。委託給社會管理可以減少管理的成本，使得管理更加可以持續。
第三個層麵才是政府管理的社會秩序。盡管近現代國家最大的特徵是壟斷暴力，使用暴力機器來維持社會秩序，但從大多數先進國家的經驗看，政府在社會管理方麵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製度建設上，包括法製、社會製度（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使用暴力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最後一種、也是不得已的方式，政府應當把重點放在製度建設上。製度就是社會個體和群體活動的舞台。
在中國，政府顯然把重點放在第三個層麵上。就第一個層麵而言，盡管社會自治也具有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例如表現在村民自治的概念中），但在政策層麵，自治的範圍非常狹小。因為不能充分放權社會，社會發展缺少空間。而在一些地方，官員又把自治理解成為放任自由，缺失規製，導致黑社會盛行和無政府狀態出現。在第二個層麵，政府和社會建立夥伴關係不是中國的傳統。在中國的傳統中，社會歷來是政府的附屬品、被管理的對象。政府和社會平等的觀念的建立尚需時日。
很多人把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對立起來。在對立的意義上，就會產生兩個極端：要麽隻有政府，沒有社會；要麽隻有社會，沒有政府。兩者似乎都是零和遊戲。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就是一個隻有政府沒有社會的典型案例。當時人們在理論上視國家和社會關係為一種零和遊戲，在實踐上，基本上就不存在任何社會，所有社會個人都被“原子化”，通過各種人身限製，依附於國家和政府。
另一個極端是隻有社會，沒有政府。這個極端的典型，最糟糕的情況就是無政府狀態，而最好的情況是社會的完全自治或自發的組織。不過，從歷史上看，完全自治的社會無論中外都沒有出現過。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政府，不管政府以什麽樣的形式出現。
在學術界，幾十年來，人們對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關係一直有很多爭論。兩者之間的關係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四種情況：強政府、弱社會；強社會、弱政府；弱政府、弱社會；強政府、強社會。
很顯然，最差的情況是弱政府和弱社會，而第四種情形即強政府、強社會是最理想的。
中國屬於哪一種？很多人肯定會說是“強政府、弱社會”。但實際上，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
一方麵，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中國體現出典型的強政府現象。中國政府很強大，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來達成其政策議程，似乎能“從容”應對來自社會的各方麵挑戰。但從另一方麵看，中國不僅社會很弱，政府也很弱。政府的很多政策推行不下去，往往停留在字麵上。為什麽會這樣？
弱社會不利政府
這和社會弱有關係。社會對政府很難施加影響力，中央政府隻有依賴官僚機構來推行政策。但沒有社會對官僚機構的壓力，官僚機構就沒有動力來實施政策，而弱社會本身更沒有力量來實施政府政策。中國政府強大的動員能力來自政治方麵的動員。不過，政治方麵的動員一旦使用過度，就會產生很多負麵效應，其中最大的負麵效應就是使得本來已經很弱的製度更加脆弱。例如法製，法製是任何一個國家製度能力的保障，而中國各種形式的政治動員經常是超越甚至破壞法製的。在很多地方，一些領導人盡管也強調法製，但更熱衷於通過政治動員來作政策執行，這使得中國社會法治化目標的實現還遙遙無期。
很明顯，在社會管理方麵，人們應當爭取的是第四種情況，就是強政府和強社會。國家和社會、政府和人民不是一場零和遊戲，可以是雙贏遊戲。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具有自我組織化能力的社會。沒有社會，政權就沒有基礎；如果社會是脆弱的，政府必然是脆弱的。
那麽，如何實現“強政府、強社會”的目標？經驗地看，這樣一個社會必須是以下三種秩序的共存：
第一個也是最重要層麵的社會秩序是社會的自我管理。社會如果沒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勢必什麽都要依賴政府。政府什麽都管的話，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管理也必然無效。要社會形成自我管理，必須賦予社會足夠的空間，這就要求政府放權給社會。政府必須把那些社會可以自我管理的領域開放給社會本身。此外，政府也應當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領域讓渡給社會。不過，應當強調的是，社會的自我管理並不是社會的放任自由，政府要對涉及公共利益的社會領域進行規製。
第二個層麵是政府和社會的夥伴關係。在一些政府必須參與管理的領域，也不見得政府要親自管理，而是可以委託給社會組織來進行管理，就是說，政府和社會可以是夥伴關係。委託給社會管理可以減少管理的成本，使得管理更加可以持續。
第三個層麵才是政府管理的社會秩序。盡管近現代國家最大的特徵是壟斷暴力，使用暴力機器來維持社會秩序，但從大多數先進國家的經驗看，政府在社會管理方麵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製度建設上，包括法製、社會製度（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等。使用暴力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最後一種、也是不得已的方式，政府應當把重點放在製度建設上。製度就是社會個體和群體活動的舞台。
在中國，政府顯然把重點放在第三個層麵上。就第一個層麵而言，盡管社會自治也具有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例如表現在村民自治的概念中），但在政策層麵，自治的範圍非常狹小。因為不能充分放權社會，社會發展缺少空間。而在一些地方，官員又把自治理解成為放任自由，缺失規製，導致黑社會盛行和無政府狀態出現。在第二個層麵，政府和社會建立夥伴關係不是中國的傳統。在中國的傳統中，社會歷來是政府的附屬品、被管理的對象。政府和社會平等的觀念的建立尚需時日。